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五)(圖)
 
2017-9-10
 



誰會想到中共建政後,有一天軍隊的坦克車會開上天安門廣場碾壓學生成肉醬!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編者按:在今天刊登的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裡,有幾位作者或演講者是很出名的人物,例如翦伯讚、郭沫若、茅盾(沈雁冰)、夏衍、沈鈞儒、舒蕪、周谷城、陶行知和黃炎培等人,現年70歲左右的人都還會記得他們。

翦伯讚在文革期間,被逼問有關劉少奇的問題,因為沒有什麼可交代的,但又必須得交代,實在被迫無奈,於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讚與妻子戴淑婉服下大量安眠藥。次日清晨,杜師傅杜銓見翦氏夫婦一直不開房門,喊了數聲也沒反應,就將房門撞開,發現其夫婦倆已遠離了這個世界,只見翦伯讚夫婦各睡一張床,揭開被子,兩人都整整齊齊的穿戴著嶄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讚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翦伯讚自殺也不敢不表達忠於毛,這是怎樣恐怖的世界。但,這紙條並不起任何作用,那個年代,自殺就以「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定罪,所以翦伯讚夫婦的骨灰還是被當作垃圾處理了。

10年之後,1978年8月,翦伯讚被「偉光正」平反。1979年2月22日,他的追悼會上,擺放在會場前方的骨灰盒裡,只有3件物品:一是翦伯讚的老花眼鏡,二是馮玉祥送給他的自來水筆,三是他們夫婦的合影。

另一個名人,茅盾(沈雁冰),中共非法建政後,出任第一任文化部長,妻子孔德沚(讀音:基)在家料理家務。文革浩劫開始後,茅盾被打倒靠邊站,還被抄了家。妻子在這場劫難中驚嚇與擔心,致使糖尿病復發,於1970年1月29日凌晨在醫院去世。

茅盾在1945年12月寫道:「青年學生的血,自來是不能白流的,讓我們後死者咽住熱淚,沈著地踏著死者的鮮血前進吧!」用這段話來紀念47年後的六四死難學生,根本不需要修改一個字!

再舉個例子,郭沫若,他的名氣更大,被稱作世紀奇才。但文革期間他的家庭也沒有平安無事,郭跟第三任妻子于立群生的次子郭世英、三子郭民英均死於文革期間。郭世英肄業北京大學哲學系,1968年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刑訊逼供,打得半死後從四樓扔下而死。郭民英肄業中央音樂學院,1967年參加海軍,無預兆突然自殺,死因成謎。1978年6月12日,86歲的郭沫若因病長期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1979年2月25日,妻子于立群縊死於北京故居。

我們接著連載被中共化為紙漿的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在這些「承諾」裡,就有上面提到的這些名人的文章或講話。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願望與中共建政後的行為沒有交叉點。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編者:笑蜀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72.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
73.斥「人格教育」
74.紀念「五四」,貫徹為民主自由的鬥爭
75.民主和自由新論
76.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
77.「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78.睽睽眾目豈容狡辯,屠殺學生罪責難逃
79.中國統治者的「進步」
80.為死難學生呼籲
81.德國縱火案和昆明慘案
82.人民是騙不了的
83.反動派也該想一想:人民豈可輕侮
84.希特勒的法寶應該收起了
85.青年教育與思想問題(節錄)
86.美國的教育和民主
87.目前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
88.重視青年

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

近年來,很多大中學校中有「民主墻」的設置,這是一個好現象。但假如只有在這一垛牆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墻的精神應該發揚,使整個學校,每一個學校都成為民主的堡壘。

說學校要成為民主的堡壘,這就牽涉到學校是否要和政治牽連,學生是否要過問政治的老問題。但這其實是不成問題的。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並不是要把學校卷進政治的漩渦,讓學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動。恰恰相反,假如辦學校的人及教師和學生不一起努力來使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結果就使得學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壞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學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學。

這幾年大後方學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證明。據說,有一個大學的負責人自負為「以辦黨的精神辦學,以招兵的辦法招生」。又有人說,有的學校拿了國庫的經費,卻只在培養「升官、發財、造謠、生事」的人才。這話也許言之過分,然有著這種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並不是沒有認真辦學的人,但是他們被當做教育官署的下屬,經常要應付各方面來的公函訓令,一會兒要注意那幾個教員,一會兒要嚴防那一些學生,試問如何能叫他安心辦學?也不是沒有認真教書的教師,更不是沒有認真讀書的學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惡狠狠的面孔高壓著他們,監視著他們,威脅著他們,叫他們如何能安心的教書讀書?在這種情形下,不學無術的官僚可以主持學校,靠面子有後臺的人可以當教授,掛起手槍橫行不法的學生可以坐享公費。這簡直可以說是斯文掃地。假如不改變這種情形,恢復學府的尊嚴,後患何堪設想!

很多人慨嘆近年來學校國文程度的低落。其實何止國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程度的低落。學生試卷上暴露出的對於社會知識和科學知識的無知,那決不應該做為笑話來傳述。應該使人痛心地感到黨化教育的貽害。中國現在已進入和平建國時期,沒有千千萬萬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做中堅,談不到建國。學校的任務太重要。中等學校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初級人才,大學要培養出大量的有科學知識的高級人才。國家要建設,必須要安定;學校要培養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學校成為民主的堡壘,意思就是要使學校的內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擾亂和破壞,讓辦學的人能安心辦學,教書的人安心教書,學習的人安心學習。

和平建國綱領中在教育項內規定「保障學術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學校行政」。又規定,「根據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革各級教學內容」。這規定很切要,也就是廢除黨化教育、保障教學自由,使學校能負起培養建國人才的辦法。能夠做到這樣,學校就成了莊嚴的民主堡壘。學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學內容受黨化思想的範圍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後,學校應該讓真心從事教育事業的學者去辦,西南聯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極值得讚美,教育行政機關只能處於輔助地位,黨部團部更無權干涉。大中學校長成為委任職的官員,是極壞的制度,尤其是大學校長更應是極榮譽的職位,只有教授與學生的公意才能決定其去留。此後,教科書的統制應該取消,讓學者根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而自由地編撰,在黨化精神下所訂的各級學校課程標準應該征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見進行修改,學校內教師講學、學生討論的自由應該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現行的統一招考,教育官署審定教授教員資格等制度也是變相的干涉學校行政,也沒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氣就能有安心教學的環境,就能促進科學和藝術的進步發展。學校內部情況的變革固有賴於外面的政治社會的進步,但學校是應該做移風易俗的先導的。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夠給中國帶來民主與科學的福音,首先使學校變成民主的堡壘。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2月6日


