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四)(圖)
 
2017-8-31
 



非法建政前,中共呼籲讓思想衝破牢籠;獨裁後,中共24小時給老百姓洗腦!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編者按:中共在四十年代國民政府當政時期,為「讓思想衝破牢籠」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當時的目地?說是駁「灌輸」理論。現如今不但要求在外企建立黨支部,而且公司的中方合作夥伴敦促修改合資協議,規定將共產黨人員帶入企業管理機構,規定黨支部管理費用要納入公司預算,規定董事會主席和黨支部書記由同一個人擔任。黨組織活動還要向外企公司索要加班費!這還不說,外企被迫允許中共合作夥伴獲得他們的技術,否則可能失去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很大數量的大型外企跟中共國企合資,為了賺更多的錢,外國大老板們就屈膝投降,把自己公司生存的根本保證「技術」拱手送給了中共。這些被錢迷住眼睛的外企老板變的愚蠢無比、思維混亂,親手把自己的公司送入泥沼。

中共非法建政近70年了,前些年網民們上網發帖子要實名制,2017年十九大之前,中共要求上網跟帖的網民也必須實名制。言外之意是,你敢貶「偉光正」,讓你生不如死!

我們接著連載被中共化為紙漿的70多年前的「承諾」。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編者:笑蜀


讓思想衝破牢籠

49.駁「灌輸」理論
50.奴隸的語言
51.讀書與自由
52.論「天真無邪」
53.沙漠化的願望
54.文藝必須爭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證創作自由
55.言論自由與民主
56.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57.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58.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
59.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
60.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61.要為真理而鬥爭
62.民主主義的劍
63.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
64.救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65.以出版自由繁榮出版業: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門
66.論學術自由
67.獎勵自由研究
68.論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
69.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70.論選舉權
71.競選

讓思想衝破牢籠 駁「灌輸」理論

今天我們都很重視青年,把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前途,都寄托在青年身上。這是不錯的。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青年常起著前進運動號手的作用。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充分表現了青年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偉大作用。三年來的抗戰中,在前線,在後方,在遊擊區裡,青年們更提供了無數舍身為國、英勇奮鬥的光榮模範。因此,社會各方面都關心著青年的訓練問題,尤其是思想訓練問題。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把青年們訓練成有用之材,使他們將來能擔負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責任。

關於這個問題,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信仰往往為求其穩固起見,而不容懷疑,不許批評;又為求其普遍起見,而不容選擇,不容規避(《學生之友》)。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這就是說,「我們應給青年的是一個呼吸自由的氣圈,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氣圍;應給他們各種各式的滋養,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應拿著某種定型去一孔出氣地陶鑄」(《大公報》)。前一種主張認為如果沒有統制,則青年知識不豐,閱歷不夠,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後一種主張則以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啟發、要引導,使被訓練者自覺的自願的走上正確道路,否則便不能發生作用。

要正確解決青年思想訓練的方法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下,對於一種思想從無信仰進到信仰,經過怎樣的過程,怎樣的道路,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國際革命運動史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史,都提出了非常豐富的材料和例證。

一種思想要在民眾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說來,應當有下列的條件。第一,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夠解釋各種現象的完整思想系統,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難題,有了這種思想,就可迎刃而解。這樣青年才會感覺這種思想之可貴。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還不夠,必須讓青年參加這種思想所領導的活動。獲得自己實踐的經驗,以從經驗中證明這種思想的正確。實踐是考驗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種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憑人口中的話,而要看實踐中所表現的客觀事實。人們決定對於一種思想相信與否,總是依靠事實和自己的經驗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經過說服、引導,只能是自覺的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眾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們如果在思想方面尋不到出路,就要在別的地方來使用青春的熱和力了。於是頹廢派的誘惑來了。飲食徵逐、聲色狗馬,占住了一部份青年的純潔身心。於是讀死書的風氣盛行了。「今日埋頭讀書,明日努力建國」。結果一部份青年和抗日脫了節。於是苦悶了,徘徊了,悲觀了,失望了。一部份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氣壓之中,這樣青年失去了應有的團結和統一,失去了必要的鍛煉和修養,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這是青年的莫大損失,這是國家民族的莫大損失。

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現在,在三民主義和團結抗戰的思想總方針下,應當讓青年們把學習與抗戰工作聯繫起來,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出革命思想的正確,產生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固不移的信心,鍛煉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艱苦耐勞的作風。和民族解放事業不相容的,是汪逆精衛的破壞抗戰、妥協投降的思想,帝國主義輸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對於這些反動的思想,要實行思想的鬥爭,使青年們自覺自願的反對它們,厭棄它們。民族的戰士,不是在學校裡面,關起大門,用一種「定型法」的思想餵養得出來的,而是在複雜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這正象棟梁之材不是在暖室裡長成、而是在風霜雨露之中長成一樣。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社論
(原題《青年思想訓練問題》)


奴隸的語言

作者:蘆蕻

在暴君的眼裡,奴隸們不過是「能夠說話的工具」。然而,說話畢竟是危險的事情,憑著說話,奴隸們不僅會傾訴出對暴君的憤恨,而且會使同命運的奴隸們由散沙變成凝聚的力量。於是,依賴著皮鞭和槍刺,暴君更使奴隸們變成了無聲的羊群。……

錘打著堅強的石塊,一定會迸裂出火花;敲鉆著結實的木頭,一定會騰冒起煙氣。除非是擊打著散沙碎石,才會迎手碎落,無聲無臭。皮鞭、槍刺下雖然會產生一些歌頌「主上天威、天王聖明」的大小奴才們;但更重要的是奴隸們必定生長出憎惡和憤恨。皮鞭可以敲擊得奴隸們無聲,但它決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長。淫虐使得大多數奴隸們學會了「衷悲而疾視」。皮鞭、槍刺暫時鞏固了暴君的統治,但它又得到「教聰明瞭奴隸們」的結果。雖然是「工具」,奴隸們畢竟還能夠言語;槍刺下固然不允許大聲疾呼,但奴隸們卻學會了囁嚅而道。雖然,聲音是那樣的低沉,那樣的微弱,但奴隸們畢竟不甘於忍受無聲的恥辱了。這聲音將會慰藉著受難者的創傷,吐露出對喝血者的嫉惡,激勵起復仇的願望的。正象岩石下的種籽,雖然被阻塞,被壓抑,但它終於彎彎曲曲,從石縫裡成長起來,從岩石的重壓、荊棘的軋櫟中間,讓幼芽迎向陽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但它會盤根錯節地生長得更結實,更茁壯,能夠忍耐嚴霜,承受風雨,儘管它沒有溫室裡的花草那樣艷麗引人、逗人伶愛,然而它是值得誇耀的,因為它曾經和岩石和荊棘戰鬥過來。岩石雖然帶著要壓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潰和風化的將不是盤根錯節的樹枝,而是專橫頑固的岩石。雖然是彎彎曲曲,樹木終於會從岩石的重壓下生長起來;雖然是微弱、低沉,奴隸們終於吐出了心中的憤恨;當奴隸們由囁嚅而出變成了大聲疾呼,由低徊的估傾到群眾的呼嘯,槍刺將阻止不住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們的命運也就是終結的時候了。

