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续2)
 
——──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对未来发展的影响(8)
 
作者:何清涟
 
2003-10-1
 
【人民报消息】四、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续2)

4.社会信息的梗阻

对中国政府来说,贪污腐败对政府最直接的影响还不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因为中国并非民选政府,政府从来只要自己声称是民意的代表就行。对政府来说最大的危害乃在于中国政府的软政权化,政府官员获取个人利益往往是以破坏法律与违背职业道德为前提。

「软政权化」过程中,对政府职能破坏最大的莫过于腐败官员习惯性的数据造假。中国政府往往陷入官员们用假数字造成的迷魂阵中,在信息失灵状态下作出的政策选择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起了南辕北辙的作用。

中国政府造假并非始自今日,造假是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一项久远传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中国政府造假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这一习惯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江泽民统治下,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是中国公众对某些统计违法行为的形象概括。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

1997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的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这6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1.5万起情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其中颇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刘荣志从1993年任四川西充县县长以来,多次强迫统计人员按照他的意图报送统计数字。如199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实际为17,921万元,年报为28,955万元,虚报11,034万元,虚报数是普查数的61.57%。其中特别严重的是乡镇企业产值,虚报数为实际数字的1.18倍。2001年全国统计系统2001年共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2万多起。44

数字造假并非只是政府行为,企业财务报表弄虚作假,与作为社会公信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做假账互为表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症。

2000年财政部组织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59户企业1999年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抽查。这次共抽查了外贸(粮油食品进出口、化工进出口)、电信、汽车、机械等行业的159户企业和为这些企业出具审计报告的117家会计师事务所。在被抽查的159户企业中,资产不实的有147户,共虚增资产18.48亿元,虚减资产24.75亿元,资产失真度0.95%;所有者权益不实的有155户,共虚增所有者权益19.36亿元,虚减所有者权益18.17亿元,所有者权益失真度1.82%;利润总额不实的有157户,共虚增利润14.72亿元,虚减利润19.43亿元,利润总额失真度33.4%。

上海市国有企业会计失真问题相当普遍,财政收支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十分突出,不少企业做假账、报假账、算假账,盈亏严重不实。据市审计局1998年组织对22家市管企业及202家子公司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查处114家企业虚增利润22.69亿元,65家企业虚减利润4.93亿元,相抵后虚增利润17.76亿元,占审计前报表利润总额26.45亿元的67.15%。

1998年,全国各级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对有关事务所和会计师进行了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对478家问题较多的事务所分别给予撤销、警告、暂停执业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理,其中撤销事务所103家,撤销分支机构近千家,还向一批不达标的事务所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中国股市中的违法违规现象之普及,如设局骗钱、虚假包装上市、欺诈上市、虚假重组、虚增利润、虚假做帐等等,事后经调查,发现无一不是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互相勾结,如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华伦会计师事务所、立华会计师事务所、华鹏会计师事务所等就是已经曝光的几家社会公正机构。一位外国观察者根据中国近些年来披露的材料,写出了一篇「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48 来形容中国目前经济信用体系崩溃的可怕局面。

5.腐败导致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

腐败作用下,中国官员们任何决策的出发点都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处于被掠夺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矿山事故发生为频繁,矿山事故伴随著矿物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这与官员们追逐群体利益兼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1990年全国矿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1995年矿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陕西省白河县一地在外做工的农民,在三次煤矿事故中共死亡98人。据该县政府统计资料,自1994年以来,白河县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高达2.2万人,而每年因各种事故死亡的人数达80人以上,重伤致残20人左右。

2001年广西南丹煤矿事故发生后,人们才知道,每年该矿向外公布的死亡人数远远少于真实死亡数字: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报了57人;2001年1~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报了94人!

而这类瞒报事故中死亡人数的事情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些矿山企业的老板之所以有恃无恐,就在于得到当地政府官员与国营大矿负责人的支持。已有不少调查材料表明,事故频繁的小煤窑之所以能够大量存在,与地方政府将其视之为小金库有关。湖南永新县郊乡的乡干部每天轮流到该乡的小煤矿「值班」,其实就是收「规费」,每天1,200元。还有的小煤矿就是国营大矿的负责人开办,再承包或卖给其他小矿主,用以谋利。由于上述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每当小煤矿发生事故后,当地政府与国营大矿负责人总是隐瞒包庇。中国7,000多个矿山,现在有一半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近2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

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活动有关。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快车,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1997年收转让费每亩达9万元以上,现在每亩高达20万元以上,从中获利巨大。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

中国当局表示,有97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名成立,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中国当局审计官员表示,赔偿因三峡工程而被重新安置的居民的款项中,有5,200万美元不见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四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

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虽然在中国国内是绝对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如三峡开工8年来滑坡3465个,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个。

如果说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那么直接造成的污染也有时见诸报端,如四川省奉节县巨大的垃圾山每年至少向长江输送2000多吨垃圾,重庆一市直接向长江输送的生活污水每年达4亿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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