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京警察:流水作业 摘你器官没商量(图)
 
2006年7月14日发表
 

孙立勇。
【人民报消息】(大纪元记者曾妮7月14日悉尼报导)前北京警察、现“迫害法轮功真相调查委员会”澳洲成员孙立勇透露,北京市有一套流水作业方式的摘取器官系统,“共产党摘你器官没商量”;且判处死刑后,根据移植手术的需要而决定执行死刑时间。

从卢沟桥到友谊医院,流水作业,“摘你没商量”

孙立勇说,他1979年进入北京市公安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一直到1987年。与他同期的650名公安学校的同学,也被分配到北京市公、检、法各机关,有的分配到公安局的执行队,和法院的执行厅,专管枪毙犯人。同学间经常保持联络,互通信息。

从专管枪毙犯人的同学处,孙立勇了解到,当时,北京市友谊医院是北京市唯一能获取死刑犯器官的医院,流程是,北京公安局先确定枪毙人的日子,然后跟法院一起通知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会在人死以前,去拘留所(当时是北京市公安七处)验血型,找相匹配的犯人。

枪毙的时候,公安局的车去,法院的车去,友谊医院的车也去。只是友谊医院的车挂红十字的牌子,车上的人不下来,车上有手术台,刀子、剪子全准备好了。

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地点一般在卢沟桥。枪毙人的时候,会在地上挖个坑,让犯人跪在坑边,然后枪击头部。因为要摘取内脏,所以不能打心脏部位。

开枪以后,犯人会往前栽,栽到挖好的大坑里,这时验尸官会过来,检查是否死亡,然后用一个大塑料袋子,往犯人臀部一套,再“一扽、一兜”,人就进到塑料袋里了。然后将袋子一捆,扔到有红十字的车上。

车上的人马上开始切、割,一边切,一边割,一边将车往友谊医院开。同时医院已做好病人的麻醉,膛都开好了,专等器官。

孙立勇说,据他所知,凡被判死刑的,不管本人是否同意,共产党都“摘你没商量”。共产党认为摘人器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共产党真残忍,我们家孩子都空了!”

孙立勇说,89年后,因创办地下刊物,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处以七年徒刑,于1991年至1998年在北京秦城监狱、第一监狱、第二监狱等处坐牢。

1996 年,与他同被关押的一名姓马的犯人的一名朋友被枪毙了,朋友的父母在探视时告诉他:“我们去医院收尸时,觉得这个人特瘪,一摸,整个肚子都是瘪的,我们就把他秋衣打开了,打开后一看,整个胸膛,从喉咙到肚子,全开了膛了。也缝了,缝的针都很糙……共产党真残忍,我们家孩子都空了!”

根据移植需要确定执行死刑时间

孙立勇还说,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陪“死号”,陪了半年多。“死号”指已被判处死刑的人。

这位朋友告诉孙立勇,在押犯被判死刑后,至少被全身体检一次,要验血,有的人还要反复验,全身做系统检查。有的人被判处死刑后很快就执行了,有的人则要等好几个月。

孙立勇说,从他做过八年警察的经历,凭“公、检、法”做事的方式,以及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他推测,有的人之所以不马上被枪毙,是因为“他们要留着这个人,他要等,等到有匹配的人了,他才毙他。”

“你们为什么不说?”

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网曾载文批驳7月6日由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的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称,镇压法轮功后的六年中,有4万多起器官移植的来源无法解释,而“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回答了这个疑问”。新华网的文章说,不可能有4万人都消失了,而外界却从未听说。

对此问题,孙立勇说,4万多人消失,而外界从未听说这种事,在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比如他曾找到一名六四死难者,姓林。这个人89年6月3号那天去天安门了,有人看见他帮着抬伤员,后来就没了,连尸体都没了。但他父母却从不对外讲自己的儿子没了。

孙立勇找到这人的父母后,曾问:“人没了,你们为什么不说?”

他们回答:“我们是老革命,革命了一辈子,现在共产党给我们退休金。这种事,我们要说了,还怎么混?”

孙立勇说,这家人到现在也不愿声张这个事。他们虽然恨共产党,但也没办法,反正儿子也没了,不如息事宁人,忍了吧。

把共产党推向历史审判台 愿海外民运朋友多努力

孙立勇说,因为共产党监狱的事情都是国家机密,谁敢披露情况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直接证据比较难获取。但他愿意加入调查,也希望海外民运朋友一起努力,尽早将共产党推上历史审判台。

附孙立勇小传:

生于1961年6月,1979年进入北京公安学校,后在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工作。87年离开公安系统,任北辰实业集团保卫科干部。89年6月3日晚亲眼目睹天安门大屠杀,拍摄到许多死者照片,其中一处有57具尸体。1990年起创办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中国》,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七年徒刑,1998年4月刑满释放,2004年逃至澳洲申请政治避难。现任“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着有近30万字的《走过冰山》(尚未发表),记录狱中七年见闻。

孙立勇现在澳洲以帮人搬家为生,生活艰难,但坚持每月往中国寄钱,支援政治受难者。因深感政治犯的危难处境,他称自己是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的“着急人”,而非“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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