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王文怡(1)(多图)
 
2006-6-17
 

王文怡在博士毕业典礼上。
【人民报消息】(大纪元记者文华6月17日采访报导)自从4月20日王文怡在白宫南草坪上高声一喊后,这位47岁的女医生成了全球瞩目的人物。许多人在为她的勇气所震撼的同时,很想对她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有更多的了解,为此记者采访了芝加哥大学药理生理及神经学博士、曾经在纽约西奈山医院病理科毕业医师、两位孩子母亲的法轮功学员王文怡。

采访中王文怡手机电话铃声不断,据说这一个多月里,她接受了来自全球各地媒体的采访80多次,每天东奔西走,很是辛苦。但她笑着说早已习惯这样高强度的生活了,这些年除专注于临床医学的外科病理诊断外,她还兼任《医学和生活》杂志的总编,同时还是大纪元的兼职记者。家里先生是电脑专家,儿子女儿分别就读于高中初中。她经常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有时忙起来了,只睡1,2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王文怡给人的印象是人如其名,文静、雅怡,让人很难联想到她在白宫的举动。下面是她讲述的一些生活经历,从家族的悲欢离合到个人创业的艰辛,从恋爱故事到生儿育女,从马耳他奇遇到白宫起因,记者只是简单记录下来,原滋原味奉献给读者。

姥爷自杀 奶奶被人共産共妻

我出生在1958年10月的长春。妈妈和爸爸都是机关干部,做会计工作,家里有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

听我妈妈讲,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爷突然请假回家了,只见他嘱咐这个要听话,那个要注意身体,临走时,姥爷抱着我看了很久,突然说: “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说完他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妈妈接到电报,说姥爷喝卤水自杀了,死时才五十多岁。妈妈和姥姥哭成了泪人,别人说姥爷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原来40年代初,姥爷为养家糊口曾开过铁匠铺和器械修理厂。当时驻扎在长春的国民党部队曾来他的工厂修过枪。50年代后,共産党实行公私合营,姥爷把自己的工厂归公了,但他的工厂曾替国民党修过枪支的历史却被人揭发出来了,于是姥爷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姥爷是个耿直内向的人,别人逼他不停的交待检讨是“如何帮助国民党杀害共産党人的”,姥爷说不出来。本来他就没有反对共産党的意思嘛,结果就更被迫害。共産党整人的时候,就是想用暴力让人産生恐惧,最后屈从。可怜的姥爷被毒打的受不了了,但他又不愿屈从,最后被逼上了绝路。

我爸爸那边也不太平。爷爷家以前很有钱,是个掌柜。爸爸小时候还请老师到家里来上私塾。后来爷爷不幸去世,家里的钱很快花光了,奶奶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

27 岁守寡的奶奶,本想把孩子拉扯长大,自己守节从一而终,没想到50年代后,共産党强制把奶奶分给一个贫农光棍作了媳妇,那时叫“共産共妻”,娶不到媳妇的,共産党给你分一个。直到1956年,奶奶才被爸爸用钱“赎”了出来。在我记忆里,知书达理的奶奶一向是沉默寡言,拿着一本《雷锋的日记》读,更多的时候沉思不语,以泪洗面。

爸爸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王文怡(小莉)满一百天时留影。
听我三姨讲,爸爸读书非常好,爷爷去世后,爸爸只好去北京西单照相馆里打工,当时饭都吃不饱,再读书是根本不可能了。有一天,爸爸在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的“宪兵军官学校”免费招生,可读到高中或者大学水平,还包吃包住,于是报名考试,结果就考上了军官学校。

毕业后,爸爸到天津当了个文官。40年代后期,天津的国民党没怎么打就和共産党的军队合幷了。后来爸爸随部队到了长春,最后转业到了医科大学作财务会计管理。

单位的同事和邻居都公认爸爸是个大好人。爸爸为人认真耿直,他不善言语,当衆说话,整个脸都憋的通红。文革时搞揭发批判,还不等别人揭发,爸爸自己先主动交待了上国民党军校的历史,“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就结结实实的扣上了。那时候他被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整个人随时都要“低头认罪”,否则别人的拳头和棍子就落到了身上。

祸不单行。爸爸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常被造反派找去抄大字报,每天要抄很多,终于有一天爸爸累得头晕眼花,无意中把大字报必须写的句子,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于是爸爸一夜之间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现在都还记得那天爸爸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抓的情形。那是个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家人正准备吃饭,突然一伙造反派急冲冲的闯进我们家。不由分说就把爸爸逮捕了,同时还把妈妈捆上带走了。

