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說再見」 維族詩人自述逃亡美國經歷
 
2023年8月6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一名流亡海外的維吾爾詩人寫道,當每天都有數百名我的維吾爾同胞開始消失並被送到「再教育中心」時,很明顯我被拘留只是時間問題,於是我和妻子準備逃離。

塔希爾·哈穆特·伊茲吉爾(Tahir Hamut Izgil)近日在英國《衛報》撰文,回憶了他和妻子如何做出逃離新疆的決定,以及整個逃亡過程的艱難和悲傷,爲了保護父母和家人,他無法和他們說再見。以下是伊茲吉爾文章的部分內容。

2017年3月中旬的一天,伊茲吉爾剛剛在烏魯木齊的新疆藝術學院完成每週一次的電影導演講座,攜妻子一起和新疆喀什來的朋友迪爾伯會面,她講述了在喀什發生的事情:這幾天在喀什地區,政府開始大規模逮捕。逮捕規模如此之大,以至於該市現有的拘留設施——警察局看守所、監獄、拘留中心、勞教所、戒毒所——很快就人滿爲患。幾天之內,許多學校、政府機關甚至醫院都被倉促地裝備了鐵門、窗欄和鐵絲網,改造成拘留所和「再教育中心」 。恐懼籠罩着一切,人們說受難的日子就要到來。

迪爾伯表示,這輪逮捕的主要目標是新疆維吾爾族人口中虔誠的穆斯林人士。此外,曾出國的維吾爾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將被拘留。就在去年春天,在迪爾伯工作的酒店,維吾爾族老闆還帶領包括迪爾伯在內的約20名優秀員工,到迪拜進行了爲期一週的度假旅行。對於多年接待外賓但從未出過國的員工來說,這次度假旅行是非常令人嚮往和興奮的。然而現在,這次旅行似乎卻給他們帶來了災難。迪爾伯前一天才飛抵烏魯木齊,但隨後就接到喀什當地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要求她立即返回喀什。 她顯然很害怕自己一回去就會被拘留。

此後,伊茲吉爾開始密切關注大規模逮捕的情況。

三天後,當我坐在辦公室工作時,伊茲吉爾接到一位老朋友的電話,他20年前曾與他一起在喀什的勞教所中被「改造」。伊茲吉爾表示,1996年,他本來打算去土耳其留學,但在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邊境被捕,罪名是試圖將非法機密材料帶出境。 其實,他沒有什麼機密材料,那是任何維吾爾人都可以以任何藉口被捕,最終他被捕了。在烏魯木齊監獄關押一年半後,又被判勞教三年。當獲釋時,他已經失去了教師工作,沒有錢,也沒有家。

這名老朋友說,在他居住的喀什東南部的和田地區,曾經一起被關押過的其他幾個維吾爾人陸續又被捕了,他感到很快就要輪到他了。

幾天過去了。伊茲吉爾給老朋友打電話,但他的手機是關機狀態。伊茲吉爾想,再這樣下去,很快就輪到自己被送去「再教育中心」了。

2015年,伊茲吉爾第一次看到維吾爾人被以「再教育」爲藉口強行拘留。儘管烏魯木齊尚未開始大規模逮捕,但南部地區正在進行的大拘捕行動也開始波及到烏魯木齊。

近幾十年來,無數維吾爾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從遠郊的家鄉搬到了烏魯木齊,從事各種職業的工作。他們組建了家庭,買了房子,並逐漸將自己視爲烏魯木齊人。現在,他們被遠郊家鄉的派出所傳喚,要他們回家鄉,因爲他們戶籍仍然在那裏。在伊茲吉爾居住的小區,每個十字路口的饢餅店都被用木板封起來了,街上的水果攤販也消失了,熙熙攘攘的人羣以及一片充滿生機的街道正在逐漸地變得蕭條。

大約在那時,伊茲吉爾的妻子瑪哈巴注意到平時很活潑的大女兒阿塞娜從學校回家後心情低落,一回到家就直奔自己的房間,獨自安靜地待上很長時間。當他們問阿塞娜出了什麼事時,她說,在過去的一週裏,每天都有一些同學悄悄不見了,被迫與父母一起返回他們戶口登記的鄉鎮,她有幾個好朋友也都沒來上學。

幾個星期過去了,快到五月了,烏魯木齊的天氣逐漸轉暖 一個星期一的早上,伊茲吉爾開車去辦公室比平時晚了一點,當我路過八湖梁派出所時,我發現派出所院內出現了異常的騷動。

他透過車窗向院子裏望去,大約100名、或許200名維吾爾人站在那裏,一言不發,心神不定,身着黑衣的武裝特警將他們趕入停在院子裏的兩輛巴士。一些上了巴士的人在渴望地向院子外張望着。「我突然感到一陣寒意襲來—— 大規模逮捕行動已蔓延至烏魯木齊了。」伊茲吉爾心想。

