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二)(圖)
 
笑蜀編輯整理
 
2017-8-28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政府當政時提出來的!

【人民報消息】我們接著連載被中共化為紙漿的這些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編者:笑蜀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11.「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
12.強大而民主
13.民主與國情
14.諸葛亮與阿斗
15.民主的真義
16.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嗎?
17.民主精神
18.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
19.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20.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曖室
21.自由不是專賣品
22.「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23.科學、民主,繼續前進─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紀念
24.中國需要「變」
25.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26.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27.讓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
28.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29.為民主拚命
30.工程師和民主
31.關心政治犯牧頰


「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

作者:H 福爾曼

福爾曼先生認為這些共產黨員是優秀的中國人。……這些共產黨員並不在「實行共產主義」。他們並不實行集體化。他們倒是在鼓勵私人企業、合作主義以及國營事業。他們實行著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認非共產黨和別的政治集團,並限止每一機構中共產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們的最基本的目標是農業改良、教育衛生和工業的進步,這些和俄國的共產主義實在沒有相同之處。

……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強大而民主

作者:郁敏

以國土和人口來說,中國都是一個大國;然而中國還不是一個強國。在這次抗戰中,我們就因為不是一個強國而吃了很大的虧,雖然我們也因為是大國而占了很多的便宜。

由於抗戰的刺激,使人們深感到中國必須努力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有人主張中國建設的方針是「富國強兵」。有人提倡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是「國防文化」。

但這樣主張的人常常忘記了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本來都是世界強國,然而結果怎樣呢?意大利已經一敗塗地了,德國和日本也就快要全部垮臺了。這些法西斯國家未嘗不是以一切文化力量都集中在國防上,然而富國強兵對於他們,到頭來仍只是一個幻夢。

問題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克利浦斯最近在倫敦援華大會上說:「中國在最短期間內應當成為遠東的強大民主國家」。──這話,我們相信,是可以代表一切真正的外國朋友對中國的企望,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自己的要求。這就是說,中國不僅要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要成為民主的國家。這要求是從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來的,也是抗戰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阿Q,才會一夢醒來,說中國是一個最民主的國家,想根本掩沒人民的要求。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所要的是民主的強大,和那不民主的強大是必須嚴格地區別開來的。這就因為:不民主是會把抗戰弄垮、國家弄糟的,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採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沒法強大。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民主與國情

當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務運動,主張學外國人造槍炮、辦工廠的時候,曾遭受一種激烈的反對。反對者並不能否認外國的確靠了槍炮機器而比中國強,但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提倡洋務運動很堅決的薛福成在當時就曾如此說過:或曰: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

這個道理。到了現在看來,自然更誰也不能發生疑問的了。

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科學,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科學。外國的水是氫二氧一,中國的水也還是氫二氧一;外國的大炮是那樣造成的,中國的大炮也同樣是那樣造成的;外國在「聲光化電」之學上已經研究出了許多道理,這些道理移到中國來也還是有用。──既然外國已經先發展了這些科學,而中國還沒有,那就沒有辦法,只好「用夷變夏」一下,從頭學起來。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麼?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歷一樣。

所以,蔔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為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孫哲生先生也說:「中國不能與世界分離,我們要與世界各國圖共存,必須適應世界環境與潮流。」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原標題《民主即科學》


諸葛亮與阿斗

作者:魯山

現在和古代封建專制時代畢竟有些不同了,先前小百姓從未敢做夢當皇帝,雖然孟軻先生曾經說過「民為貴、君為輕」一類話,但小百姓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高過皇帝,而且歷史上也從來就沒有過這樣一回事。然而現在確實不同了,我們居然成了皇帝了,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要封我們小百姓做阿斗了,而他們很謙虛地自稱為諸葛亮,不然怎麼能叫做「民主」呢?不過,太「民主」了也不成,因為咱們做阿斗的沒有本事,還得萬能的諸葛亮老爺來加以管束。說來也可伶,阿斗這稱呼固然很榮耀,但是我們常常還要被諸葛亮打屁股,有時又被拉去砍頭示眾,或被踢進集中營,或被綁去當壯丁,這阿斗可真不是好做的!國民黨當權的老爺們,對外國人說:他們是受了「托孤」之重,不能不「訓」我們一下,因國家「法統」要求這樣做,阿斗真要當政,那不是自亂「法統」了麼?

自稱為諸葛亮的法西斯獨裁者,是什麼人呢?正是那些賣國求榮的秦檜張邦昌之流,正是那些禍國殃民的流氓高俅之輩!他們曾假「王法」之名,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他們曾假「聖」之意,不知又有多少災黎被「逼上梁山」。而今國民黨反動派又以一黨訓政的所謂「約法」,企圖推翻政協決議,繼續做他們專制獨裁的諸葛亮,把餓得饑黃面瘦的老百姓仍舊當做他們的阿斗。算盤打得雖妙,可惜今天阿斗不再那麼容易受愚弄!

