於是，一部現代哈姆雷特開場了。今年一月二日，國會決定公開祕密警察檔案。那些受害者們震驚了！在出賣他們的人裏面，除了吃官餉的警察、黨官和幹部外，還有他們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鄰居，甚至家裏最親近的人：丈夫、妻子、父親、子女。德國人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從事反對運動的現任國會女議員維拉沃倫伯格，一度被祕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爲推倒柏林牆的重要領袖之一，並於九０年當選爲統一後德國的國會議員。維拉推動通過了法案，爲祕密警察迫害過的人尋求正義。於是公開了祕密檔案。每個公民都有權利查閱自己的檔案。結果像其它人一樣，維拉被檔案中的祕密震駭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個特務和線民提供的報告。其中一份最詳盡的報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細節的內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這個化名的線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們有兩個兒子。丈夫以」兩個孩子的名義」發誓那種事不是他乾的，可是最後不得不承認了。維拉與努得離婚。努得沒臉見人，自己搬到鄉下隱居起來。

檔案公開後，許多德國人都遭遇了同樣的悲劇，那是舊時代揮之不去的記憶，是骯髒而又無奈的故事。每天德國的報紙都登載出這樣一些駭人聽聞的祕密。許多昨日的異見人士都幹過出賣同志的事情，從而辭去了民選的職位。包括第一位非共產黨總理德邁西亞，也被揭出了做線民的歷史。

那是歷史上最龐大的案卷。在前東德一千八百萬人口中，祕密警察備案了六百多萬人口。也就是說，每三人中就有一個人被警察監控。這樣規模的情報工作，造成了夫婦之間、朋友之間、同事之間，到處都是警察的線民。檔案中的材料，大多數由非專業的線民提供，而非由職業祕密警察提供。線民們出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在壓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誘惑下，出賣了別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員。

「爸爸你幹了什麼？」這是五十年代戰後兒童質問他們做過納粹的父親所用的一句話。今天，後共產時代的德國的孩子們又一次問成年人同樣的問題：「爸爸你幹了什麼？」多麼嚴峻，讓你無法迴避。不幸的德國人又一次受到命運的捉弄。

每個前共產國家都有祕密警察。祕密警察的兇殘在冷戰結束前便爲世人所知曉。但」恐怖檔案大公開」後，令人震撼的是德國祕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們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長的檔案，藏有二十一億兩千五百萬頁案卷，重達六千二百五十□。

九０年十月德國統一後，波恩國會就祕密檔案如何處理猶疑不決。一些議員警告，檔案中的祕密太具爆炸性，以致於不宜公開，並建議燒燬。另一些人則建議爲了社會安全的理由，必須封藏若干年後才可以公開。或者經處理後部分公開。

然而東德當選的議員則反對這些意見。他們說服國會公開檔案的名字，每個被專政監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閱自己的卷宗，而不對第三者公開。西德報紙評論稱，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將如此浩繁的警察記錄公開給如此衆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東德祕密警察銷燬了一部分最恐怖的檔案，如東德支持西德恐怖主義分子—赤軍旅（紅色旅）的檔案。還有一些被帶走，有的是爲了保護自己，有的是爲了拍賣或用之威脅敵對者。但基本上，檔案保存得相當完整，可爲歷史學家提供大量有價值的文史資料。

檔案公佈後，人們發現許多過去最受尊敬的東德人士，原是祕密警察的長期線民。如勃蘭登堡前總理斯托斐，冷戰時代的公開身份是東德天主教堂行政總管，爲祕密警察做過二十五年的線民。前柏林國際知名的洪堡德大學校長芬克，定期向祕密警察提供報告，彙報教授和學生們的政治態度。此外，還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師等，可以說每一個角落都有警察的」線民」。

閱讀了自己檔案後，許多人對祕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懷疑。因爲他們收集的所謂」情報」無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幾次垃圾，工具放在何處等等。祕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監視攝像機裝在公共廁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廁一趟，檢查錄像中有無情況發生。例如，檔案中這樣記錄：

「他穿過馬路，在肉店買了一條香腸，然後他同店員交談。我買一條香腸，帶芥茉的嗎？是的。」

東德歌星比爾曼發現，他的檔案一共四萬頁。他自己怎麼也讀不下去，太無聊了。當然，卷宗內還錄下了他與女朋友調情的每一句話，回味起來蠻有意思的。

東德的祕密警察收集如此衆多公民的、如此無聊的祕密檔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統治者病態的恐懼。他們把每個公民都視爲潛在的敵人，記錄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結果他們還是不能及時發現與控制住有組織的反抗運動席捲全國，推倒他們的專政。

不屑說，祕密警察組織不是檔案館，他們收集情報的目的在於懲罰政權的敵人和一切潛在的反叛者。物理學家，人權活動家帕皮斯被祕密警察騷擾了二十年。他失去工作，時常被拘留。從檔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計劃破壞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遠他，甚至鼓動他的兒子反對他。他們要他的妻子離開他，條件是可以獲得更高級教育的機會和獲得一筆金錢，還可以獲得到其它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旅行的簽證。爲此目的，祕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設法與帕皮斯的妻子建立親密關係。

帕皮斯看過檔案後對記者表示：」祕密警察從個人和事業全面地設法摧毀我的生活，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壞，這簡直是魔鬼的行爲。」

