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只要他思想上有一点认同中共，共产邪灵就马上附在其身上，就象练气功的被动物附体。而中共“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运动不断发生在中国(“每七, 八年来一次”)，中共必须通过斗争来获取能量（类似充电一样）来维持其生存。

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从1971年开始接触中共，接受中共邪灵后就是属于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常人很难相信许多话竟出自杨教授的口（实际是中共邪灵的作用）。

杨振宁先生出生于1922年9月22日中国安徽省合肥县。1946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在著名的费米教授指导下于1948年获博士学位。由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成就与李政道博士一起分享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根据李勇的文章指出，杨振宁在1970年之前的立场非常清楚，那就是反对中共、亲近台湾。

从1957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中共就开始对其统战。根据赵浩生报导，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中共派出吴有训、张文裕到瑞典对杨振宁统战，被“中央通讯社”记者所破坏，杨、张两人不但无法接近杨振宁，甚至因抗议瑞典搞“两个中国”阴谋而不参加颁奖后的酒会。因此可以说，中共对杨振宁第一遭统战败北。

中共方面并不死心，他们想派人来美国；但美国那时还不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也与中共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只好派出杨振宁的父母亲杨武之夫妇，于1962年飞到日内瓦与从美国去的杨振宁见面。

根据李勇的“巨大的成就　渺小的人格”写道，杨武之“一见到杨振宁立即向他‘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与新中国的思想’。杨振宁在美国大概知道四九年后中共在发起众多政治运动中杀了不少人，尤其是五七年反右与六O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他与他的父亲杨武之争辩，杨武之似乎无法说服杨振宁。

“有一天晚上，他与他父亲又为‘新中国建设与新中国思想’辩论，双方争辩许久，最后杨振宁说：‘你现在所说的和你几十年前所教我的不一样。’杨父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

李勇先生写道，1971年9月21日 （作者注：有趣的是可以说是他50岁生日的那一天），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因为“他不久前去中国大陆旅行，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

杨振宁四个星期的大陆行，完全改变了他对中共的看法。他口口声声说：“中国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他说：“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改变，文化大革命是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七O年大致上已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方面的行政。”

杨振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说：“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殊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 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

杨振宁最有兴趣的是“农业学大寨”。他吹捧说，“那是中共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现，也是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就因为正确，所以大陆粮食供应充足；水果蔬菜极多；学生、工人及农民吃得很好。他说：“我曾经与大学生一起吃饭，在上海还在柴油机厂与工人一起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指石溪分校）学生食堂的伙食好一些。”

演讲完后有人问他：“你去中国访问之前，许多年来你一直支援台湾，可是你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是怎样转变的？”杨对这句话非常反感，以十分激动的口吻反问：“我不知道这话从哪里听来的！”接着有人又问：“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杨回答说：“我的态度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意物质享受因而使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

又有人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位？”杨回答：“这个数位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位已占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份。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大家知道当毛死后，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公布的文革死亡人数是二百万，受害者逾亿，不知道杨振宁如何解释他那些为中共掩饰的说法。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到一九七三年，杨振宁前后回中国大陆四次。七三年七月，他去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访问他，问他毛主席的情况如何？杨回答说，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说话幽默，对科学非常注意，造诣非常深，对他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XX称的守恒、非守恒，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为了证明“毛主席”科学造诣高，杨振宁说：“这些都是我们弄不懂的难题，但主席却知道！”

中村问他：常有人说中国科学落后西方十年，你对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杨立即拿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来证明大陆领先世界，并且说：“那是大跃进运动里由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是正确的。”

杨振宁不但肯定大跃进运动，也以四次访问大陆的经验向日本人证实中国大陆的“文革是必要的”，他说：“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理想主义真理下出现的中国贡献一切。”

杨振宁为了证实他的说法，又向中村说：“七三年七月廿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上，遇见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等七位教授，艾向他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作者注：中共贯用的骗的手法来对付外国记者和科学家)

