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李翩翩。她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如果知道，她会为我感到自豪。

李翩翩是一位矮个子老年华裔妇女。我们有时早上一起在公园里炼功。我看过一部录影带，片中，五名妇女以约二十天的时间，刚刚完成了五百公里的步行活动，目的是呼吁全球紧急营救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翩翩和这五名华裔妇女以及一名男士正在加拿大渥太华议会山上，准备向政府递交大约十万个加拿大人的请愿签名。其中有许多签名就是她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来的。无论是雨雪风霜，都阻挡不了她的脚步。在救援活动中，李翩翩负责给其他步行者送饭以及提供各种后援。

她和我是那么不同，年龄、种族、身高、背景等等。

到达渥太华后，李翩翩因能够来到加拿大首都为法轮功呼吁而欢愉得像个小姑娘。然而她若是在中国就无法这样做。现在，一名加拿大年轻人要去她祖国的首都做同样的事情。我无声地坐在那里，感到这一切真是出乎意料。

记得当我坐在中国领馆前做为期十天的静坐抗议时，她是那么为我自豪。她快乐地来到我面前，使出她英文的最好水平说：“你，真好，真棒。”并立起了大拇指。其实，我没有做那么多。许多人为支持我而付出了更多的辛劳；我只是坐在那里，与媒体和过往行人交谈。我没有那么棒，但是根本无需解释，我也明白为什么她那么高兴。

这十天的静坐是从二○○一年七月十日到二十日。七月二十日是中国迫害法轮功两周年。好朋友乔尔当时替我与媒体联系，帮了不少忙。我们在多伦多一结束此事，就直奔美国首府华盛顿。法轮功正在那里举行许多重大活动，包括三千人游行穿越华府，在首都国会山庄举行集会，在华盛顿草坪举行震撼人心的烛光守夜。我和乔尔未能赶上参加大部分活动，但仍然赶上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并有机会见到了许多同修。

正是在华盛顿特区我们下榻的旅馆里，我俩做出了去中国的决定。过去，我们曾经谈过此事，但是这次不同以往，因为这次他是认真的。

他看著我说：“我们行动吧，去中国。”
我答道：“如果想去，那就去。”
乔尔：“回多伦多后，我就去申请签证。当中国人到加拿大旅游时，看到我们在公园里炼功，他们脸上的表情简直惊讶极了。试想一下所有的中国人，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炼功，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不禁想到所有那些有机会看到我们的人们：“好！我们行动吧。回去就申请签证。”

的确，回到多伦多后我俩都拿到了签证。我们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他是多伦多法轮大法媒体发言人，而我也刚刚被中英文媒体新闻采访、报导过。中国学员的护照往往会被中国使领馆取消；他们回国探亲时一到机场就会被跟踪，有些人刚到海关就被抓起来。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拿到了签证。

当我和乔尔为这次活动做准备期间，我不断地问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整个准备过程中，我开始向内心去检查自己去天安门广场的动机是否有不纯的地方。我发现，在我心中我想要做英雄，想要他人赞扬我、记住我。当我看到自己这些潜藏著的执著心时，我为自己竟然想利用这样的条件来为自己取得名声而羞愧不已：中国学员正在以生命来保护法轮大法，而我却为了自己。

距离我们的最初计划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听说有其他两个国家的学员正在讨论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举横幅。一些人认为这主意不好，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担心人们会误解我们。这些全都是我曾思考过的问题。我们讨论了一番。此时我确定我已没有了名利之心，我已经去掉了此心，如果没有去掉，我是不会去的。

我决定写文章讲明我的观点以备任何不测的事情发生，也可以防止人们误解我。其中一篇文章就是本书前言中那封写给全体中国人民的信。我的思想很明确：我要捍卫真理。中国人民需要有机会亲自见证他们被禁止看到的东西。我最终下了决心。

我坐在多伦多大学集体学法的人群中，审视我的心，想要再次鉴定我是否应该去。忽然间，我看到了在我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恐惧心──我害怕自己会出什么事。我困惑了。过去，在我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以前，我曾经从飞机上跳出、站在悬崖绝壁的边缘，或在高速公路上和其他车辆相距几英尺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飞驰。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从未感到过丝毫的害怕。这回我为什么怕了呢？

经过几日的学法和向内心寻找答案，我看到原因了：这回我是真正地在为他人做一件事情而没有任何为己的目的；这回，我正在朝真、善、忍迈进一大步，而迈出这一步使我自私的那一面，没有修好的那一面畏惧了。当我看清这一点，我感到“害怕”也制约不了我了。内心的恐惧也阻止不了我做这件自己感到应该做的事情。我为能够看到自身不纯的东西而感到高兴，因为一旦发现不纯，就可以去掉它，从而达到精神境界的升华，对同化真善忍就有了更高深的理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