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录音由张友坤先生整理，南方周末发表时删除了部分重复内容，标题是编者加的。

张学良这次自述，或因面对自家晚辈，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相信能增加读者对张学良乃至中国历史的体认。

张学良说：要不是“文革”，台湾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

我现在还要跟你们讲一段我信上帝的事。我说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就说现在的台湾吧，你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共产党早就应该把台湾拿去的，正是刘少奇、周恩来搞得成功的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那时候，台湾是站不住的，台湾不行啊。可是，共产党搞那个“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你知道吗，这正好给台湾一个喘气的机会。因为他们搞“文化大革命”，把机会耽误了。美国本来是想拉住中国大陆的，但在“文革”中，刘少奇、周恩来被骂为走资派。那时候若不是那样，台湾就没有了，早就被大陆拿回去了。这是上帝给台湾的机会。

他们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呢？把刘少奇弄死了，周恩来也倒霉了。把刘少奇他们这一派搞下去，把中国大陆搞得那么糟糕，这是为什么？今天，他们也能够承认搞错了，改正过来了。给中国三十年、四十年，只要好好干，大陆是会成功的。现在，大陆收复台湾就很难了。

那时候，我们都忧心忡忡，为什么？我不是忧心我自己，是忧心台湾的局面。

什么局面？蒋老先生在的时候，他下面有两个人可能接班，就是陈诚和蒋经国。陈诚野心勃勃，想当总统，著急的时候，甚至要老总统把位子让给他，说老蒋先生年纪大了，应该把位子交出来。那时候，蒋经国对我说，并要我不说出去，说：如果有一天老总统不在了，他准备去美国。

唉，谁能办得到，这个事不是某个人所能做得到的，是上帝的意思。你想一想，这时候，恰好陈诚病了，死了。这一死，情况就不同了。

若老总统突然一死，陈诚出来接班，非乱不可。后来，陈诚死了，选出严家淦。严家淦这个人很豪爽、很稳。严家淦当行政院长，经国当行政院副院长，严当副总统，他当行政院长。最有意思的还是上帝的安排。陈诚一死，老总统病了好几年，他病了好几年，就等于在教蒋经国，告诉他怎样治国，结果，蒋经国就把党、政、军都学会管理了。你明白吗，上帝给了他这几年机会，练了几年功夫。如果蒋先生突然死了，这个局面就不好维持。老总统让经国先当了国防部长，再当行政院长，当经济委员会主任。他这样做，一直到死，都教得差不多了，他才故去。所以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如果陈诚还在，那可怎么办？

后来的这十几年，蒋经国干了好多好事，为什么？因为老先生的那些短处，他都看见了，都把它改正了。他对台湾那些事，确实有办法。把军权统一了，谁能统一军队，就像我当年那样，把军队的事弄得很好，可喜啊。这同样是上帝的意思。他那几个大将，最重要的是孙运璇。这个人了不起。赵……(此处听不清楚)死了，他也了不起。你自个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不行。我给你说，千算万算不如上帝一算。你就说陈诚吧，有多少算啊？就说大陆上的事吧，江青有多少算呀，也不行啊。

开场白

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你大妈(指赵一荻)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著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

京戏《赵氏孤儿》中的老程婴一开唱就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给你们谈话，也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要讲历史，我先问你们，什么是历史？(答：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今天我是给你们两个上课：什么人有什么人的历史观。共产党的历史观，说造成历史的是无产阶级的行动。中国老的传统历史观，说中国是皇帝老爷的家，中国人现在脑子里，还有皇帝家谱的思想。

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这样。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看起来基督教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我们说基督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基督教是我们的经验与体会。比如我个人，我相信基督教，讲的就是我对基督教的体会。我跟你们讲历史，给你们讲你们要问的事，我都是根据事实讲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你一定得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不行。比如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是他们的历史观。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大多数都是儒家思想。

我现在的讲话，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与儒家有关，因为我从小就念儒家的书。所以你大妈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著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因为我研究过佛教，以后我慢慢给你们讲佛家的事。我对佛教有相当的研究，我与信佛教的人一块说，他们甚至没有我知道的多，研究的多。所以，我今天不愿你大妈来，她一说，就说我是三教九流。我老说她：“你不要那么讲！”今天我开始就跟你们讲戏，如果她来就会说“你一讲就是唱戏的”，一下子把我的话打断了。

出生时的异相和穷困

我一下生(方言：出生，时为1901年6月3日───编者注)，就有很多怪事。你们看，我的脑盖上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录音有停顿)我的脑盖有道缝，你们摸出来了吗？(答：摸出来了，摸出来了。这，这，摸出来了，这里是有道缝。)

