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得令人難以置信——反腐大片《生死抉擇》作者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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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6日發表
 
【人民報訊】導演、編劇和原小說作者張平,都沒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擇》會在全國引起這麼大的轟動。8月中旬以後,隨便打開報紙或上一個網站,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題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擇》熱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擇》在各地激起共鳴

《生死抉擇》在滬票房已超過1200萬元,創近年上海電影票房新紀錄

《生死抉擇》在成都、重慶、鄭州、蘇州、無錫的票房收入均超過一般中影引進大片

《生死抉擇》全國票房突破2500萬

寧夏黨政領導及親屬觀看電影《生死抉擇》

《生死抉擇》廣東首映,領導幹部要攜配偶觀看

《生死抉擇》來自張平的小說《抉擇》,爲什麼如此轟動,張平只說了一句:很簡單,寫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敗分子同流合污的好乾部。


●搞腐敗人的膽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兩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張平和大導演謝鐵驪接到一個恐怖電話,要叫他們吃槍子。這是第二十幾個這樣的電話了。謝鐵驪只得動用全國人大代表的名義叫太原警察荷槍實彈保護電影《天網》拍攝現場。

張平採寫《天網》時,曾多次問主人公、敢於反腐的縣委書記劉鬱瑞,這麼寫他的那些同事和屬下他們會不會找麻煩?劉鬱瑞說:他們敢!量他們還沒那麼大膽子!要是他們敢,就把他們老底子一個一個兜出來,哪一個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綽綽有餘。劉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屬。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威脅恐嚇從沒斷過,而且劉鬱瑞的縣委書記剛一被免,他們就立刻組織了241名縣市級幹部把張平告到了豐臺法院。這大出張平意料:「他們真敢幹,真敢說,膽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個副檢察長居然振振有詞質問:『我兒子只強姦兩三次,你怎麼就說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辦公室而是我老婆的辦公室。這純粹是對我一家人的誣衊。』」

張平沉不住氣了,他告我那個晚上一分鐘也沒睡。他覺得特別孤獨,羣衆這時在哪兒?沒有一個說句安慰話。法院的人也私下說你肯定要輸,再怎麼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緒是怎麼找回來的,是羣衆,是新聞記者。所有報紙一邊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個人在北京一個小飯館吃飯,一個女老闆看了我半天,問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張平。我說是。她一會兒端了兩盤菜,說你這個作家我認定了。以後你就在我這兒吃飯,一分錢不要。

「臨汾地區有5個老農民來到北京看我,他們的黑衣服上滿是汗漬,一見我就問,咱的官司輸了贏了?他們拉我到一個飯館,要了好幾碗過油肉,他們認爲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過油肉。一個老農從衣服深處掏出一個小包,裏面包着全村人捐的2元、5元……共500塊錢。」

全國各地聲援張平的信,1500人以上簽名的有4封,500多人簽名的有12封。

官司正打時,《天網》電影開拍,謝鐵驪說他不管什麼官司不官司,這是他作爲一個導演的權利。拍攝現場附近的農民自發當演員,說張平寫得太好了,寫的就是他們村,他們村的支書就這麼壞……

回想寫作初衷,張平對記者說,在全國許多地方,無職無權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爲他們說說話。而最終促使他下決心寫《天網》的是一個老人。這個老人因爲200元錢被打成反革命。從50年代到90年代上訪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幾十次。一次次「攔轎」告狀,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當官的特別反感他,說這個人特別壞。張平卻像發現了一個寶藏,跟他談了兩天兩夜,談的過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30多年來從來沒有人聽他這樣傾訴過,因而他對張平充滿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邊麥垛裏,就是爲了給張平送幾個糉子。

過了幾年,張平重訪故地,打聽老人,得知已經去世兩年了。「我特別難受,哭了好長時間。這老先生把30多年40多本日記給我,那麼信任我,而我瞻前顧後,沒有寫出來。」

回想這一切,張平當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靜下來。心想輸了也沒什麼。


●千奇百怪掠奪國有資產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網》是寫農民的。張平原以爲天底下只有農民苦,而工人因爲剪刀差,應該比農民強多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工人一旦窮,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