先生們,你們的「法統」還是趁早收起吧,人民並非阿斗,你們的諸葛亮終究是做不成的了;又何況你們本來並非諸葛亮,硬裝面子,騙哪些呢?豈不是自欺欺人?

──《新華日報》1946年3月28日


15.民主的真義

作者:項軼

翻讀《中山全書》,在《中國革命史》中讀到這樣的話:「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主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

在這段話裡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個道理,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有民主思想的成份的。但中國曾有民主思想和中國曾實行民主政治完全是兩回事。因為夠得上說是民主制度的,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與民主政治相反的君主政治的。這本是常識,也是中山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白說明的。在封建專制政治的壓迫下面,思想上發生一種反動,因而產生某些接近於民主的思想,但是成系統的民主政治的理論也還是找不出來的。這種民主思想對於當時的現實政治固然也有時會發生一些影響,但這種影響並不是根本上改變了專制政治,而只是使專制政治的表現溫和一點而已。所以過去的專制政治下,有仁政也有暴政,暴政固然不合民主精神,但仁政也絕對不是民主政治。「愛民如子」是過去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最高要求,但把民眾看成了兒子,那還有什麼民主的氣味!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現在有些人把中國的舊思想都解釋成民主思想,甚至以為中國過去早已有了民主制度,要實行民主政治只要向中國歷史去學習好了。這實在是違背中山先生的遺訓的。對於這些人,我們不妨背誦一下中山先生對於民主政治所下的一個通俗而確切的定義:「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民國十三年在廣州的留聲機片演說詞)。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16.實現自由是「不切實際」嗎?

作者:李新

聯合國憲章裡規定了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國人民正在要求政府立即實現蔣主席宣布的四項自由。偏偏在這時候,有人高呼自由萬萬不可行。這種意見,顯然違反民意,志在維護國民黨一黨政府的現狀。

《和平日報》昨天的社論,說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不聽中央政府命令的‘非國家軍隊’與國家軍隊對立,致人民不能安居樂業」。這完全不合事實。這並沒有說出人民最大的痛苦在哪裏。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政治協商會議正在討論中,中共及其他黨派的代表都已提出了意見,這裏不多討論。要說的是,今天人民最大的痛苦,是在國民黨黨治黨軍之下,人民沒有民主自由。請以事實來回答!看吧,「衣冠不整」的人,還在天天的抓,抓去打內戰;老百姓開會,特務就去搗亂,動不動就要拆草棚子。這類事情數不清。人民「安居」了嗎?大學教授逢場就去擺地攤、賣東西,工人時時會失業,失業後又不准要求救濟,還要抓代表;官辦工廠也拖欠工資,工人不能去要,倒反要被抓去坐牢,人民「樂業」了嗎?這是因為軍隊沒有國家化呢,還是因為人民的自由權利被國民黨一黨政府剝奪得干干净净呢?只要顧事實的人,都將異口同聲說一句,不能安居樂業,是因為沒有民主自由啊!

他們又說了,英美蘇都沒有實現民主理想,中國來實現,就「不切實際」了,更何況中國是在訓政和憲政之間呢?我們再來看看事實吧。英美蘇等民主國家,都已做到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選舉等自由權利,中國不必「開風氣之先」。可是,曾否追隨「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之後了呢?他們又提到罷工、遊行、示威的自由,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所未曾做到;教授治校是理想;就是羅斯福總統說的四大自由的一半,「不虞匱乏」、「不受恐怖」兩大自由,都「不能便沒有疑問」。反對自由者的話,是夠露骨的了。在民主國家,罷工遊行示威,幾時未曾做到?舉美國為例,罷工不僅在發展,政府還根據康納利法案,承認罷工是合法的。遊行示威不但不被禁止,還可以請政府派警察保護。至於教授治校,不受黨化,過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現在的西南聯大,就是經過教授會議來處理校務,這與其說是理想倒不如說是教育上優良制度的確立。說到四大自由,在今天以前,除了法西斯獨裁者外,倒還沒有聽見有人反對過。現在重慶還是第一次看見公然對「不虞匱乏」和「不受恐怖」的自由提出疑問。如此說來,人民只應有匱乏的自由了,窮人王正興必須賣兒子,陳望道教授必須擺地攤,倒成了自由的享受;而政府逼人民匱乏,倒成了政府的「合法」自由;至於受恐怖也成人民的自由,所以,「衣冠不整」的老百姓,只有受恐怖被拘捕,失業工人只有坐牢的恐怖,吳金山也只有被押起來了。特務橫行,便成了政府執行恐怖自由了。

正告發表這些違背人民利益、維護獨裁專政的謬論的人們,也正告反人民反民主的當局,匱乏和恐怖的自由,是人民所堅決反對的,這條路是死路,不好再往前走了。人民要求和爭取四大自由,是沒有力量壓得下擋得住的。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17.民主精神