受人欺负的“狗崽子”

从那以后,家里再也听不到笑声,妈妈经常是哭得眼睛发红,爸爸被抓走隔离,有很长时间我去“群专”送报纸。很快我以前的小朋友们也不跟我玩了,一些小孩子叫我们“狗崽子”,朝我们吐口水,扔石头,欺负我们。

我妈常说,我们家两个孩子的性格要是颠倒过来就好了,弟弟很胆小,动不动就爱哭,我胆子大,爱打抱不平,遇事有主见。记得有一次,不到六岁的弟弟被七,八个十几岁的大男孩围打、谩駡,弟弟吓的爬到树上躲起来,可那帮男孩还站在树下扔砖头打弟弟。我听说后就跑去解救。

我对那些男孩说:“你们这么大,怎么欺负小孩?”他们不听劝,继续扔石头,看看瘦小的我,还駡着说打这个“狗崽子”,我挺身站在那几个大男孩前面,手里捡起一块砖头,大声喊:“你们欺人太甚了,如果再不住手,我就不客气了!”,没有人理我,他们继续朝弟弟和我扔石头,我拿着砖头朝着那个领头的男孩扔过去,坏小子们这才一哄而散,那天晚上,因为这件事情,我妈妈还被叫到街道委员会挨训呢。

被打成反革命的父亲后来被下放到长春郊区的农场劳动,每周爸爸才能回来一次。我一直十分敬重父亲,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个非常好的人,爸爸时常教育我们要做个好人,凡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小时候就在这样一种被歧视被欺负的环境中长大了。我心里十分不解,不明白世道为什么这样,父亲母亲都是好人,却遭此迫害,他们明明知道共産党做得不对,却选择在无奈中沉默不语,巨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们畏惧,只求在夹缝中生存,服从着这个庞大的政权统治下去。我觉得很不公平,但又没有办法解脱,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学校里,自己什么都做好,让任何人在其它方面找不到什么口舌来攻击我。

从小我的学习成绩都是班上的前几名,在各个方面都很突出,我的体育能力也很好,200米,400米和800米跑,我都得了全校运动会奖。我还喜欢唱歌跳舞,自己学会拉二胡,在学校里是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环境的艰难和父母的教育使得我懂得了,坚持不懈克服困难去努力以及帮助别人是人的美德。我样样在班上是最好的,可第一批入少先队的没我,第一批入团的也没我,后来同学们都知道,家庭出身不好影响了我的前程。

忘年交接下的善缘


王文怡游长城
1969年中共搞起荒唐的“走五七道路”,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了延边农村。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是吉林延边朝阳川公社七大队。那时我不懂下放农村意味着什么,我只想到,这下好了,没人知道我们是狗崽子了,没人再欺负我们了。那时我对未来自由的生活充满了向往。

当被下放的人哭哭啼啼的上了火车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在笑。当时坐在我们旁边的是爸爸的老同事:帅叔叔。我看见帅叔叔一直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也不吃,就上前关切的问他:“叔叔,您怎么不高兴啊?”见他不回答,我接着关心的说:叔叔,我给您唱支歌吧,让您高兴高兴。帅叔叔还是不高兴,于是我就说:叔叔,我给您跳个舞吧,您高兴一下吧。于是这一路我就关心的陪伴着这位不开心的叔叔。

很多年后,帅叔叔对我爸爸说,“当时小莉救了我一命”。(我的小名叫小莉)。帅叔叔原来是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文革时突然被人诬陷,还被战友出卖,结果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农村。当时帅叔叔深感人心险恶,世道不公,心中忧郁不乐。

火车上,当帅叔叔看到我以小孩特有的纯真善念和乐观,关心帮助着他,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还有温暖,还有希望,而暂时不再为下乡的前景而悲观颓丧。后来帅叔叔在我最困难时帮了我,这是后话。

只要精神舒坦,吃点苦算什么?

到农村后,我们就和当地孙大爷家住在了一起。当我们到延边的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上西山砍柴,好用来烧火做饭。当时我想,爸爸妈妈身体不好,还是我多干点活吧。于是孙大爷陪我一起上了山。

我们来回走了十多里路,这是我当时走得最远的一次。我砍回了四捆柴,背着回来。看着那比我人都高的几捆柴火,深一脚浅一脚的从崎岖的山路上走回来。妈妈心痛的大哭了一场。可我觉得没什么,只要人精神上活得舒坦,肉体上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记得小时候妈妈还讲过,在农村的那三年里,有一次妈妈要杀只鶏过年,可爸爸和弟弟弄了半天,都不能把鶏杀死。最后妈妈找到我,才算完成杀鶏任务。妈妈由此也看出我胆大,适合学医。