征高盧、滅龐培,愷撒該就算喑嗚叱咤的「英雄」吧!但獨夫之旁畢竟還有勃魯脫司那樣的人物;梟雄如愷撒,始終還繼續不了他的統治,在他的屍體旁邊,奴隸們早已就發出過鋼鐵的巨響了:

「我們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壓迫已經終結。不要耽誤,趕快把這公布到全羅馬的各處!」

──《新華日報》1944年2月1日


讀書與自由

幾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識者的來信,無須說明這是一個純潔的熱血青年,他對現在的某些不大開明的學校,很發了一陣感慨(我不敢名之為牢騷),原因是他們的生活越過越難了。青年的路子越過越窄了,吃不飽,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這且不說,青年人吃點苦原算不得什麼;但最苦惱的是:住在學校裡沒有讀書的自由,懷著一腔熱血,滿心想愛國,希望替國家民族真正做點事情,然而卻又無行動的自由,到這裏青年們似乎實在失去了最後的忍耐力了。可是現在正是抗戰呀,不忍一口氣又能怎麼樣呢?於是乎苦悶,苦悶之余,便覺感慨橫生了。說到這裏,似乎應該發點議論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們,素以「讀書救國」論者自居的,竟不准學生有讀書的自由,某某報看不得呀,某某書包含著「危險思想」呀,學生應該坐在教室裡老老實實呀,真囉嗦得夠嗆。試問學生在學校裡不能夠自由讀書,他還來進學校幹嗎?難道單是曉得了課本上的那點知識就夠了嗎?學生進學校不是為了來求知的麼?不特此也。尤甚於此者的,社會科學一類的書籍,固然不能讀;即使連看文藝小說也覺有些「不穩」了。真是白晝見鬼,豈不令人笑掉牙齒!

讀書固可貴,自由尤為可貴。我們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學校裡有自由讀書的自由。難道這是不合理的要求嗎(所謂讀書,當然要把漢奸書報除外,凡系抗戰書報均有自由閱讀的權利)?噫歟!今之世,難矣哉!

──《新華日報》1940年4月7日


論「天真無邪」

作者:李普

有人這樣說:「據說蒼頡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都戰栗了。」蒼頡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們暫且不去管它。單說現在吧。中國人最相信語言文字的力量」,這倒是確確實實的;否則,不會有人這樣害怕。

但是,據說「仍有理由相信中國是最自由國家之一」。這句話卻很費解。幸而隨即就發現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給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據說,有一個軍營,「他們的言論是很自由的。」何以見得呢?「在壁報上,他們和軍官開玩笑,互相開玩笑,也批評政府。然都是天真無邪的。」──好了,秘密就在這裏。

「天真無邪」是好字眼,年紀大的人常用這幾個字來稱讚無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於朋友之間,或同事之間,就帶了開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輕人對於長者,下屬對於上司,那就更不能用。有哪一個奴才敢對他的主子說「你的言論是天真無邪的」嗎?沒有,沒有這樣大膽的奴才。由此可見,這四個字和「言論自由」或「批評政府」之類連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無邪」者於我無損也。惟其幼稚,所以於我無礙,那麼你說吧,我給你這個自由。

這位先生恐怕我們不相信,特地從那些壁報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資證明。文曰:
「某排士兵夜晚睡覺,其腳臭氣熏天。連床者問曰:為何老不洗腳?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現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腳?」

事實上上面並沒有這種命令,用這位先生的話來說,「這是對軍營命令服從之類的輕微嘲諷,並非真正三月一洗腳。」於是某先生讚曰:「然而這也是標準的幽默,因為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陰森的冷嘲。」──批評政府要輕微嘲諷要標準的幽默,標準幽默要天真無邪,天真無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發都不准碰;要談,就輕微談談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腳鴨!

嗚呼,這真是「最自由國家之一」!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沙漠化的願望

作者:田家英

法蘭西滅亡以後,我們曾讀到I?愛倫堡的幾篇通訊。去年《文摘》譯載過《法國怎樣滅亡的》,其中有一段記述著戰後法國文化統制的情形:國際作家協會會刊《和平與自由》被禁止了;龔古爾文學獎金,法蘭西學院獎金由於作品缺乏而停止審評;報章文藝副刊均明令取消;書店多停了業,剩下的只能出幾冊《歷史》之類的東西;「法國統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囂化為喑啞,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這末後兩句,真說著了歷來統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幹」。聖君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信條,看來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著的了。最適於被牽著鼻子,任人指定誰是他的友敵,導引該走去的方向,是必須使下民們存在在愚頑無知、渾渾沌沌之中,而這也就必須消滅一切新的聲音,統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幾年來努力實現著的「沙漠化」的願望,也已經有了它的政績。今年一月八號的《新蜀報》,記載著重慶書業的情形:……新書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著原來的形象之外,其餘的都改變了面目,原是充滿了有關於抗戰的讀物的書架,而今卻都是《家》,《春》,《戀愛三部曲》,《胡適文存》等戰前的文學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數偵探小說、恐怖小說了,明顯地含著抗戰意義的刊物或成本的書籍,則寥寥無幾……

至於舊書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書,出租的舊書……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俠五義》等等舊小說……(志淵:《文化的墮落性》)

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見的了。荒涼,冷落,這說明大後方的文化界還剩了些什麼。
不過,中國的官家比之法國,卻也有些不同,不那樣直率,講方式,多奇謀,所以同樣是沙漠化的願望,同一是焚圖書,禁刊物,封書店,逼作者,但我們這裏就還有許多排場,言行也極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過「建設文化」,宣布要改善作家生活。雖然提高了稿費,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則根本沒有寫處;加給小學教員幾元津貼,偏要說得和人類文化前進如何有關。拆穿看來,這終於不免是一場笑話。

