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编者按:为纪念“西安事变”65周年并纪念将军,南方周末报在事变纪念日(12月12日)前夕,特独家披露张学良1986年与本家晚辈的一次谈话。

本文录音由张友坤先生整理,南方周末发表时删除了部分重复内容,标题是编者加的。

张学良这次自述,或因面对自家晚辈,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相信能增加读者对张学良乃至中国历史的体认。

张学良说:要不是“文革”,台湾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

我现在还要跟你们讲一段我信上帝的事。我说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就说现在的台湾吧,你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共产党早就应该把台湾拿去的,正是刘少奇、周恩来搞得成功的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那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台湾不行啊。可是,共产党搞那个“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你知道吗,这正好给台湾一个喘气的机会。因为他们搞“文化大革命”,把机会耽误了。美国本来是想拉住中国大陆的,但在“文革”中,刘少奇、周恩来被骂为走资派。那时候若不是那样,台湾就没有了,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这是上帝给台湾的机会。

他们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呢?把刘少奇弄死了,周恩来也倒霉了。把刘少奇他们这一派搞下去,把中国大陆搞得那么糟糕,这是为什么?今天,他们也能够承认搞错了,改正过来了。给中国三十年、四十年,只要好好干,大陆是会成功的。现在,大陆收复台湾就很难了。

那时候,我们都忧心忡忡,为什么?我不是忧心我自己,是忧心台湾的局面。

什么局面?蒋老先生在的时候,他下面有两个人可能接班,就是陈诚和蒋经国。陈诚野心勃勃,想当总统,著急的时候,甚至要老总统把位子让给他,说老蒋先生年纪大了,应该把位子交出来。那时候,蒋经国对我说,并要我不说出去,说:如果有一天老总统不在了,他准备去美国。

唉,谁能办得到,这个事不是某个人所能做得到的,是上帝的意思。你想一想,这时候,恰好陈诚病了,死了。这一死,情况就不同了。

若老总统突然一死,陈诚出来接班,非乱不可。后来,陈诚死了,选出严家淦。严家淦这个人很豪爽、很稳。严家淦当行政院长,经国当行政院副院长,严当副总统,他当行政院长。最有意思的还是上帝的安排。陈诚一死,老总统病了好几年,他病了好几年,就等于在教蒋经国,告诉他怎样治国,结果,蒋经国就把党、政、军都学会管理了。你明白吗,上帝给了他这几年机会,练了几年功夫。如果蒋先生突然死了,这个局面就不好维持。老总统让经国先当了国防部长,再当行政院长,当经济委员会主任。他这样做,一直到死,都教得差不多了,他才故去。所以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如果陈诚还在,那可怎么办?

后来的这十几年,蒋经国干了好多好事,为什么?因为老先生的那些短处,他都看见了,都把它改正了。他对台湾那些事,确实有办法。把军权统一了,谁能统一军队,就像我当年那样,把军队的事弄得很好,可喜啊。这同样是上帝的意思。他那几个大将,最重要的是孙运璇。这个人了不起。赵……(此处听不清楚)死了,他也了不起。你自个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不行。我给你说,千算万算不如上帝一算。你就说陈诚吧,有多少算啊?就说大陆上的事吧,江青有多少算呀,也不行啊。

开场白

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你大妈(指赵一荻)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著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

京戏《赵氏孤儿》中的老程婴一开唱就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给你们谈话,也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要讲历史,我先问你们,什么是历史?(答: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今天我是给你们两个上课:什么人有什么人的历史观。共产党的历史观,说造成历史的是无产阶级的行动。中国老的传统历史观,说中国是皇帝老爷的家,中国人现在脑子里,还有皇帝家谱的思想。

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这样。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看起来基督教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我们说基督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基督教是我们的经验与体会。比如我个人,我相信基督教,讲的就是我对基督教的体会。我跟你们讲历史,给你们讲你们要问的事,我都是根据事实讲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你一定得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不行。比如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是他们的历史观。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大多数都是儒家思想。

我现在的讲话,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与儒家有关,因为我从小就念儒家的书。所以你大妈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著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因为我研究过佛教,以后我慢慢给你们讲佛家的事。我对佛教有相当的研究,我与信佛教的人一块说,他们甚至没有我知道的多,研究的多。所以,我今天不愿你大妈来,她一说,就说我是三教九流。我老说她:“你不要那么讲!”今天我开始就跟你们讲戏,如果她来就会说“你一讲就是唱戏的”,一下子把我的话打断了。