三年后我们全家搬回了长春。记得我们离开的那天,孙大爷家和我熟识的那条大黑狗紧紧地跟着我,呜呜的叫唤着,一步也不离开。在农村的那些日子了,黑黑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去挑水干活,到哪它都跟着。

当我们到了火车站检票进站时,黑黑没有票,人家不让进去。一会儿突然黑黑不见了,我还以为它回去了,可我一进站台,远远就看见它在那站台上等我了,聪敏的黑黑绕了一大圈进到站台,就为了送我。几年后听弟弟讲,黑黑被人杀来吃了,听到消息的那天,我伤心的哭了很久。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和朋友留影。
上中小学和高中时我的成绩都很好,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或者是班长。高中毕业后我就下了乡,“插队”到农村当了“知识青年”,大量的时间都被浪费了。两年前,有一次在美国的大学同学聚会时,一位在耶鲁医学院做医生的朋友给大家讲了一段我自己都忘记了的往事。

当时我们两人在同一公社的相邻两个村插队,有一次我们在回长春家的汽车站遇上了。大家等车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车来了,可那汽车却停在了离站台很远的地方。大家便争先恐后的朝汽车跑去,据说我当时跑得很快,因为我是运动健将嘛。还有很多人没跑到,车就准备开走了。

我一下跑到汽车跟前,伸出双手招呼着把车拦住,对司机说:“等等,还有那么多人还没上来呢”。后来司机等大家都上车后才开走。

因心脏病差点没上成大学

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最早我的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数学系物理系,还有东北师大,我想出来当老师。是后来妈妈劝阻,我才又改了自愿,报考白求恩医科大学学医的。

记得我在高中时,那时“革命小闯将黄帅”提出要“抛开老师闹革命”,于是老师被赶出了学校课堂,而让一些高中生来给初中生上课。我因为成绩好就被选去当了数学老师,还做了86人的班主任。

那段日子留给我的记忆非常深刻,跟孩子们朝夕相处,让我非常喜欢老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能培养下一代,这个职业很神圣。于是我很认真负责的背课教书,学生们反映都很好,市里其他学校的老师还到我们班来观摩学习。但这种做法本身是有些误人子弟。没有正规老师教学,一般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准肯定有影响。

妈妈建议我学医。她的理由是,当时我们家这辈人中,15个孩子里就有7、8个儅老师了,妈妈说我胆子大,不怕看死人,人不怕吃苦,心眼厚道,适合做医生,而且医生这个职业救死扶伤,也挺神圣的,再说,我要是成绩好,今后可以留在医学院儅老师,培养医生,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听妈妈这一劝,我就改自愿,报考了白求恩医科大学。

一天晚上,爸爸偶然的碰到了帅叔叔,帅叔叔高兴的对爸爸说:“恭喜啊恭喜,小莉高考成绩这么好,上医学院是毫无问题的!”爸爸叹口气说:“唉,小莉体检不合格,说是心脏有杂音,是风湿性二尖瓣关闭不全,学校不要。”

“什么?!学校不要?你找领导了吗?”爸爸遥遥头,爸爸是从来不会因为私事去麻烦领导的。“你不去,我去!这么好个孩子,可不能给耽误了!”

于是帅叔叔到处找人,他说,大家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下乡前身体好好的,运动健将,都是下乡给弄的,再说成绩这么好,就算照顾家属子弟,也该给录取的呀。最后,经副校长特批,我才进了医学院上学。

留校、结婚、出国


王文怡夫妇。
当时我们宿舍离我家就只隔一条街,可我很少回家。77级的大学生都很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是我们以前被文革耽误了,需要补课的东西太多了,大家都在拼命学习,教学楼里常常是通宵灯火通明的。

在大学里我的成绩很好,但我一直连份入党申请书都没写过。经历了那么多的家庭变故和个人遭遇,我对共産党搞的斗争哲学早就看透了。当时我只想离共産党远点,只要把业务搞好就行了。

毕业时我们学校有80多个家属子弟想留校,大家都在拉关系走后门,我知道凭我爸爸的地位,我是不可能留校任教的。谁知那年走后门的太多了,大家互不服气,最后学校决定:按平时成绩排名,再考外语,前40名才有资格留校,于是我留在了医学院的药理室,后来搞临床药理研究。

药理主要是研究药性成分,药理作用,药在体内是怎么起作用的,有什么副作用等。实验中我们得用动物来做实验,那段时间里,我杀了很多老鼠,兔子和狗等,血淋淋的,让我未来的丈夫看了都害怕。