也還有移屍詐騙的方法。對於文化荒涼,我們還不時能夠聽到一點「憤憤不平」的聲音。譬如去年《中央日報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來,據說:「國家養『士』,而『士』何曾對得住國家?……戰前作家們叫過『國防文學』,民族戰爭,抗戰後那裏去了……唉,哀莫大於心死!」這真令人拍案叫絕的。仇頭落地而手套不污,絞殺了文化,還做穩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筆桿的文人,則在一頓奚落、幾聲感嘆裡,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補者。但奚落的對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蟲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鶴的君子,還做定可以飛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們就還有不少指定必讀的刊物,還出現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這些人之成為名流,並非有文,大多是因為開會。文協有他,文化界動員大會有他,一切文化活動莫不有他。人們也就不能不公認此文人也,實則多是掛了招牌,並無貨色,不過出賣人頭的探子而已。當然也有幾個能文的貴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時發一點匡時之論。這是一種偷進花園和小姐相會的,化為小生的醜腳,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裝接吻,看久了,不過使人連真接吻也厭惡罷了。此外,那些說今天是「戰國時代」,寫著藝術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們,也都還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作品是談「夢的現象」,既不包藏政治陰謀,也無關於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儼然救主,其實是連毛孔裡都滿藏毒箭,正在向淩遲之際而尚未氣絕的人放射過去。自然不易射死,於是還需要嘩啦一番。種種專事造謠的小報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蘇」;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魯迅陳年老帳;或罵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聞》的一篇《週末閑談》。作者說:「提起那些自命為『前進』的文人,就使我們咬定牙根。」從這些中間真使我們聽到了切齒的聲音。

然而,咬牙並非解決問題。「自命為『前進』的文人」還擁有大量讀者,壓迫到不能用筆,也還是留著一張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務日報》上就發表過《籌設中國文化銀行計劃書》,說是要「放款」了,只要來是不愁豐衣足食的,但以後就不再聽到了下落。這是很自然的,簞食壺漿弗得即死,而「嗟來」與之猶且不受,何況恩威並濟,盛氣淩人,去領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勞而獲的寒士。證據是:去年「文化獎助金」據稱已經發了,但我們至今沒有讀到受獎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獵犬的狺狺,並不為看客歡迎。書刊已經不少,指定派訂也已經用盡方法。有教授作文,黨部推銷,照理可以風行天下了吧,但事實並不如此。人語是被抑殺了,而魍魍的嗥嚎也不見得就能夠傳播開去。

一方面沒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壇的雕萎這就成了必然。有骨氣的出版家多停了業,存在的則無書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戰前的作品。官辦的書店掛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義文學體系」,但就連這一類作品也沒有寫出來。這使得一種以介紹新書為主的《讀書通訊》,到今年就不能不變為談英語、論詩詞的刊物。因為文壇乾淨到幾乎一本新書都沒有了,無從評起。

這真是沉重的沙……

但卻絕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麼辦法呢?坑不盡焚不絕的是大眾的願望。曾經被「戰國」派教授們讚賞過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詩」,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毀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國就還有用結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戰的作品在,這些作品為大量青年所愛戴,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從吞吐含蓄中間傳達著中國人民正如何受難、如何掙扎又如何成長──這就是反沙漠化的願望。

儘管迫害,儘管淩虐,新文化仍在走向遠大的去路。我們還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反沙漠化的願望的實現,而疾視屠殺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著人骨的明槍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①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時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員。從1948年起任毛澤東秘書。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楊晦教授在中大演講:文藝必須爭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證創作自由

(中大通訊)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國文學系請楊晦教授演講,題目是《文藝與民主》。來聽講的同學相當多。楊先生先解釋了這個題目的意義和講的動機後接著說:「文藝本來便是民主的。在人類的童年原始時代,沒有個別的藝術家,大家都可以參加藝術活動,人人都有表現藝術才能的機會,這段時間的藝術作品極豐富,和近代的藝術水準比起來,毫無遜色,這為什麼?因為這時的藝術是完全在民主的條件下產生的」。楊先生從中國文學的事實證明不把人當人的專制時代絕不能有偉大的文藝作品;縱然有,也是病態的東西。「一般認為唐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文藝活動特別高漲;但其實,以中國面積這樣大,人口這樣多,這點文學成果和俄國法國短期間比較起來,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時唐朝是個開明的時代,情形就會更好些了。」文藝不只是民主的產物,並且應該民主。這裏楊先生從表現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說明:「文藝注重形象、注重表現的本領,然而,不民主的社會環境偏偏處處破壞人的表現才幹,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藝應該爭取民主,爭取人人有創作的權利」。楊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藝象一面鏡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藝也是爭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會,提供給文藝許多悲慘的題材,文藝揭露了壓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類善良的天性,「最近報紙上載著救濟院內虐殺幼童的事實,這是想象不到的殘酷;如果這些黑暗的現象,用文藝寫出來,或者到舞臺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聞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國文學能夠這樣普及的原因就由於它不是茶餘飯後的閑談,緊緊地接連著生活中的悲慘事件,所以文藝應該爭取美好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要爭取民主」。最後楊先生更特別強調人人都必須知道和了解民主的關係,他引述了希□盜火者普羅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聲調說:「普羅米修士的意義就是『預先知道』,這位英雄預先知道了必然發生的事情,所以他敢於做盜火的舉動。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毀滅人類,其次他知道人類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曉得了偷了火之後一定要遭受殘酷的懲罰。然而單是這三點還不夠,他敢於這樣做,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知道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楊晦教授的講演,就在這裏結束。同學們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覺興奮。星光從天空灑下來,沙坪壩的沈悶環境是不會再長久地維持下去了。

──《新華日報》1944年6月12日


言論自由與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亞首都悉尼市──編者註)的報紙,因為政治新聞被檢扣和出版發行被干涉,引起軒然大波。事實的詳情雖然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從那些報紙抗爭的強烈、以及市民擁護報館、列隊遊行,高呼「我們需要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必須長存」的口號看來,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擁護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的強烈,也可以看到壓制言論,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對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來的兩個口號,正是相連一貫的兩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製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公布的兩種。除明令公布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註),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於新聞自由的痛切呼籲,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殷切嚮往的部份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於記者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自由」(同報,九月一日)。「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雕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人類的命運支配於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象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於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於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於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導。一個國家裡面,若不許人民有知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於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者以報導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於忠誠;若觸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報)。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於自己的天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鏟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作者:陸定一

一位新民報記者問我:「有人以為,中國記者不如英美記者,你的意見如何?」我回答說:「我不以為然。中國記者是並不遜於別國記者的。英美記者固然有他們的長處,但是中國記者,能在重重壓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實消息透露給人民,這種經驗,這種本領,則遠非英美記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樹,生在平坦的地上,長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頭縫裡彎彎曲曲生長起來,雖然樣子矮小,卻確是不容易。」我這裏所說的中國記者,是指大後方的大多數記者而言的。

世界上為什麼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專制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制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湖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記者是應該「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制主義者,而應用來服務於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為這樣的尊貴的主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的「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戰爭中,人民是誰?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士紳、以及一切愛國分子。他們就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主人。專制主義者,則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使人民求生無路。

《新華日報》八年的歷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歷史。這些說不盡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價的,是有重大代價的。《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報紙的典型,他所受的壓迫因而是一切壓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是最大的愛戴。

八年過去了。今後怎樣辦?