戰時能夠實行民主,民主才能團結,團結才能爭取勝利,這是若干人士所不相信、而被事實證明了的。單以英美兩大民主國家來說,最近就有幾件事實可以證明。

說遠一點,在美國,羅斯福三度當選大總統後,就以政治家的風度,發揮美國的民主傳統,和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親密合作。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更進一步加強民主團結。威爾基曾代表美國訪問英國,最近更決定以總統特別代表名義訪問近東、蘇聯及中國。而且,為了動員及團結廣大勞動人民,加強反法西斯力量,釋放了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同志。在英國,三年前被禁閉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最近亦已解禁。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執政政黨,從來沒有因為他們的地位,就排斥別人、壓制別人,稱他人為「異類」,相反的,他們為了戰爭的勝利、民族的安全,總盡量集思廣益,使人人有為國效勞的機會、珍貴別的黨派及各個階層的努力。好的,有成績的,就讚揚;壞的,不妥當的,就批評。譬如,英國自由黨的《曼哲斯特導報》就讚揚「共產黨在爭取此次戰爭之勝利中,起有顯著的作用,因該黨之宣傳方法新穎靈活而有力,並在進行全國之共同事業時,彼等均能獲得甚大之效果,實使我等為之慚愧。」同時,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

各個政黨派別的存在,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已經存在了,就各自代表一種力量(被略一段)。大家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標之下努力,更應該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幫助。這樣,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就能不斷增強。這是英美當局及一切呼籲民主團結的人士所洞悉和深信不疑的。自然,在共同目標之下,不論黨派間,以至於個人間,都會有關於具體問題的不完全相同的主張和辦法。但是,這是能夠獲得一致的。這裏,主要的就要靠前所舉例的民主精神了。這裏,就要靠相互間的經常接觸商討、互忍互讓(被略一段)。真能做到這點,就能夠互泯猜嫌,和衷共濟,而不會手足自殘了。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社論


18.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

立法院院長孫哲生先生①前天在憲政座談會演講三種自由,即民族自由、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他說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目的。並勖勉大家要爭取這三種自由而奮鬥。我們讀了孫哲生先生演詞,覺得語語切合今天中國的實際需要,因此願略加申述。

今天全中國廣大軍民都為爭取民族的自由而在對日抗戰,大家都認識爭取抗戰的勝利是最主要的任務,也誠如孫哲生先生所說的:「這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大前提」。人民有這一認識,因之能在七年艱苦抗戰中流血流汗,歷盡艱辛困苦,總是極盡忍受能事。許多國際盟友,只要一度來華考察過的,莫不為我們軍民這種犧牲精神所感動,這是最好的證明,中國人民是以民族自由、民族利害,放在一切之上的。但是民族自由與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是分不開的。過去對這一點,見解龐雜得很。孫哲生先生的演講,特別舉出總動員的例子,舉出盟邦募債成功的例子來說明:「要使人民力量動員起來,必須給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了政治自由就能促進國家民族的自由」。這種見解儘管如孫哲生先生自己所說,被有些人所討厭,認為是「尾巴主義」,但是真理總是真理,全國大多數人民都會舉起雙手來贊成……。

孫哲生先生還特別告訴我們說:惟有我們的敵人日本和德國,才是只講一種自
由的,他們的人民沒有政治自由,所以他們不會積極作戰。「有自由的國家不可侮,
沒有自由的國家,雖暫時強大,最後還是要失敗。」這兩句話,更是不移之論,目
前盟軍勝利的捷報,正在印證著這個真理。

沒有問題,三種自由在今天,從其重要性說當然是民族自由為主;可是沒有政
治經濟自由的配合,民族國家的自由是不可能的。這種血肉相聯的作用,本來是一
個很簡單的道理。抗戰七年的今天,還待孫哲生先生來闡揚其重要,真要不勝感慨
系之了。

以上是從三種自由互相的關聯和作用,來說明它的不能分割;同時孫哲生先生
從時間上分析,也指出政治和經濟自由並不能一概推移到戰後去處理。他指出:英
美過去有政治自由而無經濟自由,所以雖在戰時,仍不倦地在研究、在草擬戰後方
案。這是別人的例子,說明雖在戰時也不推諉應該做的事情。其次從戰後環境說,
大戰一旦結束,各國紛紛復員,積極振興;我們國土遭長期大戰破壞之余,百廢待
興,要做的事太多,尤其不能等到那時再談這些問題。這樣的說法,也正反映了事
實的需要。

孫哲生先生這些意見,在這國際民主潮流和國內人民民主運動日益高漲的時候提出,
是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的。他給每一個民主主義者指出了獲取自由目標的方法
和道路。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
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社論原題《孫哲生先生論三種自由》

①孫哲生,即孫科(1891─1925),廣東香山人,孫中山之子。時為國民政府立法院院
長。1949年退居臺灣。


19.民主的才是合法的

民主主義是克裡米亞會議決定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它解決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的矛盾。