本来人的脑盖骨有许多缝，不过你们的都长好了，我的没长好。保罗在圣经上说过一段话，人没出娘胎，上帝就造就了我。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下生啊，是我妈妈在大车上把我下生的。大车，懂不懂啊？(答：是木板车吧！)我们东北有三个马、五个马、六个马拉的大车。我妈正在逃难哪，她把我生在大马车上了。所以我是在咣当咣当行进中的车上下生的小孩，因此脑盖骨长不好。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母亲在逃难中生完我，就病了，她没有奶水，我就没有奶吃。那我怎么活呢，所以我过去的身体很不好。曾经有个大夫说我身体很不好，很糟糕。我说，你大概说对了。我是靠喝高粱米汤活下来的，不是你们今天喝的白米汤。后来稍大一点，就由大人把煮熟的高粱米嚼碎喂我吃。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那时我们家不是有钱人家，穷得了不得。我慢慢把这个穷给你们说情楚。当时给我雇了一个奶妈，后来我长大了，也一直养著她。奶妈是花了一块银圆雇的，(来的时候)都40多岁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吗？(张学良笑)

我的真名字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拣来的，叫“双喜”，就是“双喜”烟那个“双喜”。为什么叫双喜？因为你爷爷(即张作霖)在八角台出去打仗，打了一个胜仗，你爷爷是从那里发起来的，第一次打了胜仗，家里又生了一个儿子，可谓双喜临门，所以给我起名叫双喜。我到五六岁的时候，说话还是说不清楚的。到现在也说不大清楚，因为我舌头短，不好使。小时候人家都说我不会说话了，说不好了。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身体太坏了。

现在说家里的事，再倒回去说。

你爷爷因打死人逃走了，逃到朝鲜去，过了鸭绿江，在朝鲜当兵。他当兵去了，把你奶奶(指张学良母亲)扔在家里。本来我外公家多少富一点，是个小地主，但我母亲也不回娘家，结果我们没有饭吃，没有床睡啊。奉天(今沈阳)都是睡土炕，我们的炕上没有炕席，就在泥巴上睡觉啊。我母亲给我看她的脚，脚后跟都结了子。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是在泥巴上睡觉睡出来的。那时我母亲没有饭吃啊，几天都吃不上饭，(于是)我舅妈就从她们家偷一点米给我们吃。所以，我爸爸后来老提醒我：你可不能对你舅妈不好。我不喜欢我舅妈，(但)我舅妈死后，我舅妈的一家，都是我养著的。因为我爸爸经常说：没有你舅妈就没有你！

爱国狂得张伯苓一言之力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

接著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大一点的事，就是念书。

那时我们东北，也就是东三省，叫日本欺侮得够呛。我十五六岁时，思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我们那时候青年都爱国，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21条，是一个亡国条约。因此我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东三省要完蛋了，我们全中国要被小日本吞去了，我心里怎么能舒服呢？

那时候我身体很不好，有病还吐血了。你爷爷有个医务处长，他是个基督徒，是在奉天的一个英国人。他是从医院出来的，他跟我很好。他劝我说：你不要灰心，可以出去散散心。可我觉得中国弄成这个样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活著还有什么意思？他说：我可以给你一张票，去听听演讲。

那时我还不懂这些玩艺儿，没这个时髦(指听演讲)。当时奉天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张伯苓(曾任南开大学校长)到那里演讲(时在1916年────编者注)。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这就打动了我的心。“中国将来的希望是什么？”我正为这一问题彷徨呢，我想去听听。

我那时十六七岁，第一次出去听演讲，要是与张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干起来不可。年轻时我冲得很。他开场说：“简单地说，中国将来的希望有我。”我心想：哈哈！有你，你算什么东西？有你又怎么样？有你中国就不会亡？哈哈！当时我真想站起来问他：有你？你算什么东西？

他就慢慢地讲起来，说：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应该自己站起来说：“中国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负责中国的事。”他说：“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哎，我一听，他是个好样的，说的话很有道理，首先是他给我以希望。从此，我跟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有了来往。

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醒悟过来的。

爱人狂却学军杀人

我就跟你爷爷说：“这样吧，如果人家都干不了的事，那我也干不了，这也不算丢人；如果人家都干得了，而我干不了，那是我的事。”

本来我想学医，治病救人，以洗东亚病夫之辱。我是爱国狂，也是爱人狂。那时，奉天有个南满医学校，我对它是很熟很熟的，想去学医，你爷爷不支持，可是怪得很，他反对，也不说不让我去。你爷爷不让我去，我也没办法去呀。

当时我念英文，也想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