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国人自己还是西方经济专家都在考量中国“入世”所能承受的能力，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而经改20年奠定的中国“经济奇迹”究竟还能持续多久，或者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说，“红旗”还能打多久？据法国专家的分析，中国“入世”的前景可以用汉语“危机”一词来诠释：在汉语里，“危机”这个词若拆开来读，既意味著“机遇”，也包含著“危机”，而中国经济恰恰是危机已经来临。危机不仅意味著经济改革的成败，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意味著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瓦解。这种变化的风险将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它所撼动的不仅仅是一般人的生活习惯，而是经济颠覆制度，即使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尚未被多数居民作为疑问提出来，它也标志著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最后失败。

法国费加罗报经济版特派记者斯蒂凡．马尚（Stephane Marchand）最近前往中国大陆实地考察后发回长篇分析和评论文章（详见12月4日费加罗报经济版“全球变化与风险”专栏），指出中国大陆腾飞了20年的“经济奇迹”已经出现羽翼麻痹的征候。它表现为中国经改深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病：一方面高增长率的“经济奇迹”需要加大投资来维持，另一方面加大投资又促成工业能力过剩而导致价格下跌（资产价格缩水）；国企调整带来的大批失业人口加剧了城市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减轻失业压力本身也需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继续投资又需要市场和消费来支持。马尚认为，这种负面较多的互动特性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恶性循环。

从纯粹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本身并非风险大于好处。从理论上说，中国敞开市场后也获得进入世界市场的便利，因此本国市场受到的冲击本身会因低成本的中国产品涌向全球市场而相对地抵销。中国经改深化的风险更多地来自中国经济结构本身，唯一不同的是这种风险不是纯经济性质的。敞开国内市场后，私营经济的膨胀和扩大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风险将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它所撼动的不仅仅是一般人的生活习惯，而是制度性的瓦解，即使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尚未被多数居民作为疑问提出来，它也标志著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最后失败。

马尚在其题为《中国“奇迹”面临新威胁》的文章里分析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下滑有多种原因，包括全球经济趋缓的客观因素，但对中国经济起致命作用的是中国大陆国企大规模调整引起的社会焦虑。为平息这种焦虑，维持经济高增长率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当局继续把大量公共资金投入大型基础项目，而北京和上海两地成为这种政策的支柱。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靠大型基础项目维持高增长率只能是有限的权宜之计，可以暂时缓解国企调整的阵痛，但不能代替结构性调整。国企“瘦身”使数千万工薪阶层失业最终仍会作为社会痼症显露出来。即使中国目前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避免前苏联转型期的那种经济严重衰退的混乱局面，但它能够阻挡社会转型吗？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3％，但分析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大陆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5％。而另一个难以扼止的人口动态是：未来10年中国大陆农村人口外流将达一亿，将给城市住房造成巨大压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怎样维持经济的高增长率？马尚在其分析文章指出，中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对付和抵销国民收入差距加大和失业率上升带来的问题，江泽民一周前在一个经济会议上也确定中国大陆200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但目前国企改革步履艰难，加之工业能力本身已经过剩，中国大陆要想维持7％的经济增长率，只能向大型基础项目和社会保障领域投放资金，以此来推动短期就业和国内消费。为了刺激消费，政府还准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准（提幅为30％），再加上一段时间来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额外购买力。这不失为一种政策考量，但正如巴黎国民/巴黎巴银行集团驻京机构经济师Bob Zhang所指出，维持7％经济增长率并非易事。

马尚认为，目前世界上工业大国平均公债一般都在国内总产值的70％左右，而按中国大陆目前公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故中国大陆尚有能力追加开支。但是许多“现代派”经济学家均认为，与其追加开支，不如降低税收。中国最近四年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靠向大型基础工程投资来维持的，未来几年再如法炮制，未必能奏效，因为整个经济结构的其他风险极有可能抵销投资效率，甚至使之化为泡沫。