本來民主主義和合法主義應當是一致的,因為國家一切的法都應當是經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會議決的,所謂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決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合法之法不是經由民主所決定、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法西斯或準法西斯主義少數獨裁者所決定的時候,民主主義與合法主義才會發生矛盾。波蘭問題就是一個明白的例子。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拼命詆毀今天真正在國內領導波蘭人民抗戰、真正由人民選出得到人民擁護的臨時政府為不合法,彷彿只有流亡政府自己才是波蘭人民及各同盟國應當承認與支持的合法政府。但是波蘭人民都很清楚流亡政府所根據的一九三五年的憲法,是取消人民的民主權利,建立少數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的「法」。是人民大眾所堅決不能承認的法。而流亡政府過去一貫的政策是消極抗戰、積極反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他使波蘭人民遭受許多不應有的和可以避免的犧牲與損失。他對於波蘭國家民族沒有功勞,只有罪惡,所以他被波蘭人民遺棄了,同時也不能不被同盟國家遺棄了。另一方面,他所拼命攻擊詆毀的在波蘭國內真正由人民民主抗戰中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從事實上證明這是生根在人民中的政府,是不可動搖的政府;所以克裡米亞會議上也不能不承認這個民主的政府,才真正是波蘭合法的政府了。

克裡米亞會議對解決這個爭論問題的原則,是將「法」建立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使「法」有民主主義的內容,決不是只問合乎舊法統或不合乎舊法統,而不問這個舊法統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因為,戰爭目的是為了民主主義,戰爭勝利依靠民主主義,戰後和平的建立,必須經過民主主義。這是從戰爭勝利、從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發解決問題。

克裡米亞會議《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中說:「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這正是以民主主義來打破準法西斯分子堅持的「合法」主義。而且用民主方式解決問題,也只有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有權利參與解決。和敵人用各種方式或明或暗的妥協合作的反民主的人們,是應該被摒棄的。《宣言》中說:「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眾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關於波蘭問題的決定中,也說到現在的波蘭臨時政府應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建議,則說:「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應予以擴大,以容納沒有和敵人合作妥協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屆議會的議員。」這正是羅邱斯三巨頭對準法西斯分子所叫囂的「合法」主義的回答。他們決沒有不顧人民的要求和戰爭的需要,離開人民、脫離戰爭,而無原則的支持準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使戰爭受到損害。他們堅持了以民主力量的團結為基礎,用民主方式解決國內問題的最高原則。這的確是賢明的決定。倫敦的南國政府同意了克裡米亞會議的建議,倫敦的波蘭人士如前總理米洛拉茲柯和農民黨、大多數基督教民主黨黨員和半數社會黨黨員,都不贊成流亡政府反對克裡米亞會議決定的頑固聲明。證明了準法西斯分子的頑固的「合法」主義已受到廣泛的民主分子和民主領袖的摒棄,只有自趨滅亡的一條路了。

我們完全同意克裡米亞會議不支持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義而確立民主主義為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的決定。今天中國內部的統一問題,如何動員與統一全國人民抗戰力量的問題,也只有實行民主主義、只有遵循民主的途徑才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比如:有些人極力詆毀敵後解放區人民抗日武裝及民選抗日政府為不合法的,他們曾努力想法取消這些抗日力量。然而這是鞏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著廣大人民擁護的敵後抗日軍隊與抗日民主政府,他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產生的,他真正合乎民主的大法。反是想取消他或削弱他的,不能不是反民主的、不能不是真正違反人民意志的非法行為。克裡米亞會議的決定顯示世界民主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國內部統一問題,也必須循民主途徑才能得到公平合理解決。希望國民政府與全國人民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新華日報》1945年2月17日社論


20.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曖室

今年元旦本報的第五版,刊登了一個工業問題的特輯。在這裏,談到鋼鐵和機器,談到後方和敵後,談到了廠家的意見,亦談到了工界同胞生活的片斷。我們的能力是有限,我們的條件很困難,因之,我們所能告訴讀者的,真不及真相的萬分之一。這是十分抱歉的事情。然而,這一個小小的報導,就足夠大家吟味了。

看看國際大勢,德國法西斯很快就會倒下去的;中國抗戰的勝利亦是一定屬於我們的,然而,經濟的困難,卻沉重地壓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物價是怎樣一種狀況?產業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只要平常留意報上的新聞,是用不著看詳細的數字就可知道的。

為什麼有這種困難呢?有些人把它解釋為「充分就業」的結果。如果從形式去了解這個問題,或許可以這樣說吧!?就業既然充分,過了充分的一定界限,產業便就會像杯中的清水一般,從邊緣溢出來。那末,溢出來的東西是不足惜的。因為杯中所盛的,已經夠量了;亦就是說,我們的產業之發展,已是達到飽和的程度了。可惜的是情形並不如此。形式邏輯的結論與事實的真正內容,並不能一致。說一句乾脆的話,我們的產業是可憐的很的,我們的工業生產還遠遠落在需要之後,更遠遠的落在我們的盟邦之後,只有不夠,哪裏談得到過剩?