斥「人格教育」

作者:舒蕪

士氣怎樣敗壞,「人格教育」怎樣重要,這些呼聲,不知由於什麼一種觸發,近來又常常出現在時論中了。人們引證「經商易得、人師難求」的古訓,對於今之教員,深致其不滿,責備他們只作知識的販賣,而不會建樹人格的儀型。似乎有一種企圖,要從這些呼叫中把整個教育引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這裡面包含了一種陰謀,而這「新的」方向其實是舊的,完全陳舊的。

教育,是社會的、階級的武器。沒有一個社會、一個階級,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國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數到現在,歷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餘年古國古」,倘要說清末以前就沒有教育,那可說不通。我們這些習慣於新式教育的人,對於以前的教育,總覺得格格不納,總覺得那彷彿是全然相異的別一回事。不客氣的說,就簡直覺得那並非教育。太學國學,以及州郡府縣學之類,不必說了,就是常為論史者所嘖嘖稱羨的書院,倘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過去,也會感到陰森窒息,一點也沒有所謂「春風化雨」的風光。好在眼前就還有什麼「復性書院」之類,只要去參觀參觀,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這是本質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從的;民主教育則是建基於理智主義之上,要啟發自由的思考,鼓勵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於受教者的實踐,但在怎樣使之實踐的關鍵上,就有了決定的分歧。

柏拉圖說:知識即道德。實在的,凡與知識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來闡明、經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說,沒有理智主義的基礎的「道德」,都不過是僵死的教義的武斷,陳腐的習俗的盲從,統治者打造出來的精神的桎梏。反過來,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聖。因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現實社會現實生活的鬥爭之路,這個路必需深湛剛強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現在說,新式教育錯在注重智育,應該轉而注重德育了。這話就表明了那所謂道德,是在理智之外,與理智不相容,就證明了那「道德」其實是什麼東西。

不過,空言不如實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應當有一個能實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體的儀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許會這樣解釋的吧。只要不是機械論者,當然不會否認,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這人格也應當是一個合理的存在,也應當能被理智所闡明;第二、效法這儀型,也應當通過深徹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習慣的跟從;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體的儀型,究竟還是社會生活,不是這個或那個的個別的人。而社會生活又就並非不要理智所能認識清楚的。

今天的社會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這個不必在這裏說。姑且借用一句老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大體上還是如此。據說這種荒淫無恥,大大的引誘了青年人,他們看到這條穩當便捷的路,覺得平日接受的知識、所指示的路都迂遠艱難,就紛紛的就彼而舍此。於是,陰謀者也就趁機站出來,說道:由此可見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識無用了,有些知識也適足以濟惡了。

就這個情形來說,知識可以說是無用的。但絕對不是說一切的知識,而是說今天一般學校裡所傳授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僵死的,脫離了社會生活;不但不能說明社會生活的真相,反而會掩蔽它的。社會生活的全面,是莊嚴與荒淫、光明與黑暗、新生與沒落的交織。今天學校裡所傳授的知識,當然不會公開歌頌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無意的,卻嚴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這個時代的通向光明,為了光明的努力、爭戰、進行,新生的東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視作洪水猛獸,不許在黑板上或講義上透露分毫。新生的東西又究竟比較的不甚顯著,不如荒淫無恥之彰彰在人耳目。這樣,青年人之易於被荒淫無恥所引誘,當然就是當然之勢;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於「智育」的加強,以有用的知識代替無用的知識,以現實的知識代替迂遠的知識,以知識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輸,以社會生活的全面說明代替歪曲的描繪;絕不在於廢棄知識、絕滅文化──這是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我們的民主主義的、理智主義的教育傳統,是可珍貴的;儘管它曾經被封建主義的殘餘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滯,更曾被東方法西斯主義所強姦,卻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貴的,在青年的啟導、鬥爭的組織、文化的促進這些巨大的任務上,我們的教育起過什麼樣的無可估價的作用,我們都知道,我們也不允許任何人加以抹煞。別有用心的,拚命的誇張著「教育破產」,想藉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靜坐觀心、踱方步、記功過、灑掃應時進退:這些,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知識即道德,愚蠢即罪惡。人格,決不是反理智的東西。

──《新華日報》1946年7月30日


紀念「五四」,貫徹為民主自由的鬥爭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紀念日。二十七年前的「五四」運動,在反帝、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之下,曾經猛烈地反對舊政治、舊文化、舊禮教,實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開闢了民族自覺的新民主主義紀元。從「五四」以後,在中國表現得如此的明顯: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眾政治運動,以中國工人階級為首,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在曲折崎嶇的道路上發展起來;另一方面,舊的政治與文化在被群眾強烈的打擊之後,買辦官僚的代表又從東西洋運進一些法西斯主義的貨物,在舊專制主義的基礎上,再加上那種法西斯主義,以繼續壓迫人民,戕害青年,並企圖從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國十六年「四·一二」國民黨右派舉行法西斯政變以來,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戰士及青年為之而捐軀的數目,在中外古今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八年抗戰,在國民黨一黨統治區域,為愛國與民主而奮鬥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殺,依然是無數的。在那裏一切講學、讀書、出版、發行的自由,被殘酷地摧殘。復古成為時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學校中,秘密偵探、欺詐迫害、武裝威脅、金錢收買的特務作風,盛極一時,教育與學術的尊嚴,掃地以盡。一切知識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無論在街上家內,好好的一個人會被突然抓去。集中營裡至今還關禁著數萬無辜的青年。然而同時,中國的光明也畢竟在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湧現出來了。一萬萬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從敵人的魔手下奪回來,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保證了文化方面的徹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發展和大眾化的新天地。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沒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愛國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設的蓬勃發展,青年思想的活潑發展。這一個對照,已經最好地說明了一切。它說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

它說明了:法西斯主義與民主、科學,與自由思想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人。萬惡的納粹黨徒戈培爾說過一句法西斯主義的格言;「當誰在我的面前講起智力的問題,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槍來。」這句話,實際也正是為中國的法西斯派所從來信守的格言。因為法西斯主義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統治。所以它們在政治上、文化上極端仇恨思想與理智,而極端歌頌野蠻、獨斷與盲從。中國法西斯派有一條獨斷的根本教條,叫做「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按照中國法西斯派的規矩:大家一聽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個領袖」,就必須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表示願在這「一個領袖」的叱咤之下;只要是少數買辦官僚寡頭的利益,就要無條件服從,視之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來,中國法西斯派拼命把這種罪惡的教條灌輸給純潔的青年,一切不接受這種法西斯主義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異端,都被認為該殺。拿著槍桿對著中國人民的腦袋,這就是中國法西斯派的政治與所謂「文化」。