一個月後,大逮捕的消息滿天飛,在城市的各個地區,每天都有數百名維吾爾人被傳喚到數十個警察局並被送往「再教育中心」。 「再教育中心」就是集中營。伊茲吉爾陸續聽說許多朋友和熟人都被帶走了。

據伊茲吉爾了解,烏魯木齊和喀什一樣,大規模抓捕首先針對的對象是虔誠的信徒、出過國的人以及在國家體制之外自謀生路的人。隨後逮捕範圍也逐漸擴大到其他人羣。不過,當局如何確定誰將被拘捕仍然是個謎。被拘捕的人只是被告知「你的名字在他們下發的名單上」,具體什麼原因沒人知道。維族人都生活在這種可怕而恐怖的不確定性之中。

他在文章中寫道,提到被捕人的名單,就要說說警察局裏可怕的互聯網人員登記系統。從2016年底開始,每個人相關的信息都被輸入到一個名爲整合聯合平臺(IJOP)的系統中。有了這些數據,警察——尤其是當地派出所的警察——對每個他們認爲「危險」的人在檔案裏作了標記。由於每個人身份證信息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一體化平臺被查到,當警察在檢查站掃描身份證時,檔案中有「危險」標記就會觸發警報,此人會被當場逮捕。

伊茲吉爾一個朋友的弟弟是電視臺技術員。據朋友說,警察是在半夜將他的弟弟從家帶走的。沒有人知道他被關押在哪裏。 他是一名優秀技術工人,是團隊核心成員。他的親屬懇求電視臺高管向警方詢問他的情況,但這個請求卻被拒絕了,並告訴他們,在目前的緊張情況下,他們無法介入此類事情。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電視臺等政府重要機關的工作人員身上,那麼沒有哪個維吾爾人是真正的安全了。

伊茲吉爾寫道,很明顯,自己被拘留只是時間問題。他和妻子開始計劃逃跑。他們買了去美國的機票——是往返機票,用以消除懷疑——但在四月,在我們試圖離開之前,他們夫婦突然被要求交出我們家人的護照。

伊茲吉爾夫婦出國的藉口是女兒患有癲癇,需要在美國緊急治療,懇求女警察把護照留下,但她說收繳護照的命令來自「高層」,她無能爲力。

伊茲吉爾寫道,「護照」已經成爲一個令人恐懼的詞。許多維吾爾人只是因爲擁有護照而被帶送去「再教育中心」。一些維吾爾人非常害怕,甚至主動向警察或居委會上交了護照。

八月中旬的一個晚上,伊茲吉爾和一位朋友分別時,他很想衷心地道別,但不得不壓抑住這個願望。他寫道:「當時,由於政府政策上的一個小小的改變給我們帶來了拿回護照的希望。如果我們能護照取回來,我們未來的旅行將是一次單程旅行。很明顯,如果我們到達美國,就會申請政治庇護,從而成爲中共的敵人。經驗告訴我,如果警察得知我的任何朋友知道我要出國或對我說了最後的告別,他們就會有麻煩:至少要審訊幾周;如果他們不那麼幸運,那就會被送去『再教育中心』,所以我不能讓我的朋友因爲我的緣故而面臨這種危險。如果我要離開的話,我就必須默默地走人。」

伊茲吉爾終於在八月份從市行政辦公室拿回護照。三天之內,他們買了機票,賣掉汽車,收拾好行李。他不敢去喀什告別父母。據他母親說,居委會要在每間公寓的前門都安裝一個攝像頭,還要求居民支付安裝攝像頭的費用。

他寫道,「這一次,可能是最後一次,我沒有向父母告別,也沒有得到他們的祝福就離開了。這一生,或許就是我的宿命,與最親近的人沒有說再見。」

第二天一大早,伊茲吉爾打電話給岳父岳母,請他們過來,因爲他們當天就要去美國,以便治療女兒阿塞娜的病。岳父母非常清楚阿塞娜沒有病,但他們同樣清楚政治環境已經變得多麼糟糕。

伊茲吉爾寫道:「中午時分,我們叫的出租車停在了我們住的大樓前。岳父幫我把行李箱塞進後備箱,我們把揹包放在車的後座上。我的岳母從大樓裏出來,倒在我妻子瑪哈巴身上抽泣着。幸運的是,院子裏幾乎空無一人。儘管如此,我還是擔心含淚告別可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我藉口怕錯過航班,催促瑪哈巴繼續上路。我們敦促老人們立即返回公寓。然後我們鑽進出租車,瑪哈巴的臉上還掛滿了淚水。」

他在文章最後寫道,在機場,透過巨大的玻璃窗看着跑道上的飛機,他轉向妻子說,「接受這一切吧,這可能是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最後時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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