然而,事實上,卻顯得我們的生產,在鬧過剩的危機了。這是本質上的生產不夠與現象上的生產過剩之矛盾。解釋這個問題的途徑,應當全面地去尋找矛盾的症結,而不是在現象的面前楞住,把縮小生產作為辦法。還有些人,認為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能力不夠的產業單位之沒落,乃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法則。讓他們沒落,不但沒有壞處,而且有促進大生產發展的功用。因此,面對目前這種形勢,這些人,是泰然自得的。他們的重點主義將會在中小生產的廢墟上長大起來?!其實,這亦是不合事實的想頭。阻礙著工業生產的基本原因,如果仍然存在,則伴著中小工業衰落的,將不是大工業的發展,而是囤積居奇的商業資本和充滿著寄生性腐爛性的特種資本之發展。

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事。中國的工業必須大大的加以發展,它並沒有飽和,它並沒有滿到邊緣,目前溢出來的那些水,乃是由於杯中投下一些石塊。投下石塊,不但水會溢出來,而且有打破杯子的危險。我們很同意一位工業家的談話:「民主和科學不可分,工業本身就是科學的體現。離開了民主政治,科學成了法西斯的御用工具;離開了民主,工業亦只是為了絕少的人的利益而耗盡了工人的勞力」(見元旦本報第五版)。我們更同意他的另一段話:「工人與生產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結合起來,生產的積極性固然無法提高,工作效率無法改進;如果工業生產者和政府管理機構,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濟以求進步,工業生產亦無由改善」(同上)。民主是發展生產的暖室。經濟上的民主是解決當前這個紐結最基本的途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上述的種種困難,才能使提高生產再不至遇到種種制約,才能逐漸克服這一個本質是生產不足而現象是生產過剩的矛盾。

──《新華日報》1944年1月4日社論


21.自由不是專賣品

抗戰是為了民族的自由,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專賣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業。誰也不能自由到說:這玩意是我的,高興給誰就給誰。更不能自由到說:「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

──《新華日報》1944年1月22日短評


22.「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演說者:周恩來

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十九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抗戰本是求民族獨立的,但時間快近七年,全國離反攻的真正準備還遠。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我黨毛澤東同志老早就說過:「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這個道理,現在全國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憲政運動,都一致嚷出: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絕的從人民中間湧現出來,那反攻的準備,才能真正進行。

……

各方面正在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開放黨禁,就是要承認各抗日黨派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黨派看做「奸黨」「異黨」,不要限制與禁止他們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範圍的活動,不要時時企圖消滅他們。有了前兩條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實行。

……

關於時間問題,我們也一向主張應在抗戰期間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照我們經驗,在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不能實行民選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執政的國民黨有沒有決心和誠意實施憲政,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提前實行。因為民主的動員是能最有力的準備反攻,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從民主中,才能找到徹底解決國共關係的途徑。

──北京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23.科學、民主,繼續前進─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紀念

距今四十幾年之前,一個青年的海軍學生跑到日本去改習醫學。在當時「科學救國」和「富國強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當他有一次在仙臺看見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劊子手是日本軍人,上斷頭臺的是中國人,圍著看而毫無表情,如醉如夢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國人」的時候,他便憬然有感,覺得改革「已經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醫學更重要的事了。從此之後,他「常常提筆」,「在寂寞和艱難中」,「喊幾聲助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國新文化奠基者,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戰士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窮畢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從事著的工作,擇要地說,是在為數千年來的專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國國民性的改造,因為他確信「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要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的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他所期求著的新生命是什麼?用他畢生的言行來說明,也正就是孫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來爭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國,而要使這樣的一個新中國能夠誕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樣熱心,同樣執拗地主張著:中國要有科學、民主!

科學與民主,已經不是新的口號了,但,半世紀來,賽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國,正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樣,「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這種阻礙新中國誕生的主要障礙了,他自己選擇了的正是在沙漠為肥田的工作,開荒、疏溶,做「革命的馬前卒」。槍斃中國人民心裡的阿Q,肅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文明。──也許,中山先生不曾和魯迅謀面,但是從真實的意義上說,魯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實的協力者,最有力的發言人。

到今天,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經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擊的民族革命戰爭,也已經繼續了五年以上了。由於全中國的團結,由於千萬健兒的英勇抗戰,由於國際情勢的丕變,中國已經走上了否泰交替的關頭;科學與民主,又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了。但,在這黎明將要到來的時機,我們需要更大的戒慎與恐懼!在國際形勢日見好轉的時候,自高自大、自滿自足的「精神勝利法」,不又在我們民族裡的少數人心頭開始蠢動了嗎?用魯迅的戰鬥精神來徹底的肅清「中國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最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們在今天更應該迎頭趕上,更響亮地提出:中國要的是科學與民主!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9日社論


24.中國需要「變」

──摘某報社論

「『現在交通迅速之奇蹟,已使此世界為之縮小』,這是羅斯福總統自克裡米亞會議返歸美國時的名言之一。我們要知道正為了『世界為之縮小』,世界才在那裏急劇地轉變。」

「世界縮小了,時代轉變了。政治、經濟、制度、習俗、藝術,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轉變了。整個的世界都在那裏急劇的轉變,若有人焉,偏要固執己見,堅持所故而不變,試想這個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後果的悲慘,是否還可以想象?」