「五四」已過去二十七年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仍然是輝煌的。完全推翻中國法西斯派的壓迫,爭取全國的民主,打碎思想統制,使得中國完全新生,這是一切民主人士、進步人士的嚴重任務。今天,中國人民為民主自由的鬥爭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也處在一個嚴重的歷史關頭。從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國法西斯派公開無所顧忌地犯下了一連串的血污罪行。這一連串的青年被殺被捕的事件,是和當前中國的和平與內戰、民主與獨裁之爭聯結在一起的。歷史證明:中國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來,他們反抗外來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國內的法西斯壓迫者,站在英勇鬥爭的最前線,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今天,中國青年更要再接再勵起來。中國青年紀念這「五四」的偉大歷史日子,應該更進一步地用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來武裝自己的思想,應該用毛澤東這個偉大的人生觀來充實「五四」以來民主與科學口號,使民主與科學的口號,獲得更堅實的新內容,更明確的新目標。我們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們追求的科學,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科學。中國青年必須培養這種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才能真正成為民主與科學的戰士。各解放區的青年要為人民服務,把中國和平民主堡壘的解放區建設得更好!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要為人民服務,堅決打擊中國法西斯派的進攻!全國的青年們團結起來,在為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下,消滅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貫徹為民主自由的鬥爭,向著建設一個和平、民主、富強、繁榮的新中國的目標前進呵!

──《解放日報》社論1946年5月4日


民主和自由新論

作者:黃元真

某大學的一位院長在紀念周上公開講演「民主」,說「校長為政府之代表,有資格談民主;教授為校長所聘,可以稍談一點民主;至於學生則根本不能談民主。」

可惜無法親聆那位院長先生的「高論」,不知他所說的詳細理由是什麼。但從這簡單的新聞報導中,我們也不難推論一些出來。能夠代表政府的校長(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長並沒算在內),當然「有資格談民主」,而且只要能夠代表政府而決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資格,某院長本人即為實例。因為他們這類的先生們所談的不過是括號內的「民主」,也可以說是「政府主」或「xx主」,與人民利不相關而害相連,大談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們的言論不一定都能夠代表政府,有的談到民主就要認真起來(這是每個愛好真理的學者所必有的態度),這樣會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過他們到底還是校長聘的,雙方都應該顧及到一點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礙校長以及校長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談一點民主」的。至於學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賦有特殊使命來掛名讀書的人們,都是年少氣盛,遇事更其認真,說起話來,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顧忌,若讓他們來談民主,就會要真正的徹底的來談一下,這是與校長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談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們就「根本不能談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訓青年的文章中,我們又看到這類的話,要我們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來貢獻給國家和革命。乍看起來,這是很有道理的。為了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那樣犧牲自己是真正為了國家和革命麼?第二,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些什麼?頭一個問題暫且不去討論它,只就第二個來說。要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就來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麼樣的自由可拿出來貢獻和犧牲的。今天青年有集會結社、讀書閱報的自由麼?完全沒有。有談話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麼?也完全沒有。也許可以說,青年不是還有失學、失業、饑餓和死亡的自由麼(目前這樣的「自由人」真太多了!)?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樂於「犧牲」而唯恐「犧牲」不掉的,試問教訓青年要犧牲的先生有辦法讓他們「犧牲」這些自由麼?否則叫青年貢獻什麼和如何貢獻給國家和革命?說到平等,青年並沒有和一切別的人爭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許多等級的不平等,沒有什麼可以拿來做犧牲品的。至於所謂「個人的平等」,在我這個笨人看來真太難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對自己還有什麼平等不平等的問題發生,自然更想不到還有「個人的平等」是應該貢獻出來的了。

話說到這裏可以轉回來,我們不要罵那位院長所說的都是屁話,而應該說他所說的正是實情;也不要以為這位名人對青年的要求太過分,其實這也不算什麼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實」。

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裡對青年所施行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雖然有時也要牽著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們來唱唱「愛自由、愛民主」的歌調(但緊接在後面的總要露出那些什麼第一什麼集中之類的狐狸原腔來),那不過是為著要裝裝門面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5日