這樣辦:(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力求真實,絲毫不茍。

我希望《新華日報》這樣做,希望大後方一切為民主而奮鬥的記者這樣做,並且希望給《新華日報》以經常的指教批評,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聞界裡創造出一種新的作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作風,力求真實的作風。以此作風,來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1日
創刊八周年紀念文章


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

在抗戰勝利中紀念「記者節」,每個新聞從業員都感到一點光榮,但是在光榮背後,對於戴著重重枷鎖而奮鬥過來的新聞記者,每個人也都有一份悲憤和羞慚。悲憤的是我們「文章報國」的志願和力量,在這長期的神聖抗戰中因為這種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個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余;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麼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制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制度開脫,甚至有人由新聞記者搖身一變而為檢查官,用剪刀和紅墨水來強姦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諱敗為勝,要直到兵臨城下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從空氣中傳來的槍炮聲音知道戰事的真相;在後方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說,指摘一點兵役糧政上的缺點,也就是「暴露黑暗」、「沮喪信心」、「妨礙抗戰」,結果是「別有用心」,罪名層出不已。在爭自由民主的神聖抗戰中,檢稿、扣報、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謀放火,這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便飯。歐美報章報導抨擊中國檢查制度的文章,不絕於書,而我們卻受之坦然,怡然自稱我們是爭自由的「民主」強國!

戰爭結束了,英美可不必說,連法西斯的阿根廷、戰敗了的日本都已經取消檢查制度了,大家說阿根廷和日本在偽裝民主,而我們呢,好象連這一點偽裝的勇氣也沒有,「即將」取消、「決定」取消,話也聽得很久了,實施何日?好象這個「國情不同」的地方,對於這把扣緊人民咽喉的枷鎖還不勝其眷戀之情,惋惜之念。今天是什麼日子?不是束縛人民言論自由的法西斯虐政業已打倒、四大自由列為憲草?不是戈培爾已經在播音機前面死掉了?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寫《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

──《新華日報》時評1945年9月1日


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

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衝擊》,一開始就論到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出了這樣一段教訓:

「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已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護),一面無時或忘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致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國多年,是位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的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了解,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在羅斯福親自出席參加之下,曾通過議案,已預定設立特別委員會起草提議,以便日後或由美國政府主持與其他列強談商,目的也是為了保證國際間的言論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又通過決議,認為全世界新聞和通訊自由對避免未來戰爭十分重要,決定請由國際協定形式,保障此項自由。《聖彼得斯堡時報》的編輯鮑恩特,且提議向美國國會請願,要求宣布美國的國策,「拒絕承認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任何政府和個人。」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同人怎樣重視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份。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9月1日社論原題《祝記者節》


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也可以說就是代表了輿論的力量。如果我們要為中國記者從自己歷史中找尋優良的傳統,怕首先就應舉出這樣的風格,作為我們記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於今日的新聞記者,其間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原也不只是垂諸竹帛,留諸後代作為殷鑒,對當時的行政當軸亦發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說古時的史官和今日的新聞記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並不為過。因此,我們覺得,在今天紀念記者節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能屈的風格,來作為我們中國史上新聞記者的優良傳統,是頗為適當的。

「為人民喉舌」,這是每一個新聞記者所用以自負的。然而,要真能負得起這樣一個光榮的稱號,就得象董狐那樣,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僕。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今天,是我們自己的節日,應當是我們的機會來作一次清夜捫心、檢討一下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曾否對董狐那枝直筆松過乃至放棄過?是否對得起真理、對得起人民?

過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戰中最艱苦的一年,也是我們為抗戰服務的新聞工作者最艱苦的一年。反躬自問,一年來我們對抗戰確也盡了不少的力量,對於抗戰事業既忠既勇的言行,不問其出自前線或後方,都曾為之報導消息、發揚光輝;對於抗戰不利的事實和言論,也曾予以揭發,予以斥責。然而,講到直筆,講到忠於真理、忠於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顏(遵檢一段)。這種風氣的形成,固然在客觀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這責任全部推到記者肩上;誠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報》「先得糾正空氣」一文所指出,「在一切問題之先,是『說話』這一件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有確定界限以內的把握」。故要糾正這種風氣,就「還有一種『空氣』,似乎先須糾正。」但是,顯然的,不能說記者本身對這種風氣就沒有責任。我們覺得,應當糾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輕內的風氣,怕還有較此更甚而更為新聞記者自己引以內疚的。間嘗省察,養成此種於記者風格尚多未合之處的,除客觀「空氣」外,在記者本身,要有一種應予糾正的觀念,即對於宣傳一詞的了解是也。

新聞記者應當為抗戰建國的國策努力宣傳,向國外宣傳、向民眾宣傳,這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但今天宣傳一詞已在廣大的讀者之間造成一種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聽到象「這是宣傳,盡可不去理它」這一類對報章雜誌的批評。而記者自身,對這種批評也竟習以為常,毫不怪異。這是說明一般社會都已把宣傳一詞,當做說話不真、記事不實來了解,而記者本身呢,也常常會明知此話不真,此事不實,但為宣傳計,就覺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記之似的。這是記者風格的一個絕大污點、新聞事業的一個絕大危機。宣傳工作是一種教育事業,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種最廣泛最靈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許妄誕不真,在宣傳上又何能容許虛誇不實。要知道,「墨寫的誑語,敵不過血寫的事實。」宣傳而稍流於虛妄,斷然不能幸致社會人民對你的信心,徒然辱沒了董狐的那枝直筆,污損了記者應有的風格。以為人或可欺者,只表現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因此,我們願意在今天紀念自己節日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風格,來和從事新聞事業的同仁共勉而互勵。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
原題《記者節談記者風格》


要為真理而鬥爭

作者:小亞

人民喉舌須尊重,我輩頭顱要看清。──王鰲溪遺詩

今天是記者節。讓我首先為言論自由而犧牲在屠刀下的前輩同業致哀!據我個人所知的,有:北伐前在北平被北洋軍閥張宗昌槍斃的邵飄萍。

一二八後在南京雨花臺黑夜槍斃的王鰲溪。

就在那前後,在鎮江被顧祝同槍斃的王xx(姓名一時想不起)。

抗戰後在成都被槍斃的朱亞帆。

今年在福建被屈死獄中的羊棗,在南通被特務挖眼割鼻、沈屍江底的孫平天。

但,這隻限於在報紙上公開過的,其餘暗中被害者,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

這些人,自各有其基本信仰之不同,但為記者職業而犧牲則一。個人敬致衰心的哀悼和紀念!

