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心裏不承認，但梁任公也難否認，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是個「老人」。「老大嫁作商人婦」，可見還是個老婦人。老得幾乎什麼事都做不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死（「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少年中國說》）。

　　沒有被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人大概都有親身體驗，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個「瘋人」。當年那個中國老婦，或許嫁了個洋商人，弄到一副巴黎特產、莫斯科轉銷的特效革命牌返老還童藥。一劑猛藥下去，「新中國」，或者說，「少年中國」，更有中國特色地說，是「紅衛兵中國」誕生了。遺憾的是，實際上誕生的不過是個「天山童姥」。老婦聊作少年狂，狂久了，很難不瘋。

　　也許是癲狂消耗了過多的能量和體力，也許是治療瘋病的精神藥物產生了副作用，後毛澤東的中國病了。換句話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是個「病人」。什麼病？兩大病症：一是左右搖擺症，二是「皇儲」難產症。

　　說到搖擺病，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有體會：今天爲四五平反，明天撤西單民主牆；今天呼籲科學的春天，明天搞思想戰線座談；上午眉飛色舞，闊論解放思想，下午聲色俱厲，疾言堅持什麼原則；上週還號召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本週就宣佈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手軟；春天裏百花香，政治體制改革的高調唱了又唱，秋季裏衆芳歇，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反再反……

　　至於難產病，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皇儲死嬰」作證。現在說「第三代領導核心」，這顯然在暗示，都當過總書記的胡、趙兩人，都不算代，入不了廟堂，享不了廟號。因爲他們當總書記時，「班」（可讀作「玉璽」）還在太宗鄧天子手裏，他們沒有接著。

　　搖擺症是新疾，難產症可是舊病。毛澤東只左不右，從不搖擺，很象一隻向左邊追咬自己尾巴的狗，原地打轉轉，永遠追不著，於是，它認爲，那尾巴是一個遠大理想，值得終身爲之奮鬥。但搞得他心力交瘁的，還是皇儲難產症，從劉少奇，到林彪；從鄧小平到華國鋒，個個難產。彷彿他「生」下「太子」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掐死。等到他老得病得連「太子」那軟嫩的脖子都掐不動時，「太子」就存活下來了。可見，那存活下來的「皇儲」，不是因爲他脖子硬，只是因爲老皇帝指力衰，沒有什麼好牛氣的。皇儲難產症，是中共王朝的遺產性疾病，代代難免，時至今日，仍然無藥可治。

　　1986年3月，我從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入總書記胡耀邦設立的書記處辦公室工作（該機構在胡耀邦下臺後改爲中央辦公廳調研室），親眼目睹了胡耀邦和趙紫陽被「掐死」的整個過程；而這時，左右搖擺症也發作得特別厲害，整個中國象患了瘧疾一樣，忽冷忽熱，有時伴隨著痙攣和抽風。我以日記的形式對這些發病過程作了簡要記錄，整理成這本書。它起自1986年3月25日，止於1987年8月18日。讀者可以把它當作那個時代的「病歷」來讀，也可以把它當作「六.四」的病因來讀。讀完這本書，你或許不同意我的診斷，但你不能否認一個基本判斷：中國有病。「人有病，天知否？」

　　二、病因動力學

　　這本書的「主人公」（如果日記也有主人公的話）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陳雲和鄧力羣。前三者構成了那個時代衆所周知的「鄧胡趙體制」，後兩人結成的是難爲外人道的「陳鄧聯盟」。前者是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主發動機，後者是那個時代抱殘守缺的核心堡壘。前者是在朝的執政派，是主流派別，後者是在朝的反對派，是異見分子。這兩派之間的較量、妥協、再較量，再妥協，直到「鄧胡趙體制」完全崩潰，直到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死一囚，是鄧小平王朝宮廷故事的主線索。

　　但是如果沒有兩條副線，就不能理解，爲什麼執政派沒有鬥得過反對派，主流派輸給了異見分子？爲什麼鄧小平派別完了，鄧本人沒有完，仍然是中共的第二代教主？爲什麼給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一擊的，居然是他們的導師和主帥鄧小平自己？還不能理解，爲什麼會有學潮，而學潮爲什麼總能引發上層政治地震？爲什麼1986、1989兩次大學潮，結局都是兩任總書記下臺？

　　這兩條副線，一條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另一條是改革釋放的民意在中國政治生活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先說第二條副線。如果用極其簡化的框架來分析當時中國的政治光譜，可以說，陳鄧聯盟是左派，鄧胡趙體制是右派（左右的概念均按中國新傳統政治思維方式來理解）。而在鄧胡趙三個人中，胡在人道主義方面更右一點，趙在西方體制方面更右一點，鄧則靠中間一些，有時還左右搖擺。

　　但是，如果引入被改革開放釋放的主流民意，則無論胡還是趙，都不夠右了。當時中國主要有兩個民意表達渠道，一是媒體，而是街頭。媒體民意體現的是知識精英的意見，他們呼籲人道主義，要求精神寬容。街頭民意主要是上街遊行的大學生的訴求，他們嚮往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特別反感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街頭民意表達的高潮就是兩次大學潮。