其实，杨振宁之所以歌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与拥戴。从七一年他去中国大陆开始，他就对毛一往情深，再加上每次去中国大陆，每次都蒙毛泽东宠召。为了报答毛召见之恩，他曾经说动与他敌视多年的李政道到中南海拜见毛，让这个残暴、粗鄙的屠夫向他们显示绝对权力的幽默，然后他们沾沾自喜地返回美国，宣扬毛的恩宠与威权，从此把爱毛当作爱民，亲共当作爱国。

爱毛泽东成狂的杨振宁，最痛苦的大概是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死亡。当消息传来美国，杨振宁悲痛甚于丧父，接近杨的学生说，杨曾痛哭流涕，大呼“我们怎么办？中国岂可没有毛主席领导！”

毛死后十天，杨振宁在纽约市亨特大学大礼堂举办了一个悼毛大会，把美东各式亲共爱毛华洋人士请来，一同为毛死哭泣。在那个追悼会上，杨振宁上台以悲嘁的声调朗诵毛诗词，重提毛的革命功业与治国成绩，最后在台上放声大哭，并高呼其为“伟大领袖”、“舵手”。

据说，所有参加追悼会的华洋人一个个都被杨感染到热泪盈眶，纽约华人对此念念不忘。由此可见杨振宁是一个感情多么丰富的“爱共者”。(以上引自《巨大的成就　渺小的人格》)

杨振宁曾经是被众多中国人视为的学术泰斗、奇才、民族英雄、炎黄精英、 青年偶像、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在科学上所创造的，具有所谓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的成就，震撼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心灵。

但最令许多人感到无法理解的是，正如李勇先生写道，从六O年代到八O年代，有许多生活在美国、已经入了美籍、有美国护照保护的中国人（包括杨振宁），居然无视中国大陆发生的种种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他们认为反右运动是必需、大跃进正确、文化大革命有道理、大饥荒无法避免，甚至将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也指为中国人口太多的结果。因此，他们吹捧毛泽东，对极左派肆虐所造成的种种血腥事件表示可以理解，因为美帝国主义杀戮印第安人、迫害黑人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帝国主义可以这样侵犯人权，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什么不可以？何况我们杀死的是自己中国人，不是外族人。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杨振宁？

这就是共产邪灵在作崇。共产邪灵生活在另外空间，它能轻易的控制一个人的大脑，知识分子要出名，好，邪灵知道有利用价值，就安排总理周恩来来邀请，毛泽东的接见。为了报答毛多次的召见之恩，杨还说动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一同到中南海拜见毛，为共产邪灵大肆“充电”。然而，宇宙的理是“不失者不得”，你得到了召见，出名了，邪灵附体就理所当然的从你的人体上采集人的精华，人的精华被采尽的时候，人就会慢慢的失去各种人的先天本能（如，不认识人，只会说简单的一，二个字，出门认不出回家的路等等），老年痴呆症就是其中之一的症状。更严重的就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下半辈子这个人只一口气儿躺在床上。这种例子在知识分子中就特别多，因为一般来说，知识分子的根基都比较好，有求之心非常重，特别容易受名利情的带动。然而邪灵附体就会来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这是人自己心甘情愿被附体的。不要觉得现在还挺好的，过些时候就够呛，人类社会是不允许被这些共产邪灵附体破坏的。

当今社会，由于中共与世界16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防，外交，政治，贸易，科学上具有在世界称霸的野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超英赶美”）。虽然西方社会大多数人是有神论者，他们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或多或少都受到共产邪灵的侵蚀。例如，中共自1999年7月起，伙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世界性的诬蔑，造谣，陷害和打压法轮功。至使目前还有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及跟中国做生意的西方人士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基本人权仍然保持沉默。

每个人好好对照一下《九评共产党》，就能够帮助消除这种邪灵附体。因为你求它，它就上你身上，你对它反感，它就会被清除。现在也是清除世人身上共产邪灵附体的时候了，许多中国人从一出生就浸泡在业力滚滚的国土里，从小就被共产邪灵附体，接受共产党的谎言和洗脑，被邪灵附体控制其思维，以及经历了反复政治运动所形成的恐惧感，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共产邪灵的驯服工具，言谈举止，眼神都表现出中国人的妒忌，猜疑，事不关己的党文化教养出来的人，几乎是人性无存的人。

2004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