我和我先生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先生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机械系,后来分配到长春兵器部五五研究所。他导师的夫人刚好是我妈妈同一科室的阿姨,于是我们就认识了。

先生家有兄妹俩人,他妹妹患有严重的内风湿症,经常关节疼,疼得他妹妹直哭,还经常发烧失眠,吃了多少药也不管用,后来连穿衣服这样弯一下关节,她都做不了了。医生说得经常去温泉疗养,得长期吃激素等。为了治好妹妹的病,全家的钱都用来上面了,还不够。

先生就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家庭里长大,因此他很能吃苦,工作起来很勤奋,这一点很了不起。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南湖边上散步时,我看着他的侧面,突然觉得很面熟,好像以前就认识似的,这也许就是人们讲的缘分吧。当时我觉得我要是和他结婚了,我就可以帮助他了,于是我告诉自己:这辈子就是他了。

我们认识一个月后,他就去了上海搞合作科研,一去就是一年,一年后回来时我们就结婚了。那是1985年1月。婚后,先生对我一直十分的关爱,尽管他不修练法轮功,但他对我很支持,这次对我的白宫喊话也非常认同。

留校后,工作中接触了不少外国专家,为了搞好工作,也为了个人前程,我萌生了出国的愿望。于是每天下班后我就去吉林大学学英语。当时世界银行给我们学校一些贷款名额,专项用在出国留学基金上。

那时单位让一些工作时间长的工农兵大学生去参加GPT培训考试,我也被勉强同意参加考试了,按国家规定,GPT考过70分,就可去外语学校脱産培训一年,考过120分就可直接出国。当时那几位同事都没过70,而我考过了120多分。

起初单位不想放我走,因为我刚工作没几年,可这世界银行专项贷款不用也就废了,若是让我去了,至少还给学校增了光,于是我于1985年来到了美国。我后来还钱时,他们说,我是我们77级毕业生中第一个公派出国的。。

解读家族苦难


快乐的哥哥和妹妹。。
我本来是公派出国一年的,一年后我还想多学点知识,于是经教授同意,我就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出国不久我先生也来美国探亲。当时我们生活虽然艰苦紧张,但心情很好,平时我俩努力的工作学习,周末就骑车去买菜呀游玩啊,生活得挺愉快的,因为我知道,只要付出一份努力,就会有一份收获。当时我还是芝加哥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学生联谊会的干事。

后来六四惨案发生了,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是哭着看完天安门屠杀录像的,明明看见坦克压死那么多学生,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却一直説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学生。那天我们很多同学自发的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游行集会,要求共产党偿还血债。

六四事件使我对共産党更加失望了,于是我决定留下来读博士。中共野蛮残酷的统治,让我太寒心了,我下决心再也不回去了。后来按国家规定,我用自己的积蓄赔偿了当时公派送我出来留学一年的费用,另外还多加了一千多美元的利息。

很多年来对于父辈祖辈的经历,还有我自身的遭遇,同大家一样我从都没仔细想过,觉得天生就这样了,仿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六四的惨案和历次镇压,直到后来《九评共产党》,我才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是中共强加给百姓的苦难,没有共产党,这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

记得我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大陆至少一半以上,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都程度不同的遭受到共产党的迫害,50多年来中共迫害致死的同胞有八千万之多,这样看来,我家人的遭遇只是中共暴政统治一个小小的缩影。《九评共产党》说:“重复使用暴力,是共産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産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这段总结切中要害。我家人的遭遇,正是这种恐惧统治的生动体现和亿万中国人的缩影。父亲在经历了恐惧性的暴力折磨后,选择了沉默,顺从承受一切,乖乖的放弃争辩权力,无奈的去做共産党的臣民。我的外祖父,为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不再承受,在经历了恐惧性的暴力折磨后,无奈的选择了自杀。

中共在对民衆的统治上,以权力掌握为最高出发点,人道,伦理,人性和道义都不是它考虑的立脚点,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欺压百姓、违反人性的邪恶流氓集团。多次的暴力镇压和屠杀,使老百姓有了恐惧感,面对中共这个掌握国家庞大机器的政权,人们求生存的欲望,逼迫很多人认可中共的胁迫,无视人类的道德,良知, 对中共的罪行缄口不言。

这个政权就像纳粹政权一样,无论它经济上多发达,多腾飞,最终带给人类的只有灾难。因为没有人间正义和良知的支撑,社会的道德必然下滑,其政权一定是反自然、反人类、反人性,最终这种政权是要遭到历史的淘汰,走向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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