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七十岁以上、自早年即参加共产革命的老一代知识份子中，李慎之无疑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谓代表性，意义有二：一、李慎之的个人经历在同代人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二、李慎之对他的个人经历、从而也就是对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具有相当深刻的反思。

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一样，中共也是由一批知识份子创立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不少激进的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不过随著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和八一南昌兵变失败，中共上山打游击，立足农村建立红色根据地，知识份子加入共产党的就很少了。在这段时期，中共主要是靠吸收大量农民来壮大自己的组织。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又有许多“国统区”的青年知识份子加入共产党，其中不少人直接去了延安。

建党初期的那批知识份子，除去死掉、叛逃和被清洗的以外，四九年后大都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人们不再称他们为“知识份子干部”或“党内知识份子”。四九年后被人们称为“知识份子干部”或“党内知识份子”的，主要是指在抗战期间加入共产党的那批知识份子。这批知识份子为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在党内始终不曾占据过主导性地位。李慎之便属于这批知识份子。

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反右到文革，到反自由化。一批又一批党内知识份子先后遭到整肃。这表明，在这一类知识份子中，确有不少人是和共产党的那一套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由于他们原先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的“自由化”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由此就引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既然他们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自由化”思想，当初为什么要自愿选择加入共产党呢？比他们年轻的知识份子成长在共产党一统天下，既没有可供选择的不同物件，也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故另当别论。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为当年的中共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他们是因为追求自由民主因此加入中共的。国内学者笑蜀先生编辑《《历史的先声》一书，收录了从1940年到1946年中共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以及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共九十余篇，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如此看来，当年一批热血青年倾心于共产党，实不为怪。

不过上述解释仍有缺陷。因为在当年，不独共产党大讲自由民主，其他许多党派也都大讲自由民主，李慎之们为何单单选中共产党呢？毕竟，共产党姓“共”，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必定要有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同。再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在自己权力所及之处，从未实行过自由民主，照说李慎之们早就该反出朝歌了，为何还苦苦追随，甚至在自己遭到排斥打击后还矢志不移，未能及早回头呢？

不久前，我读到李慎之先生为《历史的先声》香港版所写序言“革命压倒民主”(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四期)。这是迄今为止我读过的对老一代共产党知识份子心路历程的最深刻的反思。我认为，在李慎之的作品中，这篇文章的价值还在那篇脍炙人口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上。韦君宜的《思痛录》偏重于事实的回顾，较少理论的剖析，其价值在另一方面。

2、“救亡压倒启蒙”一说不符合事实

听一位朋友讲，李慎之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中国第一右派”。第一右派者，第一真右派也。
众所周知，五七年一场反右运动，把五十多万人打成了右派，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其实幷不是右派，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真正名副其实的右派屈指可数。李慎之说，他大概是这五十多万人中间觉悟得最早的了，故自称“第一右派”。不过后来李慎之读到顾准，自认不如，于是改称自己是“第二右派”。(说起右派中的右派，我还想起杨小凯《牛鬼蛇神录》里的刘凤祥。此人的思想当不在顾准之下。)

李慎之这篇文章的题目“革命压倒民主”，一望而知是从李泽厚那个著名观点“救亡压倒启蒙”脱化而来。无独有偶，王若水去世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与‘党文化’的碰撞”，也有针对“救亡压倒启蒙”观点之意。

顺便一提，过去，我们都以为“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观点首先是李泽厚提出来的。一九八六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发表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不过，据王若水在“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里所说，“最早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其实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该文注释中，王若水对此还有进一步说明。按下不表。

且不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是由何人提出，这个观点确实产生过很大影响。李慎之说，原先，“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可是读完《历史的先声》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因为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强调“民主是抗战的保证”。共产党方面是如此，国民党方面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实行国共合作，“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幷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可见在当年，救亡非但不曾压倒启蒙，相反，救亡倒促进了启蒙。