按马尚的看法，随著中国“入世”，虽然大陆这个12亿人口的大市场必须按规定在五年内陆续取消几乎所有贸易障碍，但考虑到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也相应地获得涌向全球市场的权利，故中国“入世”后本国市场受冲击的后果也只是相对的。

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大陆至少有2000余条大小法规要予以废除。世界银行委托的驻北京经济师巴卜塔萨利（Deepak Bhaptasaly）认为，其实中国未等“入世”早就在经济政策方面改弦更张。中国上个月在多哈签署“入世”协议文件，可以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按马尚的看法，最近20年来中国大陆已经大体完成了四大变革：一是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二是农业社会向以加工业为主的工业型社会过渡，三是人口高出生率向严格控制出生率过渡，四是从自给自足型经济向国际开放型经济过渡。

以上四个方面的经济（含部分社会政策）转型，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尤其统制经济政策被扬弃更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共产党极权制度下的一场“资本主义革命”。但马尚认为，在中国这样始终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里，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私营部门的发展和服务业有计划的扩展。

马尚的讨论没有涉及共产党极权体制的形式问题。也许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颠覆力不在于政权，而在于社会根基，专制型态下的自由经济也能产生一个相应的社会型态，尽管社会学家们尚未找到一个合适的哲学尺度来界定它。这是不是法国汉学家、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多米纳克（Jean-Domenach）在讨论今日中国社会型态时所说的“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呢？按多米纳克这一提法的确切理解，中国大陆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是不是“列宁主义＋资本主义”？

据马尚原因的统计资料，中国国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经从70％下降到45％；而目前私营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财富的55％。马尚认为，若不是中国大陆银行职能尚未规范化，私有经济的比例可能更大。它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集资仍然有很大的困难。虽然中国政府从1995年起已不再把银行作为国家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是在政策上使之成为“商业性的”银行，但其职能远不是西方自由经济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中国大陆银行评估客户信誉的技术能力也还刚刚起步，因此信贷业务通常只是面向国有企业，结果是那些人数庞大、惨淡经营的国企使银行深受其累，坏账、死账一大堆，追也追不回来，最后不了了之。据说银行低息贷出的资金总数达1.4万亿元人民币，而到目前为止清除抵押远未完成。

马尚指出，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由于得不到银行贷款，往往被迫铤而走险向“黑市”资本借贷。但随著银行职能正常化，可以想象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发展将会非常迅猛，尤其在服务业领域。

中国大陆虽然名义上早在1992年就已开放服务业市场，但至今中国几乎还不存在真正的服务行业，而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仅从居民庞大的储蓄总额就可以窥见一斑。据统计，大陆居民的家庭储蓄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若加上企业储蓄，则中国大陆的储蓄总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0％。马尚认为，中国大陆“入世”后首先遇到的一场触及社会深层的经济“大地震”就在服务业领域。

在共产党极权制度之下，经济变革能够带来何种程度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的指向是什么？或者说，如何衡量极权体制下的自由主义相对于体制本身的意义？它对体制本身是否具有颠覆性？

这是一个尚难回答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的演变似乎正在变成一种“中间形态”，与1989年后东欧事变的类型完全不同，并且已经引起一些学者兴趣。这个问题在法国已经展开初步的争论和探讨。

马尚似乎对经济变革的颠覆力持乐观的估计。他认为，国家开始鼓励私人买房，中国社会急切期待的是与房地产业、保险业等有关的服务行业的全面敞开。而与个人日常生活有关的那一类服务业，如医疗和理发店等，也会更有前途。即使在企业管理方面，服务业也会有相当可观的市场。随著服务业的全面敞开，不仅居民的生活习惯将发生变化，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根基也将逐步瓦解，譬如国营企业包揽一切的制度，即企业向职工提供工资、住房、医疗、退休金乃至死后安葬费的共产主义制度，包括企业自身营作和生存的方式，如内部须设立后勤、销售、广告以及财会系统、资产评估等一条龙的封闭式社会“大家庭”制度，都将自行瓦解。

——转自《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