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世界學生日獻辭

今天是第五屆世界學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殺布拉格大學學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學生也遭受到機槍掃射、毆辱和監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國學生代表在華盛頓集會追悼,並決定每年的今天為世界學生日,全世界學生應舉行紀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肅清法西斯的殘餘,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時激勵全世界學生,永遠不忘團結起來與反動勢力作鬥爭,共同為一個和平、民主、進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為什麼要屠殺學生呢?這沒有別的,只是因為不甘做法西斯奴隸的學生是每個被侵略國家最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鬥爭的先鋒。因此,學生總是法西斯的眼中釘,而法西斯也是學生和文化的死敵。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殺的殘暴手段,把學生的反抗鎮壓下去的。捷克學生終究保衛了他們的祖國,而德國法西斯匪徒卻被世界人民的聯合力量打敗了!象反法西斯各國的學生一樣,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敵人投降之後,美國卻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內戰和獨裁的路線,中國學生又被擲入沒有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在國民黨統治區,學生們既過著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學生天天有絕糧之虞,京滬及其他各地學生因為繳不起學費和物價過高而紛紛退學。在校學生多因營養不足而面黃饑瘦,精神頹唐。學校設備簡陋,教師待遇菲薄,致使教學無法順利進行。至於言論、集會、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殘。任何人都還記得:復旦大學學生因壁報言論觸犯忌諱,既被特務抓來罰跪毆打,又被學校當局加以處罰;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在校內集會,竟被關麟征指揮軍警開槍干涉,甚至又派兵士沖入學校,用手榴彈打死學生四人,重傷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慘案。此外,迫害學生思想自由、人身權利的事件,真是不勝枚舉。在解放區,學生們雖然沒有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直接摧殘,但,由於國民黨飛機到處轟炸,國民黨軍隊四出侵擾,使得他們不能安坐讀書。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擊敗後,國民黨反動派給予中國學生的報酬。不僅這樣,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當局的賣國,使抗日勝利後的中國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國憲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槍擊中國學生;比「二十一條」還要喪失權益的《中美商約》,更重重地打擊了中國學生對於民族獨立的願望!特別是在國民黨當局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慫恿和扶助,而片面召開一黨國大製造分裂的局勢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機又尖銳地提出在中國學生面前了。中國學生不能馴服他,做法西斯統治者的奴隸,也不甘受帝國主義者的踐踏,儘管國民黨當局為了禁止學生反對他們的賣國、內戰、獨裁政策,用盡一切方法來愚弄、鎮壓、欺騙中國學生,但是中國學生的積極戰鬥性是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的,它是嚇不到壓不了的!壓力愈大,反抗愈大。「五四」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自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歷史,就是學生運動充作人民運動的先鋒和輔助軍的歷史。在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學生用自己的血、淚和汗寫下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史上光輝的史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頁。事實證明:中國學生將一本過去傳統的愛國精神,繼續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國民黨當局不但倒行逆施,壓迫人民,摧殘青年,還更狡猾地,喜歡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進步的唇膏,裝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動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壞政協決議,大打內戰;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個御用國大來制定一部偽憲法,以使他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同樣,他一方面,殘害青年學生;另一方面,卻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視「世界學生日」,其實還要假裝說點愛護青年、反對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話,以把他打扮成為一個「進步」的「民主」戰士!這種兩面手法是反動派的慣技。但是在反動派摧殘青年、屠殺學生事實的對照之下,它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看著已經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鐵蹄下得到徹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學生們,看著全世界許多過著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學生們,中國學生應該再接再勵,擊退最後這一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爭取中國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運動是促成抗日戰爭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先鋒,這是中國青年學生的光榮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紀念日,新的學生運動又在蓬勃生長。雖然十年前和現在,各方情況都已不同,學生運動的內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樣都是中國青年抱著清醒的頭腦和燃燒的熱情而參與愛國運動的表現。這次昆明的學生運動遭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殘,和有計劃的誣陷和恐嚇,但他們始終是方針明確,態度堅定。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是他們的主張,並不因任何誣蔑刺激而有所動搖。在一切挑撥離間造謠中傷的陰謀下,他們始終保持著內部的團結一致,保持著行動步驟的穩重,為死者要求懲兇,為生者要求人權的保障。今日青年的這種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動,表現了他們無愧於「一二·九」的後繼者,的確是真誠愛國的青年。因此他們得到社會上廣泛的同情和響應。雲大教授七十一人聯名聲明,對學生表示同情,聯大全體教授罷教一星期以響應,更是過去任何一次學生運動中所未曾有過的。這正是因為昆明學生們的呼聲與行動,不僅可以代表全國的愛國學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他們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主的呼聲,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意;他們不畏強暴,堅持鬥爭的精神,表現著全國人民的力量。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道路,還是一個艱難的鬥爭過程。從這次的昆明的學生運動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慘案已經過了一星期,當局對於學生、教授和社會各方面的呼籲還是置之不顧,他們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開審訊聯大手榴彈事件」的醜劇與捏造出荒誕離奇的人物和故事來遮掩他們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們又動員了純官方的輿論,向反對內戰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們的人進行無恥的誹謗和惡毒的中傷。照理,無論怎樣頑固的人,聽到千萬愛國青年一致的呼聲,至少總該有一點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鋒下,總該有一點心悸,但這些殺人的罪犯毫不動心,他們只是把帶血的刀暫時藏在懷裡,繼續用花言巧語來否認內戰存在的事實,又用殺氣騰騰的口氣來宣傳「武力戡亂」的必要。因為他們就是製造內戰的罪魁,所以他們不敢承認內戰;因為他們口頭所說的和平解決不過是個幌子,所以他們要用全力來壓迫愛國青年和愛國人民的反內戰運動。

在「一二·九」時,北平學生有一句痛語是:偌大一個華北,竟沒有一塊乾淨土擺在我們的書桌。十年前,國民黨當局的親日外交斷送了華北,使學生有書讀不成,現在,假如聽任內戰陰謀家繼續活動下去,那就無法使學生安心讀書,也會使全國同胞長期陷落在饑餓流離死亡的苦惱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隸狀態中。國民黨宣傳員竭力用捏造和附會的伎倆,想來證明這次學潮是由於共產黨的挑撥,這完全是徒勞無功的。既然你們自己所作所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們對於和平與民主事業,還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繼續採取敷衍、延宕、欺騙的態度,繼續堅持反人民的內戰和反民主的政策,那麼廣大人民在超過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後,到底還會做出些什麼事來,那不僅共產黨無法保證,誰也不能為你們保證的啊!從來反動統治者都把學生運動說成是一群學生的搗亂。但實際上,學生運動總是反映著一個時期的人民的政治鬥爭。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有教授參加,有廣大社會的響應,這固然不只是一個什麼「手榴彈」案,也不只是一次罷課的「學潮」。政府對於這次屠殺學生的慘案,假如立即實行一些能令人民滿意的善後辦法,懲辦真正的兇手和負責當局,保證不再武力干涉學生自由,那麼我們相信,學生是可以而且也願意復課的。但是內戰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卻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中國青年繼承了從「五·四」到「一二·九」的光榮傳統,一定要和廣大人民團結在一起,為和平民主的實現和鞏固而鬥爭到底。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睽睽眾目豈容狡辯屠殺學生罪責難逃(輿論輯要)

重慶輿論界,對昆明壓迫學生愛國運動案的反應,除極少數外,一致同情學生。當雲南省府改組後,就有人預言似的說:「人們卻更擔心作為民主運動的堡壘的昆明,怕也抵擋不了特務的恐怖手段」(見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慶風雨」)。「一二·一」慘案,證實了人們的擔心。當局為了掩飾其罪過,已極盡其造謠誣蔑的能事,但所得結果,卻是更使正義人士憤慨。到目前為止,已經見於重慶報紙的公開聲援,已有八十余個團體,個別捐款慰問的人更難統計。本市輿論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與純官方言論恰好成一鮮明的對照。

對學生運動的估價──反動者蔑視青年。

對此次昆明學生反內戰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和平日報認為是青年的「盲目自殺」(見本月一日該報);恰好相反,時事新報卻將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學生運動,並且問道:「假使沒有自五四以來的歷次青年運動,誰能說中國今日是個什麼局面?八年的抗戰有沒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見四日該報)。七日大公報雖根據與事實不符的報告來說明這件事情,但也從歷史上的學生運動來說明「學生的愛國運動,都有其光榮的功績」。商務日報(六日)把這次學生運動看成是「歷史的推動力量」,認為在「某種政治條件存在」之下,「則這一性質的運動」,今日固可產生於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煥發和蔓延於全國各個地方。」新蜀報(五日)說:「每一次學生運動,都是為了國事,實際上都是一種政潮,……昆明慘劇正是一種以學生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當局「應重溫過去學生運動的歷史教訓」,這就是說:歷史上哪一次學生運動是被武力壓得了的!?

