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從去年十月第一例SARS病毒被發現以來，中國一直在忙於所謂的權力交接，最高決策者及其信得過的人需要「穩定」的環境來安排他們自己在這場較量中不至失去對實質最高權力的控制。因此，由於中國「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而且SARS又被看作是一種「死亡率不到5%」的疾病，大肆宣揚無異於自找麻煩，北京實在沒有興趣把它與「黑死病」聯繫起來。

文章說，在上週四的華盛頓郵報上， John Pomfret的文章報道說: "中國官員對於他們在處理這一突發事件的方式上毫無悔過之意。在上週與高級編輯人員的內部非公開的會議上，廣東省的副省長雷玉蘭(譯音)已經取消了同其他國家和近鄰的香港一樣的信息公開政策。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在所有(SARS)信息公開後給自己帶來了多大的麻煩。」據在場的一位與會者轉述她的話說。「他們沒有能力控制和對付這種疾病，那麼把這些消息公開又紅又專有什麼好處呢? 他們的旅遊業和投資都受到了影響。最重要的是使香港人陷入一片混亂。多大的損失啊。」

文章說，如果以上的事是真的話，它清楚地表明了中國大陸許多幹部對這場疾病的態度，以及他們對全球一體化時代的國際規則的無知。而正是這種規則使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經濟得以迅速增長。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外資湧入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中外人士在公共關係方面緩慢而艱苦的共同努力。他們讓全世界相信中國是一個可靠的，值得信賴的而產出回報率比許多受青睞的投資標的國都高的地方。通過美化形象，中國從中受益不少。

尖刻點兒說，商人們對於他們的投資國在許多方面都是能夠忍受的──對異議人士的鉗制，高壓的政治環境，殘暴的軍警專制策略──對所有這些通常有助於產生高投資回報的因素他們都是能夠忍受的。但是投資者當然不會去冒對他們自己生命安全或者他們的投資產生威脅的風險，而這正是 SARS病毒所扮演的角色。

文章說，在當今這個相互間緊密聯繫的世界上，對像SARS病毒這樣的信息封鎖是不可能的，因爲被感染的人最終總會到達一個輿論相對自由的國家，從而導致開始對病源本身的調查。

這種新型肺炎引起了的恐懼就如同我們經歷的對艾滋病的恐懼一樣。它是新產生的，沒有疫苗，而且它到目前爲止已導致100人死亡。它傳播非常之快，顯然是通過打噴涕和咳嗽的方式來傳播的，雖然也存在着通過其它途徑傳播的可能性。由於缺少對SARS病毒的可靠信息，和它傳染的容易程度，這些都讓人回想起了曾蔓延歐洲的黑死病。這種疾病直到它的爆發高峯過後幾個世紀還在西方世界神出鬼沒。

世界衛生組織相信SARS疫情源於廣東省的佛山。而中國明顯害怕完全公開有關疫情信息和疫情迅速蔓延到世界許多國家的事實，都使北京當局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因失去信譽而帶來的損失將是非常巨大的。這將嚴重打擊中國的經濟，不僅因爲商人們會害怕去廣東，並且人們會由此而懷疑：既然北京當局能如此惡毒地掩蓋這樣一個根本難以掩蓋的事實，那麼可想而知在其它更容易掩蓋的問題上他們會做了多少手腳呢? 要使中國的正式和非正式公民們都恢復他們對當局的信任至少要幾個月的時間。中國的信託投資未來幾個月內很可能會跌入低谷。而且如果全球經濟復甦帶給投資者們由更開明政府治理的更好的投資地的話，這種下跌將更爲慘重。

文章指出，北京本應很容易地做出決定。當世界衛生組織要求被允許對疫情進行調查的時候，北京就應邀請並完全允許他們自由進入疫情區，特別是廣東省。它還應允許自由地向世界和國內通報關於SARS疫情的信息。這無疑將有助於中國提升其作爲全球社會一份子的可信度。

但是中國國內關於流行病的規定中說：信息在公佈之前必須經過上級領導的許可。在中國的政治系統中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的規定能夠允許醫療衛生官員不經政府的媒體向外界透露消息，否則他們就將受到北京當局的直接懲罰。如果有人敢於透露象SARS這樣的敏感訊息，那麼不僅他的政治生命完結了，還將可能面臨入獄的危險。實際上，即使事實證明他的決定是正確的，他也會被政敵抓到把柄，用違背黨的團結一致爲理由攻擊他，而北京會認爲這種做法是在影響國家的穩定。

文章還強調說，在北京這場對SARS病毒信息的封鎖中，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了，中國製造了一個令經常到中國旅行的投資者和商人們的生命和投資沒有切實保證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