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上記載，齊國的大臣崔杼殺了淫亂無道的齊莊公，齊國太史伯秉筆直書說：「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殺掉了太史伯，然後命其二弟太史仲記載這件事。太史仲毫不猶豫，寫下的仍然是這五個字「崔杼弒其君」，於是也被殺掉。三弟太史叔繼承兄長遺志，再次寫下「崔杼弒其君」，又被崔杼所殺。太史伯最小的弟弟太史季與三個哥哥一樣視死如歸，仍舊寫「崔杼弒其君」，並對崔杼說：「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崔杼被其正氣所震懾，放棄了歪曲歷史的想法。當太史季出門時，看到另一位史官南史氏手持竹簡而來，便問他來此何干？南史氏說：「我擔心你也被崔杼殺掉，無人記錄史實。」說罷將手裏的竹簡給太史季看，上面也是如實記載著「崔杼弒其君」。
這樣的故事，在現代許多人看來簡直如天方夜譚一般，僅僅爲了一句真話，這些史官竟然如此前赴後繼，大義凜然。其實對於敬天敬神的中華民族來說，人們都相信這種「道義爲之根」的凜然正氣是天地、日月、山河乃至民族的命脈根本。故文天祥有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

從在胡地玄冰中爲守臣節而牧馬十九年的蘇武，到安史之亂中以身殉國的雎陽太守張巡；從精忠報國卻在風波亭遇難的岳飛父子，到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從彈劾閹黨而被捕下獄受盡酷刑的左光斗，到爲變法圖強而喋血菜市口的譚嗣同，這些人只要放棄他們心中的道義，榮華富貴唾手可得，但是他們卻沒有選擇苟且偷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華民族的精神就在這種薪火相傳的道德正氣涵養下得以延續了五千年。

中共政權的建立，使中華民族的精神經歷了一場空前的災難。五七年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窒息了五十多萬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的聲音；淺嘗輒止的古文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焚燬古代典籍和砸爛歷史文物的浩劫，使人們長期接觸不到也讀不懂老祖宗那苦口婆心的諄諄勸善之言；日復一日的無神論宣傳讓人拋棄一切道德顧忌；橫流的物慾誘惑人爲了一己之私而「無法無天」。除此之外，中共任意篡改歪曲歷史，美化暴政和暴君，用無處不在的暴力機器禁止人們有自己的信仰和思想。

於是我們漸漸遺忘了做人的道德底線，遺忘了「捨生取義」的民族精神；我們漸漸學會了自我麻痹和忍辱偷安，學會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學會了不吃眼前虧，也學會了浮誇、腐敗、曲意逢迎和一切唯領導馬首是瞻；認同了善惡標準可以被暴力隨意扭曲，因此根本無善惡可言。釋迦牟尼佛大弟子舍利弗曾感嘆道「墮落容易超升難！」孟子說：「如果人們最想要的就是生命，那麼只要保全性命，什麼手段不會被採用呢？如果人們最厭惡死亡，那麼只要能避開死亡，什麼手段不會被採用呢？」五千年傳承不滅的精神香火啊，到了我們的手中，已是風雨飄搖！

法輪功的出現無疑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僅僅簡單的三個字「真善忍」，涵蓋了民族精神中的精華。習慣了口不對心的政治表態的人們學會了說真話，習慣了「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人們學會了善待他人，習慣於「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們學會了寬容忍耐。對於佛道神的正信，讓人開明智慧，胸懷高遠。這一切不僅僅表現在修煉者身體健康的改善上，更開啓了我們心底都存在和渴望的善念良知，社會的風氣乃至民族的精神也重新獲得了淨化和昇華。人們如獲至寶，奔走相告，修煉者的人數呈指數性增長。

1999年4月25日的「萬人大上訪」是法輪功修煉者風貌的一次大檢閱。這些修煉者中的許多人都知道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但是他們還是胸懷坦蕩地來了，來和政府澄清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他們是那麼從容，那麼耐心，既沒有標語，也沒有口號，沒有喧譁，也不阻塞交通，平心靜氣地等待與中央信訪辦領導對話。

三個月後，那個對擁有上億信衆的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妒忌得發狂的小人終於公開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海外媒體曝光出來的鎮壓手段讓一切良知尚存的人不忍卒讀。數千人被折磨致死，數千人被關進精神病院，數十萬人被關進勞改營，無數家庭妻離子散。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這場集古今中外造謠、洗腦、酷刑、株連、虐殺和精神摧殘手段之大全的鎮壓，卻未能阻止法輪功學員挺身而出講清真相的腳步，他們所承擔的肉體和精神痛苦、以及背後深刻的原因和巨大的責任豈是「捨生取義」這四個字所能了得？!

如今將近四年的時間已經過去，面對整部國家機器的全力鎮壓，法輪功學員作爲一個堅持信仰「真善忍」的整體，仍然頂天立地，傲霜迎雪。更難得的是，他們沒有訴諸暴力，甚至沒有慷慨激烈、罵賊而死的行爲，一直秉持著和平和理性，心平氣和地講述真相。這來自全社會千百萬弟子前無古人的浩然正氣，這難道不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全面迴歸和超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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