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同音词汇，被人们纠和在一起，不仅心理内涵十分复杂，而且反应出整个社会原有道德意识标准与现行社会行为的失调和变更。

显然，这种“公认”的基础，虽然开始于对一小部分人的挖苦与讽刺，但是，并不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对一小部分人群行为的一致谴责之上，而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原有主观意识上蔑视，讥讽“向钱看”，现行行为上不得不努力“向钱看”之间的社会变更期普遍矛盾之上的。

是整个社会一方面蔑视别人“向钱看”，一方面努力争取自己“诚实劳动”工资之外的“福利”，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精神分裂”症的必然社会性反映。这种社会心态，与当年美国南北战争年代名著“飘”中所描写的心态极其相似。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每一个人，难道不是都经历了和“飘”中所描写的郝丝佳一样，一面极其蔑视白瑞德的“向钱看”，一面不得不撕下天鹅绒的“旧窗帘”做好一件“新”衣服，去讨好“向钱看”的白瑞德的人格与行为的“分裂痛苦”吗？难道有哪一个人能够逃脱这种由“一部分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意识的变更吗？难道近两百年后的我们和近两百年前的郝丝佳“共鸣”，真的只是“历史的巧合”吗？

毫无疑问，“向钱看”在它出现之初，包含了强烈的感性不满和对社会“现象”的明显讽刺。但是，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社会发展之后，这种感性的“现象讽刺”，正在被一种更多的理性“无可奈何”所取代，所承认，所接受，所变更。

同样是“向钱看”，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变更之后，在内涵上，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对一种新社会道德标准变更的“认同与写实”。同样是“向钱看”，在它的成分中，理性认可的成分已经多于“感情讽刺”。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种社会意识的变更呢？是好？是坏？还是既不好也不坏？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这种就在人们眼前发生的，人们不得不被动接受的，历史变更的演变过程呢？怎样找出造成这种变更的历史原因呢？

人们还会记得，六十年代，学习雷锋精神。

当时，人们以“无私援助”为社会风气，为衡量社会的道德标准。如果某甲请某乙帮助，而某乙提出要求报酬，那末，某乙将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某个国家要求偿还债务，那就是“帝国主义”。

人们同样会记得七十年代末，现金交易几乎是非法交易，只有“公家支票交易”才是正常交易。老百姓持有外汇，几乎与“犯法”等同，老百姓想出国，几乎与“叛国”同罪。即使是到国内其他城市，没有介绍信，没有全国粮票，几乎当晚就会被以“盲流”罪，“遣返原籍”。私人用任何生产资料，即使是半张白铁皮，都无法在商店卖到。从事小规模工业生产的用料，都必须以半非法方式以国营工厂“下脚料”的名义套购。普通老百姓，如果和外国游客说上几句，就会无端受到政治审查。

人们还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北京的出租汽车，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在自己的车身上标出“出租汽车”的标记。即使做了标记，也要以各种方法将它去掉。甚至，在路上遇到一个穿着打扮差一些的人要车，也会拿出一份“首长专车”的架式，“视而不见”长扬而去。在那个时期，北京的出租汽车，处在既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社会意识过渡”状态。

然而，仅仅十年左右，这种愿意混同于“首长专车”的意识，在“向钱看”的压迫之下，消失了。司机本人“特殊职业”的“二贵族”意识，也在“向钱看”的压迫下，“平民化”了。无偿援助，变成了等价交易，甚至偷偷摸摸的“对逢”，也变成了堂堂正正的“经纪人”。

“虚假而高贵”的“向前看”，已经被“真实而无耻”的“向钱看”所取代。理论上的“为人民服务”已经被务实的等价“向钱看”，变成了现实的 “等价服务”。

现在，即使是一个明显的“老农”，或者“小姐”，司机也会看在“等价人民币收入”的面子上，提供相同的服务。同样，即使“没有单位”的旅游者，只要付款，也可以住进“首长专用”“外宾专用”的五星级旅馆。即使是老农，只要付得起费用，也可以出国“新马泰”一番。

“向前看”向“向钱看”的社会意识过渡，在讥讽中，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开始建立。“向前看”正在退出，“向钱看”正在兴起。在整个我们亲身经历的过程中，我们亲眼看到了“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规律的实现。

不仅如此，人们还会记得，在八十年代之前，所有的社会性或个人灾难，都由政府负责。有钱的人如果个人捐款，不但不是“献爱心”，还会遭到拒绝和“动机上”的怀疑。唐山地震，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政府拒绝一切国际援助，对这种“援助”并不认为是“好意”。也不相信存在“无缘无故的爱”和“没有阶级的人性”。既然是“无产阶级”，当然无产可捐。既然是“有产阶级”，当然是狼子野心。

七十年代末，在“向钱看”的压力下，地方灾害开始接受国际捐助，当时，接受“资产阶级”援助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人认为“有辱国格”，有人认为“走了资本主义”，甚至，有人宣布邓丽君“涉及人性”的歌曲，是抹杀阶级界限的“黄色歌曲”。即使在“务实”之余，也要扭扭捏捏地给“资产阶级”戴上“爱国主义”的帽子“加以区分”。给“人性”抹上一层“阶级”的油彩。此时，中国的社会，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也不是“人性民主”的社会。整个社会处在意识过渡时期。人们不难将这种开始简单归结于政治的开放，人们不难将这种变更简单归结于经济的搞活。

但是，三十年之后，同样在“向钱看”的压力下，出现了“手拉手”，“希望工程”和“向社会献爱心”的公益活动。不仅接收境外捐款，而且号召国内“爱心”。

三十年之前，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先富起来”出现在三种人身上——干部子弟，“社会渣滓”和知识份子。三十年之后我们又亲眼看见了这种“公益现象”。不仅看到了，如果我们稍加注意，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公益现象”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即：同样是“向钱看”所产生的这种“社会公益现象”，却从未出现在“以权发家”“先富起来”的当政者和他们的子女身上，从未出现在他们极力宣扬的“阶级性代表”的体现上。也从来没有出现在真正的“社会渣滓”暴发户身上。虽然，他们同样是变更中社会财富的首先聚集者，占有者。

这种公益现象，恰恰出现在一批真正从事工业劳动而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主力身上，正是他们在拉“无产阶级”的“手”，正是他们，以人民币体现“爱心”。这种爱心，经常是没有政治附加条件的爱心，经常是不留姓名的“人性”体现。

即使是出国“新马泰一番”的农民，也是“离土不离乡”的先驱者，而不是由国家出面组织的“贫困地区农民公费考察团”。

因此，这种“爱心”和“社会公益”既不是扬国威“空军一号”的节余，也不是摆阔气“国宴”的剩饭。而是一种新社会劳动方式改变后的必然社会意识变更和必然出现的经济结果。

当然，也正是这一显著的特点，既是使“向前看”向“向钱看”的转变，由对“以权发家”的当政者的贪污行为的感性讽刺，转向真正从事工业劳动而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改变社会意识的理性认识过渡的原因。又是使人们意识上一时无法看清相同相象背后区别的原因。

虽然，这种过渡尚未真正完成，但是，每一个生存在这一时期的人，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难道这种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现象”和活生生的“历史”，还不值得我们的社会工作者，历史研究者，和政权掌握者深思吗？
转自(万维读者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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