記者被稱為「自由職業」,甚至有人尊為「無冕之王」,而有些從事新聞工作者,也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認為自己「超然」。其實這完全是與事實不符的。在現社會中,從事新聞工作,首先你就得確定自己真正為人民服務、抑是為統治者服務。所謂「喉舌」,本質上就有兩種: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統治者的喉舌。作人民的喉舌,當然你就沒有自由可言,隨時可以被打、入集中營、上斷頭臺,或者「失蹤」!有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自由。要換取精神的自由,你就得準備付出你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換。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仆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你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不久前有一篇社論說得好:「關於一連串的打、殺,誰的心裡也明白,就是辯護者的心裡也明白,不過奉命不得不辯護」。……選擇是項「自由」的人,自然有他選擇的自由,且「莫管他」。真正有志於人民喉舌的記者們,要自由,還須得付出很多的代價去爭取。因為四項諾言,已經被狼吃掉了!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原題《記者節》


民主主義的劍

英國《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發表了一篇《歐洲的地下報紙》,在上面冠了一行標題道:「在那裏(歐洲),筆就是民主主義的劍」。自然,這是說現在歐洲淪陷區的地下報紙正在百折不撓地為自由與民主而戰鬥,一支筆的威力等於一把劍,甚至等於無數的劍。然而廣泛地說起來,使用於報紙的筆等於民主的劍,這個比喻又何止是適用於歐洲的淪陷區?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國家的報紙,用在這些報紙上的筆,何嘗不應當是「民主主義的劍」呢?而且報紙的筆不僅應當是「民主的劍」,也應當是民主的測量器、試金石。在這個劍鋒上,民主與非民主、正義與非正義應當是黑白分明、不能夠絲毫假借的。在民主的陽光下,這支劍光芒四射、森然凜然;在非民主的氛圍中,這支劍光彩盡斂毫無生色。民主與否,就以這劍光的顯與隱為斷。

我們報人掌握著這樣一把光華萬丈的「民主之劍」,這是一種光榮。怎樣來發揚她的光彩,使她在民主的陽光下能夠及鋒而試,這又是一種責任。我們請以此自勉,亦以此與同業自勉。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2日短評


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

有兩種出版法:一、保障以及發揚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殘以及毀滅文明之出版法。我們中國需要哪一種?我們中國要不要走上文明國之大道,與其他文明國一起,在世界舞臺上並駕齊驅?

文明國之道路就在於使人民的才智有發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機會。出版是文明的指標,但文明國決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國常以民間出版事業之興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間出版物的品質之優良、種數與數量之眾多而自豪。英國如此,美國如此,法國如此,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

文明國在憲法中不僅保證人民思想、信仰、言論、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棄檢查制度或禁止採用檢查制度。……

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之一,成為文明的母胎。

人類有了文字、紙張、書籍、印刷機、照相術、電報、電影以及各種電傳技術等文化財產以來,全靠大多數人民能夠自由使用,這批文化財產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當的使用,有了正當發展的機會。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設一個進步的民主的幸福的豐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文明的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起文明的批評之理──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創造的交通機關。

近代文明的創造需要每一個民族都能貢獻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國人民的個性才智得到啟蒙與解放,得到自由發展,使各國人民都睜開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與內心,注意自然與精神,注意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這樣一條道路。

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反射鏡。我們能希望一個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發展嗎?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專論《出版法之修正》


救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政府為了統治思想,報紙已經成了清一色,對於出版業也要來這一套。貼補政策下的黨營書業,政府予以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免除營業稅、印花稅、所得稅……,可以免除兵役、可以得到官價的原料,可以飛機「復員」,可以到收復區「接收」房產、印刷廠和一切的工具、原料。出版的書,當然是金科玉律,歌功頌德;虧完了本,當然可以報銷。一方面用出版法作工具,排除異已;正當的出版業,還有什麼活路?可惜不爭氣的強項作家,雖然用盡威脅利誘的方法,不肯與他們合夥;明眼的讀者,不要看他們的書,於是乎放寬尺度,凡屬低級趣味的荒誕無稽的,甚而至於淫穢無恥的書,隨便可以流行市上;無聊的文人和書賈,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只好走這條路了。一方面把學生的功課加緊、管束嚴密,沒有工夫看別的書。教科書要部編的,當然不會含有「不正」的思想。窮人根本不必想讀書、識字,大學生用公費來籠絡,還得加進特務來監視。思想不穩的教師隨時可以失蹤。青年人還讀什麼書?夠了,我希望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正當的出版業和讀書人,都被一網打盡在黑暗的地獄中,沒有人敢喊一聲冤。趁著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時候,我們要戳穿這一套戲法。自然,每個人每個事業都有他的黑暗面,而為他人所不知的。我們希望盡量的發表出來,讓有心人來救救我們。

──《新華日報》1946年1月2日


以出版自由繁榮出版業: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門

凡是常到各書店的門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報紙上的書業廣告的人,都能發現,目前出版業中表現著極不正常的現象。無數的讀者正渴望著讀到能夠幫助人認識現實解決問題的出版物,可是新書新雜誌都顯著地減少。許多曾經每日出版若干本書的書店,現在只能日出一本乃至幾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書了。在這出版業衰頹的情形下,大量地繼續不斷地印出來的只是「色情」作品和「公報」式的書刊。前者以迎合低級趣味和麻□讀者為目的而到處泛濫;後者的出版對他們自己是「報銷」,對讀者是蒙蔽欺騙,雖然並沒有人歡迎,也源源不斷地向市場傾銷。於是出現了很多賣弄風情、搔首弄姿的所謂「作品」,甚至《玉梨魂》《情書一束》也翻印重版;於是甚至有些官方的雜誌書籍大量印出來後,卻堆在棧房裡,任其黴爛。這些書本來只是蹧蹋紙張油墨,並無什麼人閱讀。──透過這種種反常的現象,我們可以聽到讀者的嘆氣、民營出版的訴苦和作家的呻吟。一般讀者在艱難生活中本已對書價搖頭,但縱然出高價,也有無書可購之苦。正當的民營出版業已奄奄一息,陷於絕境。許多作家能夠也願意供給為多數讀者所歡迎的新作,然而終於只能擱筆或寫些不關痛癢的東西。看了這種種現象,怎能不使人憂怨、使人憤慨?一個國家的出版業情況就是這個國家的文化情況、民主程度的最正確的測驗器。目前出版業中的反常現象實在是嚴重的危機。中國人民在精神食糧上也如在物質食糧上同樣有匱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著接受腐爛不堪的精神食糧,或甚至以砒霜來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勝利,要使中國不再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這種現象絕不能繼續存在。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中,人民一定能夠自由地得到合於他們需要的讀物,也就是一定有一個自由的繁榮發展的出版業。或者說,以繁榮的出版業來供養人民的充分的精神食糧是自由的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標幟。──由這裏我們就可以解釋目前民營出版業困窘、出版物在質與量上都顯著衰頹的現象產生的原因。抗戰打開了人民的頭腦。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各種書籍。抗戰開始的一年內出版業繁榮的現象即由此而來。假如出版家能夠不受任何障礙,繼續自由地供應合於需要的書籍,廣大讀者自然會全力支持他們。縱然物價高漲、百業艱難,但只要出版物銷數多,定價仍可不致狂漲過甚,自由的出版業也決不至於不能維持。

