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本山成爲90年代以來的演藝明星是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這個來自中國東北的聰明農民把全國人都逗樂，也把自己逗樂了──他的高興是發自內心的，那代表一種勝利的喜悅：一個農民通過艱苦的奮鬥終於在壁壘森嚴的二元社會里取得了"城市戶口"。最近有報導說趙本山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後回遼寧鞠躬致謝，我想他的受寵若驚或感動都是由衷的。對這一點我們不想說什麼，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成名之路。我們關心的是，趙本山到底靠什麼把當局和觀衆都哄得開心地笑了。

趙本山的"表演藝術"基本上是通過自我嘲笑或自嘲來表現的，這是趙本山藝術的基本特徵。那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對自嘲有如此廣泛的市場需求呢？就是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已經終結卻仍然在臺上一本正經地表演的時代。本來這個時代是一個傷痕時代，從30多年的政治壓制中解凍了的人們正打算抹眼淚擁抱哭訴一番，但由於傾訴出了一個1989年，傷痕時代便提前結束了。在接下來這個"穩定壓倒一切"的"新時代"裏，由於草木皆兵般的軍警管制，不僅人們的哭聲把壓抑下來了，而且笑聲也被壓抑下來了--嘲笑當局是被禁止的。這個時代仍然不是魯迅的時代。黃色笑話於是在民間開始流傳，它傳達出後極權社會里人們普遍的調侃心態和玩世不恭的精神狀態。但這些酒桌或床頭文化無法公開化，能公開表演的不是對領導人和社會黑暗的反諷，而是自嘲。在意識形態管制仍在繼續但事實上意識形態已經成爲笑料的新世界裏，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有一種忍俊不禁的滑稽感，以至全民都快在"新聞聯播"面前放聲大笑了。正在這時，一個極盡自我醜化之能事的劉姥姥來，賈上下府終於開懷一場。

事實上1976年以後，特別是1979年以後中國就有人打算以嘻皮笑臉的方式迎接西單民主牆之後的冬天，這一使命是在80 年代是由王朔等人來完成的。"偉大光榮正確"之後必然緊跟一個丑角時代，這在社會心理學上不難解釋。不過趙本山和王朔還有所不同，王朔是一個具有真正顛覆意識的城市作家，他也是一個越活越明白的人。但趙本山不同，如果說王朔在城市裏做鬼臉，而趙本山則發自內心的向城市鞠躬──他對鄉土的懷戀在一定意義上恰恰是對城市生活的羨慕。在這種意義上，趙本山的表演藝術不僅僅具有時代特點，也具有身份特徵。在一個城鄉差別如此嚴重的社會里，來自底層的農民只有通過展示自己"可笑"的一面才能在城市文化市場中獲得注意力。

休斯頓市長：丑角！

趙本山現象也說明了這個時代在文化上的窮途末路──一個民族的文化藝術興奮點集中在農民式的自嘲上，不僅說明意識形態的徹底瓦解，也說明了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經貧困至極。文化上的末日心態也最後將體現在趙本山本人的藝術創作中，從2003年春節開始，我們發現事實上他已經江郎才盡了。趙本山是一個聰明人，他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藝術的缺陷，他似乎打算通過嚴肅的努力來尋找出路，但電視劇《劉老根》的續集繼續講述著他努力的無奈，這不僅僅是由於文化管制的約束，也和他自身的精神品質有關。我相信趙本山在傳統文化中無法找到突破口。無獨有偶，張藝謀的《英雄》也昭示著這個犬儒時代的"藝術"已經走到盡頭了。也許還有掌聲，但誰都知道，這是13年來最後的一場演出。

我們當然並不是苛責趙本山的出身和文化水平，但我想對他說真話更好。我最近看到那位文化大師餘秋雨先生爲趙本山辯護的一段文字，深感這個笑話時代之所以是笑話時代，就是因爲農民中的文化人趙本山和文化中的農民餘秋雨共存的緣故--由於餘秋雨大師的故作文化狀，你才會覺得餘秋雨更有喜劇效果，只是他通過趙本山把你的笑引出來而已。我們先看看餘秋雨先生是怎麼說的：

趙本山

這段話不僅說明了餘秋雨先生恰恰就是輕視趙本山的"文化人"，而且集中表達了餘秋雨先生的僞善。不過在餘秋雨先生神乎其神的"文化名詞"羅列中，你知道"文化"是怎麼回事了，也就理解這個時代最後的告別演出是那麼的戀戀不捨。這是餘秋雨和趙本山的時代，一個以自嘲和一本正經共同爲文化送葬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