「一二·一」慘案的責任──反動者諉過共產黨

反動者企圖以「共黨煽動」(見中央社電及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社論),輕輕把「一二·一」慘案的責任推得一乾二凈,但是七日的新民報說:「學生罷課反對內戰,當地軍警出動鎮壓……,在這情形中誰是誰非,幾乎不待判斷」,「看昆明學潮慘案,受害的卻是赤手空拳的學生,他們既無武器,更非軍隊,而竟受到武力的攻擊」;「這次慘案卻證明基本人權無保障……政府當局亟須反省」。國民公報在七日社論中,也指出: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以殘殺,「雲南省地方當局之未能慎為處理應該負責」。

青年有發表政見的自由,反動者卻怕青年過問國事。

青年應不應過問國事,應不應反對內戰呢?大公報七日社論說:「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其中就有學聯會的代表,可見學生是可以對國事發言的」。只有從來就蔑視中山先生主張的人,才把這次學生運動看成是「無意義的,不正確的」(見五日中央日報社論)。內戰是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也只有想以內戰「統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內戰」,才有「反對內戰」便是「助長內亂」的奇妙邏輯(見一日和平日報)。新民報(六日)說:「學生們只不過是『不要內戰』,而陰謀分子卻『不許』學生『不要內戰,豈不是證明這些人要內戰的麼』」?七日該報又說:「僅僅反對內戰就受到這樣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夠過問國事?……這是測驗政府究竟願否讓國民關心國事批評政治,也可以測驗政府對於人民所作的諾言,有沒有兌現的勇氣」。這些話不知那些自稱為最「保障青年們讀書、討論、開會、講演、學術研究上的自由」(見六日和平日報)的人們聽見沒有?商務日報簡捷的說:要人民不反對內戰,只有事實上不從事內戰,就是老老實實的「實現民主憲政」(見該報六日社論)。如果「國事紛亂,民不聊生,而青年學生猶漠然無動於中,依舊渾渾噩噩,這可說教育已根本失敗,而這個國家的生機也幾乎絕矣」(四日時事新報)。「何必惶惶然如臨大敵,以致引起更多的糾紛?」(同前)七日的國民公報指出這次昆明學生運動,「正是今日青年對國內政治煩悶的部份暴露」,「試問世界勝利了,我們的勝利在那裏?國際和平了,國內的和平又在那裏?」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為了國家的生存與青年的前途,還不該多說幾句話麼?不當提出自己的意見麼?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動者才不敢正視青年的苦痛與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誘惑」,說那「不是代表大多數學生的運動」(五日中央日報社論),他們把昆明學生反對內戰運動歪曲為「反美」(見中央報五日,和平日報一日),欲以離間中美人民之間的友情。這種陰謀詭計是騙不了人的。「我們相信同學們反對內戰是出乎忠誠,決非一二流言所能誣蔑」(見雲大教授告各界書)。名教授張東蓀先生也說:「對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學生難免要鬧起來,但這種鬧,是出於愛國同胞的赤誠,結果竟發生慘劇,是十分遺憾的」(見七日國民公報)。「近日官方電訊,對學潮事實,竟存扭曲,顛倒黑白,似在擴大政治糾紛,使問題無法解決」(見民主同盟發言人談話)。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謊言與滑稽「把戲」,也掩不了血寫的醜行!

對青年應有民主態度──不可強加誣蔑,動用武力

統治者於屠殺青年之余,還沒有悔過的表示,但輿論界幾乎一致(除極少官報)主張政治應民主,特別對青年,千萬不應以武力對付,並當保障其身體、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報說:「今天是民主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治,正應該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數人民關心國事,參與國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壓制人民關心國事」。時事新報也認為,對待青年「不當心存忌怕」;「不可強行壓制」,更「不可強加誣蔑……指為某黨某派」。新民報(四日)說:「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實在無動用武力之必要」,「我們主張在學校以內應當讓我們的學生盡量自由,……我們以為青年們對於政治問題的態度,不應躲避隔絕,而應多研究,多辯論,以期真正了解,我們政府正在實施『民主』,我們以為這一點思想學術的自由是應當有保證的」。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1日


中國統治者的「進步」

作者:茅盾

「一二·九」的劊子手用大刀水龍頭對付青年學生,現在昆明慘案的劊子手卻用機槍和手榴彈了。

這難道就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麼?

「一二·九」的北平學生為了「救國」在大街上慘遭屠殺,現在的昆明學生為了「反對內戰」卻在校內被「進攻」而「圍殲」了。

這大概也正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吧?劊子手們混賴罪名的方法,最早為掩耳盜鈴的扯謊,例如「碰傷」,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後則為誣賴,為含血噴人,例如「受人利用」,「別有背景」;但這次昆明慘案除了這兩套老調以外,竟還跳出三個自承如何被「收買」的兇手來了。這不用說也是中國統治者的「進步」了!

我雖然不曾親自看見昆明街上以及聯大校舍內血肉橫飛的慘狀,然而讀了昆明各校罷聯及教職員的各項文告,我對於劊子手的按語是殘酷而又卑劣。這樣的殘酷和卑劣,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不但禽獸中絕無僅有,即在人類中也是少見的,更不用說「民主」的假面具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學生的血,自來是不能白流的,讓我們後死者咽住熱淚,沈著地踏著死者的鮮血前進吧!

──選自《昆明「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陪都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編
原題為《為「一二·一」慘案而作》


為死難學生呼籲

昆明大中學學生為反對內戰,竟遭軍警便衣屠殺毆打,死傷達數十人之多,這件事情本身的嚴重已不容我們來多贅一辭了。誰無子女,誰無兄弟,當有良心的人看到手無寸鐵的一群純潔愛國的青年,遭受當局用如此野蠻殘暴手段對付的時候,心裡會是多麼沉痛與憤慨!