同時,在自由的市場上,不合現實需要、不受讀者歡迎的出版物自然會淘汰,出版物在質上也就一定能不斷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容或仍有一部份人傾向於低級趣味、喜歡無聊色情作品,這其實是在過去任何時期都有的,不過當正當的出版業繁榮之時,投機出版物究竟只是少數,它們的讀者也有可能被引導向正當讀物。只是因為現實的苦惱既助長了人們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當的出版業又萎縮不堪,才使色情書籍能夠泛濫一時,幾乎成為出版業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為此扼腕嘆息,但未始沒有人在暗中竊笑,以為得計。正本清源,要克服這種危機,也非使正當出版業自由發展、正當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還必須在紙張、印刷、交通運輸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後方紙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緊的事是如何發展紙業生產,而不是統制紙張。在紙的統制下,平價紙的不均等的供應更加速了民營出版業的末運。再加上多數印刷所被控制、郵寄運輸上的重重限制,書刊未出之前先要經過嚴格的檢查、既出後仍有被停止發賣的危險,把民營出版業逼得一籌莫展。這許多實際情況不改變,出版業衰頹的現象是絕對無法挽回的。

最近有三十家出版業聯名發表緊急呼籲,他們沉痛地說,他們將「被迫從出版崗位上總撤退」,要求當局給以紙張、印刷、郵寄、資金周轉上的便利。我們以為他們的要求是極端正當的。這些出版業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堅持崗位至今,是值得讚揚的。我們希望他們繼續堅持,全國作家和廣大讀者,一定都會支持他們的主張,來要求解除對於出版業的一切束縛,要求給出版業以自由和繁榮發展的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原題《出版業的危機》


論學術自由

作者:莊沙音

……學術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不受非法干涉。反對學術自由的人,常把學術自由看做是「隨便」說話,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獸。這還了得?然而這是最俗流的看法,不值一駁。學術自由是有益國家民族的,特別是對於現在的中國。歐美民主國家的學者也一向是維護學術自由的,他們的這種鬥爭是和反法西斯的戰爭相互聯繫著的。只有在法西斯的國家才會把學術自由當做是洪水猛獸!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攫得政權以後,首先便焚毀了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圖書。僅在柏林一地,就消滅了一萬擔科學書籍和古典文藝書籍。一切知名的學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殺。過去的德國在科學上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現在卻只剩下了一輩假借「遺傳學」、「優生學」、「人種改良學」的偽科學家。從此,德國便陷入反科學的黑暗時代。我們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文化的意義上,就是要維護學術自由,反對摧殘人類的精神遺產──文化。中國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國家,中國需要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奠基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極豐富的內容,如選舉,如黜官,如結社,如演講。而學術自由就是民主精神與民主習慣中的最要緊的東西。我已經讀過張申府先生的《友聲與民主》,他說:「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兩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習慣或民主精神。一狹一廣。二者當然相關,是互相制約、互為因果的。沒有民主政治,民主習慣大概不能普遍;沒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實現。因此才所以特別需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己身或自己團體盡可能的培養些民主精神,養成些民主習慣,以開創風氣,以為天下先,以為後世訓」(《新華日報》1942年9月27日)。這話我完全同意。我還要說:在大學裡提倡學術自由,就是為了培養民主精神或民主習慣,而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干涉學術自由是不當的。自古以來,凡能提倡自由的時代,其學術必能昌盛。周秦時代學術最發達;到宋朝,私人講學之風甚盛,天下學子,聞風景從。到了清初,乾嘉諸老不聞政治,於是脫離現實,專門從事古代經典之訓釋與考證;自由講學風氣,不復得見。民初的北京大學,是由蔡子民先生主持的。其時提倡學術自由,蔚為風氣,影響全國,收效後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裏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而近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發育在此了」。有這種精神,文化才能發展、國家才能進步。

我們再說說外國的情形。譬如英國的牛津大學,一向以古老著稱,學生教授還穿著中世紀僧侶式的黑袍,並且還保持了許多過時的習俗與環境。然而牛津當局對於學生的求學,卻是採取極端放任主義的。幾年前曾來中國的世界學聯代表之一,英人傅路德先生,是牛津的畢業生。他曾對我說:「牛津的風氣已經變了,什麼思想都有,什麼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競爭,但絕不超越一定的範圍。」這是很好的。牛津絕沒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學生當做政爭的工具,教授更不問學生的黨派。提倡教育獨立,這才是真正的學術自由。

歐美民主國家尚且如此,我們中國是要超越歐美的民主政治的。國父考察了歐美民主政治以後,認為還有很多缺點,所以才創造了國父的民權主義。那麼,在中國,要有更大限度的學術自由,是絕對應該的。

……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1日


獎勵自由研究

人類歷史上的前進運動,常常和思想自由的開展是分不開的。因為如果思想運動不能自由開展,如果讓陳腐的、不合理的獨斷教義支配著人們的意識,如果不容許人們擺脫既成的死的教條的束縛,而依據社會發展之新的要求,來從事自由的研究,那就是等於在現實前面把人們的眼睛蒙上一層黑幕,使他們不可能看清當前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不可能辨別什麼是應該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什麼是應該打倒的黑暗勢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對黑暗勢力進行有力的鬥爭,不可能正確地推動革命運動。不論中外古今,每當革命轉變的偉大時代,常常隨伴著一個文化上的啟蒙運動,開展自由研究的風氣,打倒不合時代的因襲權威,剝斥現實中的黑暗事物,啟發新的時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識……。

在今天的抗日戰爭過程裡,我們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革命運動。在這偉大的鬥爭洪流中,我們需要對於客觀現實的各方面的正確知識,作為前進的引路明燈。我們需要關於自己本國的社會歷史的知識,也需要關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世界各國的社會歷史知識。在我們決定鬥爭的戰略策略的時候,這一切社會歷史方面的知識對我們是有很大幫助的。我們也需要關於自然界的各種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在我們進行經濟建設以克服長期戰爭中的物質困難時,也是不可少的。我們還需要各種各樣的學術上理論上的知識,以便從各方面來提高我們的民族意識。但要能掌握這些知識,就必須一方面積極地號召各種專家及知識分子,幫助和鼓勵他們從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須提倡勇於追求真理而不顧忌一切因襲教條的作風,就必須提倡自由獨立的研究作風。