過去認爲祕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毀的反對場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異見人士到處受到監視，但卻能在教堂從事政治活動，這是東歐反對運動不同於中國的特點。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許多組織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祕密檔案公開後，歷史被重寫了。事實證明有數千宗教工作者，牧師甚至高級主教與警察合作，充當警局的線民。最令人驚奇的是東德唯一的非共產黨總理得麥西爾。他是東德天主教高級教務主管，一九八九年成爲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參與了推翻政權的組織工作，並在共產黨垮臺後被選爲總理。他的傳奇是矛盾的，人格是雙重的，最終因爲被揭發了過去的線民歷史而退出政壇，隱居起來。

另一方面，拒絕與當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則受到祕密警察的無情打擊。特務們全天二十四小時監控跟蹤他，讓他長期生活在沒有隱私，沒有常態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並用匿名信的方法散佈謠言說他雞姦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醫生突然告訴他，他患了一種罕見的疾病，必須從現在起一直吃藥才能維持生命。否則他的體力將逐漸喪失。接受醫生的治療後，艾格爾果然開始喪失體力，這使他一度想自殺。結果他在絕望後不再遵醫囑吃藥，他的健康竟自動恢復了。從祕密檔案中，艾格爾終於發現他幾乎不能想象的祕密：他根本沒病，那名醫生是祕密警察的僱員。祕密警察指使醫生用抑制精神的藥品，企圖破壞艾格爾的健康。

艾格爾評論他的遭遇說：」東德政府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聲譽，他們不能使用毒氣室、暗殺隊。於是他們暗地裏進行最恐怖的勾當，他們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擊反對人士。」艾格爾後來帶著檔案找到那名祕密警察僱傭的醫生，發現他已經精神崩潰，但還在撒謊說他曾試圖保護艾格爾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而沒有拿出檔案同醫生對質。他已經受到良心上的打擊，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況下，祕密警察的鎮壓目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被認爲對國家有危險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從事反對運動與否，你屬於某個圈子，便是危險分子，例如，幾乎所有的音樂家、畫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創造性的職業人士，都不願順從東德的統治方式，從而一定是危險的，必須被監控和加以打擊的。

從六十年代起，東德許多前衛藝術家，開始遷入柏林的一處衰落的街區。那裏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氣息濃厚，好象紐約曼哈頓的東村。藝術家們一到週末便聚集街頭，朗誦詩作，展覽繪畫，演奏音樂，同時以幽默的方式表達對共產黨的不滿。一種反叛性文化生長出來。

言論是他們唯一的行動。沒有誰相信他們的長髮、酒吧和連他們自己都說不清楚的前衛藝術可以威脅當局的統治。他們甚至脫離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標新立異，形成一個孤立的社會島嶼。但是他們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種獨立和異端傾向，祕密警察對此不能容忍。

祕密檔案暴露了，這是一個祕密警察最關注、最仔細監控的一個社區。許多藝術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詳細地向警方報告他們的朋友所說、所做的一切。這裏的警方特務總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氣橫溢的作家、發行人、設計師和音樂家。安德森的特務身份公開後，一大羣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們太了解他，太喜歡他，以至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東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魯茲拉熱諾便是安德森負責監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對記者談到看檔案的感觸：」我的反應越讀越不同。那些報告是我過去的詳細記述，雖然丟失了一半，但還有五千多頁。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靜地讀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讓我感受到沉重的打擊。那些出賣我的人，多數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們怎麼會作這一切讓我永遠無法理解。他們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乾的事，讓我到現在還不願意相信。也許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時充當兩種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兩種世界裏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個奇蹟。」

安德森則爲自己辯解說，他實際上是一個君主主義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認爲祕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堅持說，那只是一種無奈，」祕密警察並不能控制我。」他承認他有恐懼，如果不合作，會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來，這對我是一種勝利。」

但是儘管他祕告了許多藝術家，但從不相信這些人真的威脅著政權。安德森沒有懺悔之感。」因爲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別人受到傷害，那我承認我作了惡。因此，告密和作惡還是有差別的。」

安德森不是什麼特殊的例子。在艾爾福特市，三十萬人口中有五萬人充當了祕密警察的線民。線民們打別人的小報告，同時自己也被別人告密。一些線民們自己表示，實在不理解自己在幹什麼？一個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爲什麼有這麼多的人爲祕密警察工作呢？難道東德人民喜歡這個制度，或特別忠於國家嗎？

的確有一部分人信仰馬克思主義，所以自願爲祕密警察工作。多數人是機會主義者，通過爲祕密警察工作贏取一些實惠。還有許多人相信，要讓自己不成爲專政的犧牲品，唯一的辦法是與當局合作。另一些人則在受到脅迫的情況下無可奈何地幹了。足球健將奎斯高在十八歲時受到脅迫，別分配到遠離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許多評論者把東德祕密警察制度與納粹的蓋世太保相提並論，指出充當警察線民的人犯了罪，應當負一定的法律責任。但是如何處罰這麼多的特務呢？難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個特務階級嗎？但是主使這場犯罪的元兇們一定要受到懲罰。德共頭子昂納克已經逃到智利駐莫斯科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下級警察們則表示他們只是國家公務員，一切按照憲法和責任行動，他們沒有違法。

東德受到迫害的人士們希望他們至少能夠知悉，他們是怎樣受到迫害的，這一點現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懲罰那些作惡多端的警察，甚至線民。德國政府已經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調查祕密警察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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