出生时的异相和穷困

我一下生(方言:出生,时为1901年6月3日───编者注),就有很多怪事。你们看,我的脑盖上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录音有停顿)我的脑盖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答:摸出来了,摸出来了。这,这,摸出来了,这里是有道缝。)

本来人的脑盖骨有许多缝,不过你们的都长好了,我的没长好。保罗在圣经上说过一段话,人没出娘胎,上帝就造就了我。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下生啊,是我妈妈在大车上把我下生的。大车,懂不懂啊?(答:是木板车吧!)我们东北有三个马、五个马、六个马拉的大车。我妈正在逃难哪,她把我生在大马车上了。所以我是在咣当咣当行进中的车上下生的小孩,因此脑盖骨长不好。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母亲在逃难中生完我,就病了,她没有奶水,我就没有奶吃。那我怎么活呢,所以我过去的身体很不好。曾经有个大夫说我身体很不好,很糟糕。我说,你大概说对了。我是靠喝高粱米汤活下来的,不是你们今天喝的白米汤。后来稍大一点,就由大人把煮熟的高粱米嚼碎喂我吃。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那时我们家不是有钱人家,穷得了不得。我慢慢把这个穷给你们说情楚。当时给我雇了一个奶妈,后来我长大了,也一直养著她。奶妈是花了一块银圆雇的,(来的时候)都40多岁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吗?(张学良笑)

我的真名字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拣来的,叫“双喜”,就是“双喜”烟那个“双喜”。为什么叫双喜?因为你爷爷(即张作霖)在八角台出去打仗,打了一个胜仗,你爷爷是从那里发起来的,第一次打了胜仗,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可谓双喜临门,所以给我起名叫双喜。我到五六岁的时候,说话还是说不清楚的。到现在也说不大清楚,因为我舌头短,不好使。小时候人家都说我不会说话了,说不好了。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身体太坏了。

现在说家里的事,再倒回去说。

你爷爷因打死人逃走了,逃到朝鲜去,过了鸭绿江,在朝鲜当兵。他当兵去了,把你奶奶(指张学良母亲)扔在家里。本来我外公家多少富一点,是个小地主,但我母亲也不回娘家,结果我们没有饭吃,没有床睡啊。奉天(今沈阳)都是睡土炕,我们的炕上没有炕席,就在泥巴上睡觉啊。我母亲给我看她的脚,脚后跟都结了子。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是在泥巴上睡觉睡出来的。那时我母亲没有饭吃啊,几天都吃不上饭,(于是)我舅妈就从她们家偷一点米给我们吃。所以,我爸爸后来老提醒我:你可不能对你舅妈不好。我不喜欢我舅妈,(但)我舅妈死后,我舅妈的一家,都是我养著的。因为我爸爸经常说:没有你舅妈就没有你!

爱国狂得张伯苓一言之力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

接著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大一点的事,就是念书。

那时我们东北,也就是东三省,叫日本欺侮得够呛。我十五六岁时,思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我们那时候青年都爱国,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21条,是一个亡国条约。因此我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东三省要完蛋了,我们全中国要被小日本吞去了,我心里怎么能舒服呢?

那时候我身体很不好,有病还吐血了。你爷爷有个医务处长,他是个基督徒,是在奉天的一个英国人。他是从医院出来的,他跟我很好。他劝我说:你不要灰心,可以出去散散心。可我觉得中国弄成这个样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活著还有什么意思?他说:我可以给你一张票,去听听演讲。

那时我还不懂这些玩艺儿,没这个时髦(指听演讲)。当时奉天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张伯苓(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到那里演讲(时在1916年────编者注)。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这就打动了我的心。“中国将来的希望是什么?”我正为这一问题彷徨呢,我想去听听。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年轻时我冲得很。他开场说:“简单地说,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我心想:哈哈!有你,你算什么东西?有你又怎么样?有你中国就不会亡?哈哈!当时我真想站起来问他:有你?你算什么东西?

他就慢慢地讲起来,说: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负责中国的事。”他说:“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哎,我一听,他是个好样的,说的话很有道理,首先是他给我以希望。从此,我跟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有了来往。

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醒悟过来的。

爱人狂却学军杀人

我就跟你爷爷说:“这样吧,如果人家都干不了的事,那我也干不了,这也不算丢人;如果人家都干得了,而我干不了,那是我的事。”

本来我想学医,治病救人,以洗东亚病夫之辱。我是爱国狂,也是爱人狂。那时,奉天有个南满医学校,我对它是很熟很熟的,想去学医,你爷爷不支持,可是怪得很,他反对,也不说不让我去。你爷爷不让我去,我也没办法去呀。

当时我念英文,也想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