我以前也对“救亡压倒启蒙”一说提出过批评。首先，我认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不符合事实。在中国现代史上，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启蒙。在中国现代史上，救亡曾多次成为启蒙的催化剂，甲午战败刺激出了戊戌变法；八国联军逼出了预备立宪；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日军侵华则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此等等。

其次，按照救亡压倒启蒙一说，当救亡任务大功告成，启蒙就该名正言顺地提上日程。然而事实是，在四九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自由更民主，相反，倒是变得更集权更专制。仅此两点，便可驳倒所谓“救亡压倒启蒙”。

那么，何以如此呢？道理幷不复杂。因为中国是堂堂大国，理当强盛，不该贫弱。如果中国竟然让外国打得割地赔款，国土沦陷，丧权辱国，那很容易被解释为政府的无能或制度的落后，因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都会疾呼改革，而当政者则处境尴尬，很难拒绝。讲到抗战期间的中共。在当时，中共岂止是“在野”，中共是“非法”。它自然会利用一切机会争得自己的合法存在。既然民主就意味著宽容异己，中共焉能不向国民政府要求民主？是的，战争期间，要结束党争，一致对外，但对于中共而言，这就意味著要国民政府结束对共产党的打压，共赴国难。如此说来，中共在抗战期间大唱民主高调也就不足为怪了。

3、不仅仅是不懂民主

中共在抗战期间幷不曾以国难当头为理由而主张限制人权暂停民主，反而主张扩大民主，加强民主。这仅仅是一种策略或权谋吗？它是不是一场蓄意的骗局呢？大批左倾青年为中共这些口号所吸引投身中共，是不是上当受骗呢？李慎之认为事情幷不如此简单。关键在于，在当时，“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作为一个口号，民主很时髦，但真正理解其意义的却寥寥无几。

我这里要补充的是，若仅仅是不懂民主，那倒好了。后进国家的优势是有现成的榜样可以遵循。如果国人能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依样画葫芦，虽不中，亦不远矣。当年印度真懂民主的人又能有多少呢？

指出这一点或许不是多余。譬如八九民运，有人说，即使八九民运取得成功，中国仍然不会真正走向民主，因为参与和同情民运的人虽多，但其中真正懂得民主的却很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亚洲的蒙古，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在民主转型时，想来也不会有多少人对民主有精深系统的了解。转型之初的蒙古和阿尔巴尼亚，既无市场经济，又无中产阶级，既无富于经验的反对派组织，又无略具规模的市民社会；总之，某些学者所谓实行民主的诸要素诸前提，蒙古和阿尔巴尼亚不是空白就是稀缺，然而，蒙古和阿尔巴尼亚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由此可见，一般人在讨论民主的社会条件或前提时是多么容易陷入浅尝辄止的片面与武断。

当年中国的问题在于，许多中国人还不只是对民主不够了解，而是有严重的误解。许多人自以为高明，对西方的民主还很是看不上。连孙中山都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更不用说一般左倾青年了。中共创建人陈独秀早在一九二零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力言民主的阶级性，批判现有的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鼓吹社会主义民主，鼓吹无产阶级民主。如李慎之言：“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

左倾青年既然接受了无产阶级民主这一概念，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就把苏联当作了民主的样板。同样顺理成章的是，左倾青年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当作了民主圣地。李慎之写道，在当年的左倾青年看来，“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经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经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

这样，到了一九四九年，随著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极权统治由此确立，然而在左倾青年心目中，那就是“民主”的全面实现--当然，是“延安式的民主”。在这里，我们责备共产党食言，背弃了民主的承诺，其实未必准确。因为共产党早就用它那一套“新话语”(New Speak)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民主概念。共产党兑现了它许诺的“民主”，而它许诺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极权。

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冷战刚拉开序幕，西方国家自称“自由世界”，共产国家则自称“民主阵营”。许多共产国家甚至刻意地在自己的国号里加进“民主”二字。事实上，凡是在国号上写有“民主”二字的都是共产国家(也就是说，都是最不民主、最反民主的国家)。譬如，当年的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在今天看来是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