昆明的學生們喊出了反對內戰,這是全國廣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學生們這一爭取和平民主的行動正是表現他們的赤誠受國,除非是別具肺肝的人,誰能忍心加以污蔑?誰更忍心用炸彈槍枝來加以摧殘屠殺?!但是很不幸,昆明學生們這種爭取和平民主的愛國運動竟遭到軍警的屠殺,不能不令人非常憤慨!慘案發生後,那些屠殺青年的兇手們,又企圖諉罪別人,想含血噴人的把責任加在中共的頭上,但事實俱在,絕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我們謹對昆明學生這次純潔愛國的行動,表示極大的崇敬,對他們今天所遭受的摧殘,表示極大的關懷,希望全國正義人士給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當局迅速懲辦造成慘案的兇手,並立即停止內戰,使昆明學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國能早日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4日
原題為《為昆明死難學生呼籲》


德國縱火案和昆明慘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黨徒為了消滅德國人民的力量,樹立法西斯獨裁,玩了一個毒辣的陰謀,就是縱火把德國國會燒了,而把縱火的責任推在德國共產黨身上。好了,現在紐倫堡的戰犯法庭,證明了主使這個陰謀的就是納粹元兇之一的戈林。德國國會縱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現在,戈林自己在盟國審判之下也沒有話說了。

其實,「嫁禍」的陰謀詭計,在我們中國,幾乎成了反動派的家常便飯。眼前的例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慘案。明明是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鎮壓昆明學生的愛國運動而一手造成的對手無寸鐵的學生的武裝屠殺,卻妄想抄襲嫁禍慣技;自己屠殺了青年學生,毆打了教授之後,硬把責任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以為這樣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凶殘罪行,偽飾自己的猙獰面目了。讓反動派聽聽紐倫堡的聲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沒國會縱火案的真實案情,難道任何捏造的謊話,能夠掩蔽用血寫成的昆明慘劇的事實嗎?!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6日


人民是騙不了的

昆明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無不感到無限的悲憤,連日各界捐款慰問,寫信聲援,有如潮湧。足以證明昆明學生的愛國行為和他們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國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時也反襯出國民黨反動派嘴臉的醜惡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本來,這件慘案的事理至為清楚,責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學生只不過激於愛國熱忱,憑了赤手空拳,起來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究有何罪?而國民黨反動派竟採取殘暴手段,慘加屠戮,並在屠戮之後,為了「嫁禍」起見,還不惜含血噴人,肆意誣蔑,居心惡毒以至於此,真是史無前例。但是人民是不會受欺騙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國民黨反動派要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徒見其日益心勞力拙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7日


反動派也該想一想:人民豈可輕侮

任憑你有怎樣偷天換日的本領,任憑你有怎樣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終究敵不過血寫的事實,血寫的歷史。真的,這些年來,人民的眼睛已經給萬重的苦難磨煉得異常尖銳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間引起了深刻而廣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間引起了悲痛的回憶:他們想起了「劉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時代,想起了民國以來一連串黑暗的日子。

當人民能夠回憶歷史的時候,也就能夠從歷史中取得教訓,更能夠從教訓中生長起力量和信心,人民豈是可以輕侮的麼?

反動派也應該想一想了。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希特勒的法寶應該收起了

成都各大學學生為聲援昆明愛國學生運動,於九日召開追悼昆明遇難師生大會,並在會後舉行遊行,經過情形,已見昨日本報成都通訊。

這是合情合理的行動。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卻反對人民的任何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運動。在昆明,採取了「嫁禍」陰謀,製造出一個莫須有的「姜凱」,把屠殺學生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說共產黨「指示暴動和學潮」,又說民主同盟如何如何,這樣地把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為國民黨反動派擴展其摧殘壓迫一切為爭民主的黨派和人民的「根據」。這種陰謀的一演再演,這種陰謀的毒辣陰狠,對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萬分!這種陰謀,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兇惡面目。

我們曾經一再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有一套荒謬的邏輯,就是把所有反內戰爭民主的人士都指為共產黨,而把反內戰爭取民主的任何行動都誣為共產黨的「陰謀」。他們企圖造成「合法」藉口,來實現自己假「戡亂」之名進行內戰之實的反動政策。他們不惜用流血的手段來對付昆明手無寸鐵的學生,就把國民黨反動派的這一套邏輯完全揭穿了。現在為了準備又一次用流血手段來對付成都的學生和一切主張民主的人士,所以,他們就又祭起這套從希特勒那裏學來的法寶了。真是卑劣無恥到了極點!奉勸國民黨反動派們:希特勒是學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贓嫁禍」的法寶,已經到了收起來的時候了!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4日


青年教育與思想問題(節錄)

編者按:我們訪問了好幾位青年的前輩,提出幾個關於青年教育的問題,請他們發表一點意見。但因為時間和交通的困難,有許多受我國青年敬愛的前輩,還未來得及去訪問。現在就我們所採訪到手的,發表出來作青年讀者和國際青年友人的參考(本期文章編者以收到先後為序)。

一、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教育政策,起碼應該具備哪些條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統一,因而決定實行嚴厲的思想統制(如象法西斯國家那樣的),他們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嗎?

三、領導青年的思想,最好是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辦法?

郭沫若:

對於國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認為至少必須具備著這幾個特點:

「1.人民本位。為最大多數謀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變相的帝王本位,犧牲大多數人的幸福以謀少數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後者是訓練奴隸。

2.國民教育普及。作為一個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識,即初中以下的教育,應使全民享受。

3.高級教育保護。高級教育應因材施教,杜絕一切特權,不使貧苦者被拒、而富者濫竽。

4.學術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盡量闡發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盡力打擊的自由。以真善美為目標,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虛偽、歪曲、變態的箝束。

5.尊重學者,保衛師資。

6.國際協調。與進步的民主國家保持協調的步驟,肅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類的和平」。
郭先生更認為法西斯的思想統制政策是可以達到其預期的效果的,德國和日本便是絕好的證明。但這並不是「統一思想」,而是「消滅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為工具、化為猛獸。這是人類文化的叛逆,為害於人民,更為害於世界。」「使這一次的世界大戰,為爭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幾千萬人的血,而且在戰爭結束後,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肅清,還要費很長遠的歲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滿清入關後統制思想,使中國退化了三百年,現在卻還在受著它的余痛」。

談到青年思想的領導問題,郭先生說:

「青年思想的領導,最好是啟髮式的、感應式的、培養式的。

德育、智育、體育,各方面都要顧到。有健全的身體,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

目的在使每一個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則,養成自由研究的習慣,發揮自由創造的精神。
給以豐富的養料、美好的環境、高尚的師資。

廢除剪削繩束的盆栽主義。

廢除腳帶腰纏的畸形主義。

廢除髯首閹割的奴才主義。

一句話歸宗,讓青年自由自在的發展便是最好的領導」。

陶行知:

(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甲.天下為公,教育為公,不以教育為一黨一派及任何小集團謀利益。

乙.尊師重道,不以偵探作教員,不使教員兼偵探。

丙.使師生之間,沒有隔閡。

丁.使學生打開眼睛看事實。

戊.關於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學生有閱讀自由、討論自由、批評自由。

已.學校內團體生活,要有民主的組織使學生在民主生活中學習更進步之民主。

庚.動員廣大群眾,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學習民主。

(二)三民主義一開始就說:「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發生思想,思想貫通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統制」與「思想貫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兩方面說。那不得已而受統制的人是越弄越沒有追求真理的興趣,結果不是思想統一而是思想消滅、智慧消滅,統一於愚;那不甘心受統制的敵人,一部分倒會突破千磨萬擊,而發展出更高的思想與更大的智慧。

(三)領導一二人,可用豆油燈;領導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領導一國之眾及全世界就要太陽,至少要月亮那樣的光明。統而言之,無論領導多少人,總是要拿著真理之光,照著人向那正確的道路走去。如果領導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隨的人的眼睛閉了看不見光,或者甚至把他們的嘴也封起來了,連路上遇著危險也不能喊,那領導的人們不但是費力不討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難免會出岔子。

夏衍:

一、起碼要承認青年學生是一個有人格有人權的人。尊重他們的人權,讓他們有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頭腦來想的自由。

二、假如這樣的思想統制能夠收效的話,那不僅希特勒可以永遠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會二世就亡國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現代化技術的龐大機構,在德國人民中散布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現在,對蘇聯的侵略戰爭失敗之後,德國人民不就開始用同樣現代化的機構在反對法西斯主義麼?

三、我以為最好是培養青年人的客觀態度。──讓青年人和現實社會接觸,讓他們自由地感覺、自由地思索,然後讓他們根據自己實際所感和所想得來的一切,來自由地判斷。

茅盾:

家庭是一個圈子,學校是一個圈子,這兩個圈子外邊又有社會這個大圈子。這是個比喻。這比喻好象有點機械。但我們姑且這樣假設(當然事實上這三個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響,而且這三個圈子在什麼線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們也暫時不談),一個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塗的家庭,除了賭和吃,便整天想些損人利己的勾當,甚至損人而並不利己的勾當,他所見的社會又是以貪污為能幹、以強橫為威風、以欺詐為德行,那麼,即使他進了個好的學校,結果他會被教成個什麼呢?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此所謂好的學校只是設備差、尚能灌給他一點知識,那麼,有了知識的他,將來要貪污、欺詐、強橫的時候,其作惡的能力和方法也會大些。然則這「好」學校給人的知識適足以濟惡而已。我們又設想:如果這所謂好的學校是不但有好設備、好教師,還有好學風;教師不但教得好,還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麼,該青年將來的結果,大概是三條路罷:一是家庭與社會對他的「示範」作用,完全抵消了學校中所給他的影響。二是他覺悟了,且有勇氣反對家庭與社會對他的「示範」作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悶,悲觀厭世。

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夠教育出配作民主國家的公民,教育設施之必須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會上必須真有民主,即國家真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外表與內容不合,決無好結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國家即一套思想統制的辦法,乃至領導青年的辦法,自然都是不應當有的。而領導青年姑不談威脅利誘等手段,單是自己不檢而且以言語欺騙,其結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設想、便是適得其反的。

沈志遠:

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現為極端對立的姿態。教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論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罷、褐色也吧,或其它任何顏色也吧,都沒有兩樣)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當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則充當著耍木偶戲的人;他兩手拉住一群木偶頭上的線,就可為所欲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關係,是主與奴的關係。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應當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樣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獨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們的人格,讓他們盡量去發揮他們的天才,而自己居於從旁輔導的地位。兩者的關係是兄弟般朋友般的關係。教育者對受教育者不但絕對不能為所欲為,且不容許採取任何強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極善的),而只有用說服、解釋、理喻的方法。主與奴的關係,在民主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域內都絕無存在餘地,何況乎在神聖的教育園地內?

其次,和前一點相連帶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對於受教育的青年們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誘,一隻手手槍(或者棍棒),一隻手鈔票(或者地位),根本談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

極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針恰恰是要發展人格教育,培養青年的獨立人格,因而他們的教育方法是因勢利導、循循善誘,依照最新的集體主義民主制的原則,教育者並且應該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來檢討問題和解決問題。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機關內,那種一手手槍、一手鈔票的卑鄙勾當,是絕對沒有存在餘地的!至於「蓋世太保」之類的東西,更不許其混跡於神聖潔白的教育園地之內!

極端相反的,民主主義的教育,卻以培養和鼓勵青年大眾的自由自覺精神為其神聖的基本方針。它不要青年盲從,而偏要青年懷疑:遇事要問一問為什麼?怎麼樣?以及怎麼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當作木偶、當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動(包括學術研究、生活訓練,以及各種集體活動之自由),培養他們成為高度自覺、精神活潑、極富於自動創造力的一批國家社會之自覺的棟梁。

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將隨法西斯本身之總崩潰走進墳墓;民主主義的教育必將隨民主主義在全世界上的總凱旋而得到進一步的昂揚。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夢想者啊,趕快讓給進步的民主主義吧,不然你們的墳墓也不會比納粹們遠一點的!

黃炎培:

我認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覺後知」。既然如此,年長者應該盡量將自己的知識去告訴後輩。但是有兩點應該認識,一是人類的思想和天賦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實驗過,以同樣一句話,某甲的反應與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場最好要因材施教,對甲應用適合甲的方法,對乙應該用適合乙的方法,決不能籠統用一種方法。其次,青年天賦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為人類社會需要各色人材。為青年本身想,應懂得他們天賦的不同;從社會需要想,也不應教以同。

講政治與教育不同,政治應有政策、方針,應該同。把政治意義施之教育,應該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統一目標提出,讓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達到這目標。具體說,一個國家生存要有民族國家的觀念,這是最高統一要求,不能放鬆;又如教人知道應該為人服務不自私,這是基本做人道理,這都要說得透徹;至於怎樣去做,那就讓每個人自定辦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個框子,叫別人進入我的框子,這樣一定失敗。須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許他服從,但絕對不及讓他自己選擇一條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啟發,使他很了解這條路最好、最適當,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讚:

