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去年十月第一例SARS病毒被发现以来，中国一直在忙于所谓的权力交接，最高决策者及其信得过的人需要“稳定”的环境来安排他们自己在这场较量中不至失去对实质最高权力的控制。因此，由于中国“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且SARS又被看作是一种“死亡率不到5%”的疾病，大肆宣扬无异于自找麻烦，北京实在没有兴趣把它与“黑死病”联系起来。
文章说，在上周四的华盛顿邮报上， John Pomfret的文章报道说: "中国官员对于他们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方式上毫无悔过之意。在上周与高级编辑人员的内部非公开的会议上，广东省的副省长雷玉兰(译音)已经取消了同其他国家和近邻的香港一样的信息公开政策。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在所有(SARS)信息公开后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麻烦。”据在场的一位与会者转述她的话说。“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和对付这种疾病，那么把这些消息公开又红又专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的旅游业和投资都受到了影响。最重要的是使香港人陷入一片混乱。多大的损失啊。”
文章说，如果以上的事是真的话，它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大陆许多干部对这场疾病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国际规则的无知。而正是这种规则使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经济得以迅速增长。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外资涌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外人士在公共关系方面缓慢而艰苦的共同努力。他们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而产出回报率比许多受青睐的投资标的国都高的地方。通过美化形象，中国从中受益不少。
尖刻点儿说，商人们对于他们的投资国在许多方面都是能够忍受的──对异议人士的钳制，高压的政治环境，残暴的军警专制策略──对所有这些通常有助于产生高投资回报的因素他们都是能够忍受的。但是投资者当然不会去冒对他们自己生命安全或者他们的投资产生威胁的风险，而这正是 SARS病毒所扮演的角色。
文章说，在当今这个相互间紧密联系的世界上，对像SARS病毒这样的信息封锁是不可能的，因为被感染的人最终总会到达一个舆论相对自由的国家，从而导致开始对病源本身的调查。
这种新型肺炎引起了的恐惧就如同我们经历的对艾滋病的恐惧一样。它是新产生的，没有疫苗，而且它到目前为止已导致100人死亡。它传播非常之快，显然是通过打喷涕和咳嗽的方式来传播的，虽然也存在着通过其它途径传播的可能性。由于缺少对SARS病毒的可靠信息，和它传染的容易程度，这些都让人回想起了曾蔓延欧洲的黑死病。这种疾病直到它的爆发高峰过后几个世纪还在西方世界神出鬼没。
世界卫生组织相信SARS疫情源于广东省的佛山。而中国明显害怕完全公开有关疫情信息和疫情迅速蔓延到世界许多国家的事实，都使北京当局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因失去信誉而带来的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这将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不仅因为商人们会害怕去广东，并且人们会由此而怀疑：既然北京当局能如此恶毒地掩盖这样一个根本难以掩盖的事实，那么可想而知在其它更容易掩盖的问题上他们会做了多少手脚呢? 要使中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公民们都恢复他们对当局的信任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信托投资未来几个月内很可能会跌入低谷。而且如果全球经济复苏带给投资者们由更开明政府治理的更好的投资地的话，这种下跌将更为惨重。
文章指出，北京本应很容易地做出决定。当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被允许对疫情进行调查的时候，北京就应邀请并完全允许他们自由进入疫情区，特别是广东省。它还应允许自由地向世界和国内通报关于SARS疫情的信息。这无疑将有助于中国提升其作为全球社会一份子的可信度。
但是中国国内关于流行病的规定中说：信息在公布之前必须经过上级领导的许可。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的规定能够允许医疗卫生官员不经政府的媒体向外界透露消息，否则他们就将受到北京当局的直接惩罚。如果有人敢于透露象SARS这样的敏感讯息，那么不仅他的政治生命完结了，还将可能面临入狱的危险。实际上，即使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也会被政敌抓到把柄，用违背党的团结一致为理由攻击他，而北京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在影响国家的稳定。
文章还强调说，在北京这场对SARS病毒信息的封锁中，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制造了一个令经常到中国旅行的投资者和商人们的生命和投资没有切实保证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