抗戰初期,全國的文化界曾表現出一時的蓬勃高漲的氣象。隨著政治的進步,研究、出版、思想、言論的自由,得到了開展的機會。然而不久以後,一部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策動了投降反共的陰謀,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動也就隨伴著投降分裂危機的發展,在大後方許多地區抬起頭來。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論遭受禁止,而讀經誦古的運動卻強迫推行……。但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在的各抗日根據地區,卻一直沿著抗戰、團結、進步的路線向前邁進。在政治經濟方面,固然有了飛躍的發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時在不斷進步。當著大後方在倒退的情形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於工作,甚至於不能工作的今天,在邊區,特別是延安,卻聚集了很多的全國有名的藝術家、理論家、科學家,以及大批的知識分子;學術研究的空氣,一天比一天高漲。中共邊區中央局五月一日的施政綱領裡,特別明白規定「獎勵自由研究」一項。這一項規定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共產黨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指南;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只要他們能認真地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於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能輕視,而且非常尊重這些貢獻,承認這些貢獻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動。必須把自由研究的風氣大大的開展起來,不但在陜甘寧邊區要這樣,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據地也要這樣,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必須號召全國人士,特別是文化界以及知識分子,起來反對大後方束縛言論思想自由的倒退現象。這是與反對妥協投降危機分不開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報》社論1941年6月7日


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

作者:潘梓年①

關於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近來各方人士頗多論列。一般的講,大家是認為學術思想應當自由,大都認為這種自由是民主國家重要表征之一。間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論調的,但已甚少從正面來加以反對,他們只能從側面來反對,說這種自由不能是絕對的,總或多或少地應當加以某些限制。這也可以說是時代潮流所趨,沒有人能夠過分違逆它。

我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須弄清楚一點,就是這個問題要從政治上來提出,來討論;要把它當做具體問題來處理,不能把它當做抽象的東西看。就是說,主張學術思想應有自由,是說學術思想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應當讓它循著自身的規律去展開,去發展,不是說學術思想應象野馬行雲那樣,漫無規律地亂闖亂撞。例如有些反對思想自由的人說,若思想絕無規矩準繩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殺,說,某一種限制也可以促進思想的發展。他問:思想若不受邏輯的限制,則不合邏輯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則不道德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國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則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等等。這種反對論就是有意把問題弄混亂了,好來混水摸魚,就是先把別人所提的具體問題拖到玄虛之中去,再對它鞭打一陣的辦法。目前主張思想自由的人,誰也不會認為不合邏輯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們只是認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邏輯,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學術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應讓學術思想自己來解決,不應由外力來干涉,由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就拿邏輯來講吧,沒有了邏輯或不合邏輯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這種思想來,也不能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棄,更不要說這種思想能否算是一種學術了。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憤怒,一經發現,大家就要起來加以猛烈的攻擊。試問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衛之流妥協投降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主張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思想推薦到大後方來嗎?果然有人這樣來推薦的話,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頭破血流的嗎?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更是如此。在抗戰建國時期,妥協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著發點國難財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這些思想,儘管會在有些人的腦子內縈回奔騰,卻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提到論壇上來;儘管會有些人不聲不響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樣做,卻沒有人敢於公然提出那樣的主張來。為什麼?就是因為思想界斷然不會容許這種思想出頭露面的緣故。所以我們說,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主張思想自由的人,是認為思想的是非曲直,應讓它在自由發展中自己來解決,不要用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來主張思想自由,把思想當做漫無規律的東西。這一點,是談思想自由問題時,首先就要弄清楚的。進一步來討論,所以要主張思想自由,正是為的要來加強思想自身的規律,要讓這個規律在思想的自由開展、自由發展之中壯健起來,堅強起來。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種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於公然提到論壇上來的固然不會有,但很可能穿著偽裝來出現,或彎彎曲曲來偷運,或強詞奪理地來武斷,或甚至憑借某種優越的勢位來欺淩。遇有這樣的情形時,在思想自由的社會裡就自然會有人出來加以剖析,揭露,勾微,發隱,使它須眉畢現,無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強難逞。否則趙高指鹿為馬,也無人敢加指斥,那就連是非曲直也不會有,還講什麼道德,講什麼國家民族的利益呢?至於邏輯,更要明顯,真理因愈辯而愈明,邏輯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規律是蘊藏於思想自身,正如身體的康強蘊藏於身體自身一樣。要求得身體的康強,必須首先解除有礙於身體的自由生長的一切束縛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規律的壯健與堅強,必須首先解脫障礙思想自由發展的一切束縛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從這一點上來看,目前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這個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可以說就是要來把人類的思想自由從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來,民主國家所以不惜拋擲這樣巨大的生命財產來撲滅法西斯惡魔,因為它是人類思想自由最凶狠的死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關於這一層,蒙巴頓將軍就曾指點得異常明確,他說:「我們的敵人法西斯,當它走上政治舞臺時,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說來,我們再也不能做這樣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又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這樣說話的確是非常明智的,卻也是非常平凡的。我們所以對法西斯誓不兩立,所以對於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生死以之,對這戰爭看做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是因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領土,掠奪我財產,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靈,而且也是因為它還要剝奪我自由,室息我思想,破滅我文化,毀壞我文明。那麼,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沒有的事嗎?也有人這樣說,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戰時又當別論,因為戰爭須要力量集中,從而須要意志集中,從而須要思想集中,從而思想就不能講自由。這種說法,真所謂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這一問題上,美副總統華萊士曾提供我們一個很賢明的意見。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協會成立五周年時向中國廣播,其中有一段說:「中國和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存每一公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實現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諸大原則。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殷鑒,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可言;如果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及謀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麼,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華萊士這話還說得不明白嗎?如果沒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不但沒有戰後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連目前的反法西斯戰爭也沒有勝利可言。華萊士這一段話,在有些人聽來,也許要以為不過是那麼說說而已,事實上並不見得是如此,那麼就請看看事實吧。試問我們到底憑什麼來和法西斯強盜作戰呢?我們憑什麼能夠確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戰爭一定能夠勝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軍事工業發達嗎?是的,這一些自然在必要條件之中的。但是,在我們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初,這些條件遠比敵人差,為什麼我們竟敢接受敵人的挑戰,而且堅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呢?就是到了現在,我們在這些條件上仍然還是劣勢,為什麼我們的勝利信心仍然還是屹立不搖?蘇聯在這些條件上,至少在對德抗戰之初並不見得比德國為優,為什麼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蘇聯必勝,而且現在蘇聯確已大捷頻傳,快把敵人完全逐出國境了呢?沒有別的,這裏有一個關健,就是民主,蘇聯的人民向來保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等的民主權利。民主國家所以要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統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根據也就在此。