翦先生首先說明一國的教育政策,與其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英美蘇聯等國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進青年思想自由地發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國家的教育政策,則是反民主的,對青年思想是統制的,是屠滅文化思想的。「用武裝築成一條文化思想的狹路,在狹路的這端,寫著智識分子從此入口;在狹路的那端,寫著智識分子在此領取官吏的委任狀。因而一切智識分子為了升官發財,都擠滿了這條唯一的狹路。這就是法西斯統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這樣說。

談到希特勒、墨索裡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達到他們統制思想的效果時,翦先生就說:

「中國有句古話,『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強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這又何異強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

「莊子說了一個笑話,他說,人有惡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趨而影亦隨之,終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會的陰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質社會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陰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這和莊子所說的笑話同樣是一個笑話。」

「除非永遠站在黑暗之中,則一個人總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還是存在的。不過淡薄一點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頭髮,也有他的影子。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統制是徒勞而無益的事情。」

最後翦先生說:

「一個皇帝和一個乞丐,他們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統一不起來的。因為皇帝所想的,是國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飯。我們既無法要皇帝擔心明天的早飯,也就無法要乞丐擔心國家大事。所以還是讓他們各人想各人的。這不過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以為領導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讓他想他自己所願意的,研究他自己所願研究的。這樣,他們的天才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民主國家的教育政策,是要從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鎖;換言之,要求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5日


美國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眾國成立的時候,馬上就認識了全體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國政治制度的人們很早就開始了解,如果政府的基本決策須由人民通過自己所選的代表們來決定,那麼人民就必須握有了解問題的手段。因此,美國現在實施著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約在兩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建立了。

原則雖然很快就被人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體人民可以獲得基本知識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來的過程,是長久而緩慢的。雖然使全美國青年都受初級教育這一目標已經大部份實現了,確立教育制度的過程卻還在繼續中。民主國家的教育制度必須經常改變和改進,目前戰爭環境對於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說明這一點。

不論在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場,聯合國家今天正在取得勝利,主要地是因為英美的教育制度優於軸心國家的教育制度。那結果,可以在許多方面看到。由於人民教育程度早,美國就能夠很快地重新組織全國的生活,從平時生活轉入戰時生活,美國就可能生產已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難於置信的大量的軍需物品,練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戰鬥的力量之一的部隊。要沒有民主的民眾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為可能,因為在美國的學校裡,青年人不但學到基本的語文和科學,學到各國的政治和歷史,而且學習如何思想,如何去發現真的和假的,如何組織自己,實行合作的團體活動。美國青年在踏進學校的第一天起,就學習如何負責任,如何獨立思考。不論在課程中,在學校生活中,教的都是這些東西。在美國現代化的小學中,教學的進行,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有趣的合作事業。學生學到和自己切身有關的一切材料,這樣就對於學習發生興趣。在教授各科中,經常使用問題法,把學生必須解決的問題放在學生的面前。問題的解決,也許需要參考圖書館裡的書本裡的一些材料,也許學生們不得不去請教鎮市上的某一個商人,才有辦法;這之後,也許還得運用自己的數學知識,計算一下。最後,教師和全體學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匯合攏來,開會自由討論,在會上,判斷了各人所得的事實和知識之後,才得出結論,解決問題。美國學校裡的教師們幫助孩子們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諸如此類的經驗。

這種教育的結果,使美國人民具有十分熟練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注重個人和別人合作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這些本領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效用。美國參戰後的二年半中,受訓練學習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萬以上。美國工廠裡今天有好幾百萬人是短短的幾個月以前還沒有夢想到會在工廠裡作工的人。現在美國武裝部隊有一千二百余萬人。兩年以前,這些人之中大多數還不知道如何使用現代化武器。但現在,他們都學會了。他們都明白為什麼要學習作戰所需要的新的技術。他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能力已經救了國家。

這種教育制度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效用。小學和中學是戰時許多社會活動的中心。美國小學生已經收集了幾百萬噸的廢鐵、廢橡皮,廢紙和廢油脂。學校對戰爭盡了很多的力量,而且賣出戰爭郵票和公債票,募集了巨額的款項。中學的課程已經改動了,改得更適合於美國青年進入軍隊或工廠服務。美國青年滿了十八歲的,差不多全部進軍隊服役。專科學校和大學,沒有一所是象平時一樣照常開課的。美國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時期內作這些變革,因為它是由負責的和受過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份,使學生的知識和品性的發展,成為民族的力量的真正的工具。的確,美國民主的基礎是自由和民眾化的教育。這次世界大戰中,民主國家正在勝利,因為民主國家不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體公民。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5日


目前青年運動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經停頓很久的復旦師生合組的憲政研究會召開了第七次的座談會,座談的題目是「青年與憲政運動」,同時,並由周谷城教授講演「青年運動在歷史中的地位」。

「中國青年在現階段中所從事的運動,應該是爭取民族獨立,經濟平等,和政治民主。為這三大目標而奮鬥的人,在歷史中就有他的地位。」這是周先生全篇演說的結論。在結論中,他更明確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決條件。有政治民主,才會有經濟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從事民族解放的戰爭,「所以」,周先生強調的說:「中國青年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政治民主。」……

在說到國內政治方面的情形時,周先生表示他不願多說。但是他說:我們現在連政治民主的起碼條件如人身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都還沒有,距離「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僕」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遙遠得很了。周先生的話講完以後,就有一個同學起來發言,提出中國青年應做的兩件反省工作:肅清自己的奴才性和為新中國的需要而努力。

另一個同學則指出國民大會代表的產生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說:「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絕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這天到會的除周谷城先生外,還有張志讓先生,陳望道先生,張孟聞先生等以及同學近千人。那位同學的話剛一講完,校長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結論,把這成千熱誠關心國事的同學散了。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誰輕輕的說了一句:「嘉陵江月為誰明!」黑壓壓的一股人流,靜靜的向校門外流去。

──《新華日報》1946年11月17日


重視青年

今日的報上,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舉行青年大會,生動而熱烈;一是英國商務部大臣達爾頓氏的演說,對英國政治有所評述,最重要的一點,則是「蓋居高位者,老年人過多,青年人則殊缺乏展其抱負之機會」,他要求能重視青年。達氏這種由熱愛祖國所指出的批評,我們讀了很感動。平常有些人也都說得出青年是民族最寶貴的力量,然而實際上卻未能積極使青年的純潔進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發展,這實在是一大損失。這情形實在並不限於某一國。

──《新華日報》短評1942年10月20日△(未完待續)
 
分享:
 

如果您喜歡本文章,歡迎給予捐助,哪怕3元5元也是鼓勵和支持。讓我們一起打拼未來!

 
PayPal在線支付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