「因為如此,我們敢明白主張要『應變』。要隨著歷史的法輪去即時轉變。因為固執而不變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必要的。唯有應茲時所需以轉變,方不失為俊傑,才能在今後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勞績可稱述的人物。」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一個國家的制度及政策,是應付世事的,任何思想或主義,是針對問題的,如果問題改了,世界變了,那麼,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容不隨之改變了。」「所以世界上的聰明人,沒有不因著時代轉變而轉變的。我們不相信我們中國人都是傻子,所以現在我們敢明白主張要『轉變』。」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25.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作者:李普

有人說: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議論紛紛,所以必然會減低行政效率,甚至毫無效率可言;因此,特別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之中,民主是絕對不適宜的。

解放區的經驗證明這是胡說。

共產黨員對民主作風的學習中,黨的領導機關的堅決的領導起了決定的作用。但是同時,民主作風本身所發揮的驚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它本身的那種驚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風的普遍風行便會是不可思議的事。

同時,如果實行民主反而必然減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對民主卻又不得不偽裝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襲一套刀筆吏「欲抑先揚」的惡劣手法嗎?

我們還是來談點實際的事情。首先,讓我們介紹河北臨城西峪村村長、共產黨員郭秋根轉變作風的故事。

郭秋根轉變作風以前,這個村莊事事沒有生氣,抗敵工作做不好,生產運動搞不起來,全村仍舊過著貧窮的生活,年年不夠吃的。以後,由於他「使喚了民主」,才動員和組織了全村的力量,領導了全村從貧窮走到了富足。縣上開勞動英雄大會時,這個村子被選為生產模範村,他自己也被選為模範村長。下面是他在大會上的講話,讓我們看他怎樣一點一滴,慢慢地嘗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戰以來的老村長,自己過去的作風是『下馬三聲炮』,叫別人幹什麼,不幹就不沾。我常常說,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裡裝著,我啥事情不能夠做主?去年麥收前上級調我到縣裡受訓,講的全是『樹立群眾觀念、克服行政命令』,並讓我們反省。我當時發言說:『如果和群眾商量,啥事也辦不成。老百姓是奴隸性,不壓迫就不沾』。上級又給我解釋三次,我說:『就比如我們村幹部吧,區裡不硬逼還不幹哩。老百姓不逼還能沾?』後來上級又說:『光強迫在群眾間樹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級對你光強迫,你心裡能高興嗎?如果你能好好說服群眾,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樣群眾一定很滿意,你在群眾中,就有威信了』。這句話把我提醒了,我發覺就是這樣,如果上級光強迫我,我也是不高興。如果我光強迫群眾,同樣群眾會不信仰我。這樣子對上對下都不落好,何苦來?在心裡總有兩種想法:一個是和群眾商量說服,到底沾不沾還不保險。一個是自己命令勁頭已形成了老習慣,還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來才行。」

「受訓回來以後,我心裡的想法是試試吧,看到底哪樣辦法沾。後來我就開始試驗了,起初我想先和群眾商量商量,如打開腦筋就算了,打不開還是強迫。試驗了一下沒試成功,我就逐漸不信上級所說的話了。」

「到冬天,上級布置了擴兵工作,全村幹部都忙起來。這個去說服,那個去動員,總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參軍,但是誰也怕走後家裡沒人照管。幹部說保證優待,他們不信。我那時候沒有學會民主,在群眾當中毫沒有威信哩,這事情可真是不假哩。後來我們想出個辦法,就是讓群眾大家討論,大家動員,大家保證優抗。這樣一試驗,就弄成了。我一想:原來是人多話大,大家保證優抗,就使想參軍的人安了心。這就使我感到群眾還是沾,動員大家做,比光是幹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級號召打洞備戰。幹部夥看了一個地方,群眾都說:幹部看的地方打下去準有石頭。打了一下,果然被石頭擋住了,群眾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這又給我一個經驗,就是群眾大家的辦法比我們的辦法沾。」

從此之後,他就遇事採取了和群眾商量的辦法,比如,全村割麥時幹部會計劃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緊七慢八),又派群眾討論了一頓,大家都說四天保險能完,可是幹了兩天半就收割、打場、藏糧都鬧好了,這說明群眾自己討論決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幹』。再如動員群眾打蝗、開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為和群眾商量討論所以鬧的很好。」

這給我們說明了一個真理: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當然,這首先必須那些事情真正符合於人民的利益。這一點十分明白,無用乎多加解釋。唯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才利於實行民主,反對人民的人誰敢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世界上沒有一個統治者願意讓自己壓迫之下的人民起來談話、願意把自己壓迫和剝削人民的企圖和設施給人民來討論,天下沒有這樣的傻瓜。

山東沂蒙區在幾年以前開始推行民主文化運動的時候,個別的幹部唧咕說:「實行民主就壞了,辦公不好辦,不大離兒硬一點才行」。有的說:「民主,還不是叫咱下臺」!因此,比如某莊莊東頭的老百姓要向莊長提意見,莊長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還有啥壞處?」