　　民意肯定是對陳鄧聯盟的致命挑戰，但對鄧胡趙，則既是挑戰，也是支援，更可能是呼籲。因此，對民意，陳鄧聯盟利用他們掌握的意識形態手段，格殺勿論；而鄧胡趙，各人的感受不同。鄧小平感受到的主要是挑戰，因爲他與胡趙相比，更偏中間一點；胡趙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呼籲和支援，因爲按照他們的本性，如果不是陳鄧聯盟的制約，他們的改革開放原本可以放得更開一些。這樣，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鄧與胡趙的共同點多；而在如何對待民意的問題上，鄧小平與陳鄧聯盟有比較接近的立場和利益。

　　這就涉及到上文牽出頭來的第一副線，即鄧與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接班問題是世界上所有非君主非民主的獨裁政體的致命問題，毛澤東晚年的折騰，與他不放心任何一個接班人有很大關係。鄧小平與他相比，有很大進步。他實行權威雙軌制，實際權威一軌，名義權威一軌，自己執掌實際權威，將名義權威讓給他選定的接班人，先是胡耀邦，繼之趙紫陽。他希望在他生前將實際權威　給接班人，自己完全退出政壇和歷史舞臺。他想把權力交接班問題，提前到生前解決，避免死後政治動盪。但他自己解決不了的是這個政體的頑症：第一把手或稱「僭主」的安全飢渴症，他也不難倖免。

　　僭主操心的安全有兩個方面，一是生前的權力和生命安全，二是身後的遺體、子女和「廟號」安全。他最擔心的是生前被他的副手兼接班人搞下臺，也擔心他死後自己的接班人背叛自己的思想和政策，鞭屍貶名，子女遭殃。因此，他對自己的接班人的聲望、思想以及對自己的忠誠度極其敏感。當民意呼籲人道主義、精神寬容和自由民主時，鄧小平就非常關心胡趙對民意的態度。如果他們支援民意，他們的民望會上升，而對自己的忠誠度會下降，他因此感動不安全。他會覺得，他們如果不在他生前取政治領袖權力而代之，也會在他身後取精神領袖地位而代之。

　　這樣，鄧小平只能閉一隻眼睛睡覺，胡趙也只能閉一隻眼睛睡覺，因爲他們都要對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的打擊：鄧要警惕來自左的方面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右的方面胡趙與民意聯盟的威脅。所以，他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而胡趙既要警惕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他們統帥部的內部打擊。鄧小平打擊左時，有胡趙與之聯盟；打擊右時，有陳鄧爲之奔趨，所以他能左右逢源，同時，也造成了鄧時代的左右搖擺症。

　　胡趙被陳鄧打擊時，鄧小平可能相救，被鄧小平本人打擊時，就沒有人能救他們了，因爲他們幾乎不可能在思想和政治上與陳鄧集團結盟。這就是他們的悲劇來源。他們必須兩線作戰，必須橫著站，但他們，尤其是胡耀邦常常意識不到這一點，他總是背對著鄧小平，向前衝鋒，結果，他的致命傷都在背上，如果不是鄧本人打的，便是別人借鄧的手打的。

　　鄧小平出手的時機，往往是民意高漲，　且明顯敵視他的時候。陳鄧聯盟注意到這一點，　且發現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動力學：他們越左，越反動，反抗他們的民意就會越高漲；民意越高漲，鄧小平就越可能與他們結盟，親手刺殺自己的接班人。而鄧每刺殺一次，他自己的胸口也會流血，他的力量也會耗光，因爲接班人難產。

　　這就是他們堅持反動的政治策略，這就是當時中國政治的最大病症：反動有利可圖。左派堅持反動刺激學潮，改革派的領軍人物鄧小平在學潮和反動陣營之間，與反動陣營臨時結盟，猜忌甚至拋棄自己的接班人，是這本書要講的故事，也是胡趙悲劇和六四悲劇的根源。

　　三、道與謀

　　這麼說，是否意味著中共兩代皇儲的悲劇是難以避免的？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歷史很難假設，但我還是願意冒一個險：假如胡耀邦和趙紫陽更精通一點所謂政治權謀，他們面對的可能是另一種結局。

　　粗略地說，在本書5個主人公里，胡耀邦是共產黨的良心，趙紫陽是共產黨的頭腦，鄧力羣是共產黨的手段。胡耀邦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同情弱者和平民，對醜惡現象和官場腐敗有難以自持的義憤。趙紫陽擅長經濟決策，思路清晰，頭腦冷靜，欣賞西方制度。而鄧力羣則堪稱權謀大師，在越級提拔幹部以培養死黨、專門起用壞人以斷其退路、讓忠順者得到一切讓「叛徒」走投無路等權謀方面，當世無人能比。江澤民先生後來只試用了其中一兩招，已經獲益非淺。只可惜改革派有道無謀，保守派有謀無道。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到的中國的不幸。道與謀沒有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但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鄧小平。鄧小平是有良心的，雖然不如胡耀邦的良心那樣動人，否則他不會撥亂反正；鄧小平是有頭腦的，雖然不像趙紫陽的頭腦那樣西方化，否則他不會發動改革；鄧小平是有權謀的，雖然不如鄧力羣的權謀那樣等而下之，否則他不能與陳雲集團周旋那樣久。正因爲此，在本書的5個主人公里，唯有他立於不敗之地。在中國歷史上，非道謀兼具，不能成千秋偉業。有道無謀者危矣，常身首異處，但能流芳百世；有謀無道者恥矣，雖享盡榮華，卻留萬世罵名。

　　有一件事可以對比一下鄧小平和胡耀邦各自在政治上的功力。1986年9月中旬，耀邦向小平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