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表現說明他們不但沒有良心發現，而且他們那種以我爲重的作風似乎還會繼續脹大，直到爆破。

以我爲重的作風明顯見於中國作家協會對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批評，作協認爲高行健的得獎是出於政治考慮而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作協更認爲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

作協指摘啼笑皆非

對共產黨稍爲認識的人都知道，自從毛澤東在一九四○年的文藝座談會訂下文學要爲政治服務的論調之後，共產黨對文學的態度就只有收和放的分別，爲政治服務的說法一直沿用至今。作協卻指摘人家不是按文學角度評選，自己是和尚（雖然打傘），卻罵人家是禿驢，令人啼笑皆非。

其實，文學爲政治服務和共產黨爲人民服務一樣，只要作家和評論者掌握了文學的解釋權，不難將原有的主客關係顛倒過來。問題是文學在國內並沒有獨立的地位，純粹追求形式的作品便往往被批評脫離現實、消極、空洞等。

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PerryLink教授撰寫的《TheUseofLiterature:LifeintheSocialistChineseLiterarySystem》便指出，在國內文學普遍被視爲一種教化的手段，這點本來無可厚非，真正的問題是在共黨領導的眼中，文學只是領導跟羣衆溝通的一種方式，即是說文學要爲政治服務，而政治則是領導所倡議的政治。最後結果是文學爲領導服務。

作家面對很大壓力

不是說國內的文學就只有歌功頌德，視乎領導的政治需要，文學的尺度有收和放的分別；作家的生存之道首先要看清楚風向，或像天文臺一樣預測政治氣候的轉變。作者指出中國不像蘇聯沒有一個正式審查文學的部門，而是直接由出版單位的黨委負責，黨幹部通常出任主席或副主席，他們通常都是外行，但意見通常被接納，因爲他們更通曉上頭的意向。

作者指出中國的作家面對的壓力比蘇聯時代的作家還要大，因爲後者起碼清楚知道何者可以出版，何者必定被禁。中國的情況卻只能盡在不言中，即使領導間中開腔作了講話也不能作準，一旦遇到具體案例，領導層的作風總比公開講話時保守。因此，即使高行健不是爲了政治理由出走，他的舉動依然是對一個不仁的政權構成威脅。(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