但是現在,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們已在普遍地歌頌民主了。

讓我們再引一個行政村主任的話:

「這幾天的會,開的我腦筋有了些開化,越想越不對。象年冬時,要集軍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給我村計劃跟老百姓自動一千塊,我回去就按戶每家攤了五十元。款是集起來了,可是下層有了反映,說我主任辦事不公道,『棗圪桃一類數』,為什麼不論窮富一律五十塊?我那時心裡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見多」。

「所以,過年時,要慰勞部隊和抗屬,我沒有動員,又怕下層反映,就自己訂了個數目,都給上層的攤開。好面、菜飯雖然也都起齊了,可是上層又有了反映,藉口說為什麼我不讓人家下層撫軍,說我壓迫。我心裡還是不舒意」。

「這一次開會,我可想開了。前天隊伍打開方山圪洞,我想我應該發動勞軍,這次我再沒用攤派的辦法。我民主了一下,讓眾人們自動,想不到人家都自動的嘩嘩報上來,你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擔蘿蔔,不論窮富都出的乾脆,比上回還慰勞的多。比我心裡事先估的也多。」「你們看,不民主,群眾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發揚民主,事情就辦的比你想象的還好」。

「咳,我索性徹底吧。我做工作,老實說,什麼都是應付。給老百姓謀利益,我不往那上頭想。過去我一點也不積極」(這時有人發問,以後你是還要應付,還是要積極?)。「以後我當然要積極。你看,方山圪洞都打開了,我們要爭取更大的勝利。有了民主什事還怕鬧不好?」

對於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民主帶給他以無比的信心!

勞動英雄溫象栓說得好:「我們要把壞思想丟到河灘裡,明年開春,解了凍,給水推走,裝上好思想好作風去工作,大家翻身發財……。」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26.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象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至於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中國正開始向著民主政治的道路前進,這是抗戰的需要。在這方面,我們的成績雖還不大,但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進步。今後的努力方針在於:第一,加強民意機關的發展,把現在的國民參政會和各省正籌備中的參議會,逐漸變為真正代表人民的機關;第二,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於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這是提高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實現民主政治,加強民眾動員爭取抗戰建國最後勝利的重要任務。

──摘自《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27.讓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

作者:(英)普裡斯萊

我們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們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這些犧牲都是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勝利之後,大多數民眾能否適應民主?實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瞭也不關心政治。而這樣勢必造成一種極危險的情勢。

現在我不想打腫臉充胖子,說我們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們還沿用一種可笑的等級制度;特權占有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縱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難於了解真相,……這些我都承認。可更明顯的事實是,許多民眾不會恰當地運用我們已占有的民主機構,而它的力量比他們估計的要大得多。他們正象傳說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鎖在門外,卻忘記了他口袋裡起碼有一把鑰匙是他從未用過的。

其中一個麻煩,就是叫作「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對於軍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軍中他們只能服從命令,走到這兒又到那兒,做了這件又做了那件,因為一個莫測高深的上司要實施其計劃。但如果把「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帶到民眾生活中,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並非有什麼神秘的「他們」在告訴我們該怎麼作,而其餘的人只能唯命是從、糊裡糊塗地「我們」。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們所喜歡的政府,並且可以看著這政府作我們大多數人所要它作的事。權力是握在我們手中的,只須我們肯誠心使用它。

我們必須使用它。在這國度中,大多數人,尤其是婦女,把政治看成遊戲和嗜好,這真是一種可怕的觀念。政治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它使我們捲入或脫離戰爭,它決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職業、女人能否有溫暖的家、孩子有沒有機會健康成長……。你可以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你必須確信:政治對你卻太有興趣,政治絕不會因為你對政治不關心而放過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戲臺上一具可伶的傀儡,給別人隨心所欲地推來推去,你就別無選擇──必須關心政治。這其實就是關心你自己。

人們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無助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現代生活太複雜,許多問題只有專門家才能正確地觀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識,對常人來說往往是很難的。可這僅僅意味著:如果我們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權柄,那就活該我們倒霉,權柄必定為人所掌握──不是我們大多數民眾掌握,就是極少數野心家壟斷。德國人民放棄了,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們就把它搶奪過去。要是我們宣稱權柄對我們來說太深奧太麻煩而效法德國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讓希特勒式的野心家來獨占吧,而他們必定憑借它變成奴役我們的永久的主人。

我們仍舊聽到呼喚領袖的聲音。對這種呼喚不以為然,我要算一個。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領袖,而民主的團體當然也有被選舉、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領袖是一回事,「領袖們」所做的一切都比其它人英明這種想法,則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於一句老話之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讓人民討論、合作組織集體行動,不只成群結隊地跟著領袖走;這樣才會迎向光明。