國家的戰鬥力是要從人民身上獲得的。只有廣大的人民都能發揮出自己的力量時,國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則就算你僥幸取得了大量的機械化部隊,高度現代化的軍事工業,也終於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則是蘇聯。後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國。蘇聯就因為他每一個公民都已有了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權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謀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能夠泉湧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餘年之中,把貧窮愚昧的帝俄一變而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蘇聯,所以能在抗德戰爭之中生產突飛猛揚,戰術精進,兵源泉湧,戰士的英勇和犧牲精神和人民的愛國熱誠,使全世界都為之驚嘆不置。因此,我們可以明瞭,華萊士那種說法,確乎完全是從事實中探究出來的真理,絲毫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華萊士所指出的這個真理,對於我們中國,特別值得珍視。我們所需要解決的政治社會問題正多,需要人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評的思想正殷,需要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為了要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能戰勝法西斯日寇,為了要能和同盟諸民主國家並駕齊驅,也同樣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在武裝、戰術、軍事工業等等條件上,使我們的對敵劣勢有所改進,更是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學術思想的自由,決不是和作戰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於作戰能力的提高的。

還有一層,學術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學來講,是要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哲學等一切學術思想來說的。目前一般人士,對自然科學可說已開始重視。不過實際上的重視的還是偏在自然科學的技術方面,對於自然科學理論,科學思想,科學態度等等,還未免重視得很不夠,還是讓少數自然科學家在四向呼籲。至於社會科學,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這實在是莫大的缺陷。這兩種科學實是同樣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說對目前中國不能不有個輕重緩急的話,那麼,社會科學暫時有比自然科學更值得被人重視的理由。因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不致誤入歧途,必須首先在各種社會問題上能夠找到解決的途徑──正確的解決途徑,作為基礎才行。同樣的自然科學,在有些先進國家就發展得遲慢以至於停滯,在蘇聯等民主國家就發展得非常之快;同樣的自然科學,在蘇聯等民主國家發展起來就真正成為國利民福,在法西斯國家發展起來就適足以禍國殃民;這裏的差別,正就在於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都能正確地解決了,另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則還沒有能夠解決,或沒有能夠正確地解決。社會問題的解決有需乎社會科學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經濟、歷史等社會科學,對於目前的中國是迫切需要的。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社會科學也比對自然科學更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爭論,要比在自然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復得多。爭論愈多,愈複雜,它所需要的自由發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為是非是愈爭愈分明,真理是愈辯愈深透,這個道理是誰都知道的。學術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講,是指一切學術來說的,特殊一點來講,尤其要指社會科學來說。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特徵,也是戰勝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3月26日

①潘梓年(1893─1972),江蘇宜興人,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作者:力民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裡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蔑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隻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裡,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准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裡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裡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陜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xx;黃豆一顆,代表李xx;玉米一顆,代表趙x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裡,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蔑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新華日報》1946年1月24日


論選舉權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監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本來,人民只享有一個選舉權,還不能夠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象中山先生所說:「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要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所謂四個民權,就是在選舉權之外,更加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權這三個權。人民同時享有這四個權,才能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但是,假使人民連選舉權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談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加以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也只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及至居住條件等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選制」。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問題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如果,事實上人民不能夠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有的人有選舉權,有的人沒有選舉權;少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多,多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少,則普選制雖在理論上被承認、在法律上被規定,結果,還不是一句空話!我們所要問的,是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將來,是不是真都能享有這種選舉權,如果現在還沒有、將來也未必能,那我們就必須努力促使它有、爭取它能。

自然,這裏所謂「人民」,決不包括漢奸在內。因為這些東西,是全國人民的敵人,它本身已經不是「人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說:「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借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權利」。很明顯,能否享有民權,只看他是反對敵人、還是效忠敵人,而不是問他屬於哪個黨派、哪個集團。那麼,現在,應該被剝奪選舉權的,也就只是漢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漢奸,便應該剝奪他的選舉權,使他不能潛伏在「民國」之內,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假使我們對漢奸給予選舉權,而對人民,則剝奪選舉權,那就犯了天大的錯誤!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復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於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托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於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2日


競選

街頭的議論界熱鬧起來了,大選在村民們的心裡,好象坡裡黃黃的麥穗一樣,一天一天成熟了。

六月一日婦女會召開了會員大會,討論後提出婦女的候選人。「咱婦女會員要當選村長,張大媽做公事認真、負責任,真正擋上擋下的人才。保證每月開個檢計會,拉一回清單,保證減租交息……」。會員都喊道:「對呀!咱去宣傳,公民小組開會,咱一定要提出來對大夥說說」。

各種團體開會完畢之後,競賽開始了!大會嚴肅、緊張。上任村長報告一年村政工作並檢討了自己,當他報告檢討完了徵求大家意見的時候,人叢中幾個人自言自語:「你都檢討出來了,咱沒的說了」。

接著討論通過候選人,會場頓時寂靜了。青年李xx說:「xx前年大掃蕩,他歡迎了鬼子,不夠候選人資格」,張大嫂也說:「我也看見他歡迎鬼子來著,俺娘兒躲在小溝裡,看見他打小白旗,迎著大路走去……」會場立刻應和起來:「對呀!沒有資格」。舉手表決後,選委會從黑板上擦去了xx的名字!墻腳兩個老大娘在議論:「活這麼大年紀還才看到村長是自己選呢!」「是呀!這二十一個人是從大夥中用篩子篩出來的,象蘿面似的,越蘿越細,你看張大媽多能幹呀!咱們的代表」。這時,又有人站起來發言:「我介紹李大嫂做候選人,今年春荒,人家滿鍋清水,還是一天到晚東跑西奔的辦公事」。

二十一個候選人通過了。馬上就要投票,張大娘嚷著:「慢點,你再多念幾遍,我記不得。」大家挑選著對象,一邊挑一邊批評。會場熱鬧極了。監票人李xx,最後把票包起來,很重的用指頭蘸上封了包。他對人說:「咱活了這麼一把年紀,第一次嚐嚐民主的味道。」

在開票前,村民們在坡裡互相詢問著:「你投了誰的票呵?」「又不大離兒,還是張大媽幹吧!」

晚飯後,公民們急忙走向會場去,當票開完,被選人各階層人數相等,會場異常靜肅了。
第二天,公民們都說:「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這些才是當家人呢」!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6日△(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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