民主,和別的生存方式一樣,也有它獨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比方說吧,如果我們的正當要求被拒絕了,我們就要去爭取。這時我們就需要學習雖然麻煩卻決非學不到手的關鍵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願望相近的人聯合起來,共同討論,再擬定一個共同步驟。而這就需要妥協──求同存異──以求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沒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氣而走開,不顧惜他方的願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遠沒有鞏固的盟友。在我們這個國度,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知識豐富,也不乏精闢見解,可他們自我拯救的種種努力卻終歸無濟於事,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樣去與別人聯合,也就是怎樣達成妥協而實現互助互利。

我們一定要洞察我們的病症所在,調整原有的計劃,而去發現一個公理。談判、辯論,乃至怎樣開會、怎樣寫決議案等細節,所有這些無疑既費時又繁瑣。可是雖然如此,它們畢意是民眾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眾生活的藝術。有了熱誠、堅韌的品性作後盾,它們就不但不會使人討厭,反而會成為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我們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種候選人,就必須堅決地推選他,這樣才能使國會代表我們的意志。不然你就別抱怨你的政府,因為你從沒有費過一點心機,用於挑選你所需要的正當的人。

可是必須牢記:產生效力的意志是群眾的意志。僅僅千把人的團體所發表的共識,要比一百萬個分散的個人的指摘,詛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個什麼團體──或者組織一個新的吧!然後你的意志才能有機會變得更有力,你的活動才能有機會產生更大影響。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們的政府其實還算是對人民的意志感覺相當敏銳的。但有些組織精密的少數人,能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而實現其意圖,就因為他們組織精密。

……

我們可以支配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願意這樣做的話,因為我們握有這種權利。可這權利一定要運用適當。我們參加戰爭就為了這權利,若是不運用它或是運用不適當,那末有一天我們會大夢初醒,發覺它已不知什麼時候消失了,男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女人為之含辛茹苦的自衛法寶,我們已輕輕放棄。所以我們必須警覺、必須努力,而努力的時間,就是──「現在」!……

──《新華日報》1945年9月11日文字略有改動


28.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與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他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法統主義麼?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麼?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要做什麼、要不做什麼,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與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29.為民主拚命

黃炎培先生①在復旦大學關於憲政與民主的一篇泛談,讀來使人擊節興奮。這是黃先生最熱烈坦白的一次言論,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足見民主的要求已經達到高潮,激蕩著人心。

黃先生說得好:「民主是不成問題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說:「我們是為民主而戰,為自由而戰,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別人是不是有誠意實行憲政,」「我們自己不動,休想別人把憲政的禮物送上門。」所以他主張「為民主拼命」。最重要的一點,是黃先生痛切地大聲疾呼:「民族的苦難日益嚴重,希望我們大家以後做人要改革作風。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難怕阻礙,今後要說就說,要幹就幹,良心以為該做的便做,認為不當做的便不做,絕對不做。要做民主國家的人民,這是起碼的條件。」

這是完全正確的。三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爭取民主的作風。要爭取民主,就是要從改變這種怕困難怕阻礙的作風做起,要取於拼命。

黃先生的話,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日短評

註: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發起人之一。建國後曾任政務院副總理等職。


30.工程師和民主

作者:韋華

離開大學我便在黔桂鐵路服務,到這一次狼狽逃難止,恰恰三年半。在這三年半中,我測量過路線,監造過橋涵隧道,最後我主管一個軍用車站,赤著腳在水田裡看經緯機,修了馬路,建了站臺,造了好幾所房子。可是曾幾何時,這些都崩塌了,破壞了。

修這條鐵路為的什麼呢?為的運輸物資、軍隊,為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廠機器運不出來,而只是替特殊階級運輸桌椅沙發,那麼又何必修它呢?!假如……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這鐵路多保存幾時,能使橋涵隧道車站多保存幾日,為什麼不去做呢?!工程師就專為的是修路和破壞路嗎?多少人都認為科學技術與政治無關,工程師不必去管政治,現在應該看出關係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這鐵路,去保護這些鐵路上的員工,要是軍民關係搞好了,民眾組織起來了,軍隊生活改善了,鐵路員工本身就是一個戰鬥單位,我相信我們的鐵路是可以多用幾日的,我們的工作意義當更大些,要做到上面這幾點,單單局部改革沒有用……;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瞭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31.關心政治犯牧頰

關心政治、改良政治──一位工程師的話

我們機關裡新近來了一個同事,是工程師,我們是個文化機關,和他所學的風馬牛不相及。再打聽一下,他在國內大學畢業,又在日本、德國留學多年,專攻航空工程,因為不善逢迎,先後被幾家工廠和某機關趕跑了。有一次,他對我們發感慨道:

「我過去以為切切實實學點有用的技術,就可以報效國家,用不著關心什麼政治。但現在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卻來影響你。一種不良的政治,它到處會排擠你,壓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用武之地,不僅報效談不上,甚至連生活都發生問題。因為人家講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著你的本領呵!這種殘酷的現實,迫使我覺悟到:無論學什麼的,都必須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後決心跟隨大家多多研究政治。」沒有良好的政治,學什麼技術,也還是沒有保障。 

──《新華日報》1945年3月7日△(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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