寫完《天網》後,他採訪到這樣一個慘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區一個轉業軍人被推選爲護林員。這是個能發財的崗位,以前的護林員與惡霸沆瀣一氣,盜伐國家林木。而轉業軍人恪守職責,嚴禁亂砍亂伐,斷了當地惡霸的財路。當地的「四虎」糾集一幫地痞把他暴打一頓,下手很狠,他腸子都流出來了,沒人管他,沒人送他去醫院,幹部也都不見蹤影。轉業軍人在老山前線負過傷,是爬着回來的,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槍取出來,又爬回村裏,把那四虎射殺三個。他後來也因傷重而死。

「我把這件事情寫成小說,叫《兇犯》,導演於本正看了非常衝動,想拍成電影,建議我把背景改到工廠,『工人小偷小摸,郊區的農民哄搶工廠,與工人發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導演採訪了山西幾十個工廠,發覺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什麼管理、市嘗資金、經營策略、農民騷擾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敗。

「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少數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樣的工廠的工人,越是自覺保護工廠的財產。這跟我們原來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他們自發站在廠門口,檢查路人偷沒偷東西,他們知道自己什麼都沒有,工廠再破,也是他們的活路和依靠。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

「工人們看到導演作家來了熱情得不得了。說你們怎麼現在才下來?誰知我們的苦?

「我沒想到工人這麼苦,原來的三線工廠×××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工程師在外面撿菜葉,有些工人自殺,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在《抉擇》原型的一個大紡織廠裏,工人們包括一位老紅軍都沒法拿到應得的,工人們有病只能捱着。一個工人得了肝癌,籌到去醫院看病的鉅額數字的醫藥費對他來說是上天攬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裏吃止痛片。疼的時候趴在床上,用手摳牆,一塊牆磚就這樣被摳去了三分之二。」這個細節,使張平和導演都木立在那,張下決心寫「工業題材」,也就是《抉擇》。

40多天的採訪,張平認爲他發現了工人們窮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奪手法:一個工廠需要沙子,設有許多過秤點,過秤員與運貨的都串通好了,這裏過完秤,沙子不卸,再開到那裏去過秤,週而復始,一車沙子能賣出18車沙子的錢。國家資金就像沙子倒進篩子,一下就流完了。發現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後面有靠山,當事人頂多賠點錢了事。

有的是驚心動魄,外部盜匪與內部管事的勾結一起,膽大妄爲,把保安打死,槍搶走,大肆盜竊國家財產。

「我採訪工廠時根本不與廠領導打招呼,廠裏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別厲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沒法接觸到實情。工人們自發地保護我,跟祕密工作一樣,他們用暗號聯繫,今天讓我去這家,明天去那家,組織得很好。他們就想讓上面,讓全國的老百姓知道是誰讓這個國企乃至成千上萬個國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敗分子會把改革葬送,會把中國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張平對記者說,一些工人農民對改革產生了困惑,許多人對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訴人們正在發生什麼,他不希望工人對改革喪失熱情。

「在那個作爲原型的大紡織廠裏,那位老紅軍能拿到400元錢就很高興,他一家人就靠這點錢過活。但他還讓我勸工人不要鬧,要相信黨和國家。另一方面,靠着工廠發了財的所謂黨的幹部對國家沒有一點責任感:『沒辦法,我跟你說,一點辦法也沒有。惟一的辦法就是私有化。』他們佔了那麼多的財產,急需『合法化』。這些幹部對黨一點不信任。」

這個紡織廠每年的招待費就一千多萬元。每個廠頭退休,發給一百萬元辦三產,也就是個人小紡織廠。於是大紡織廠周圍佈滿了小紡織廠,國家的資金、原料、市場都流到了小紡織廠。小廠紅紅火火,大廠一點一點被蠶食,氣數將荊大廠的工人失業,被小廠以低價招來,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隨意壓榨剝削———20世紀末的中國土老闆欺壓起工人來,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還要厲害。

大廠破產了,10個億的資金不知下落,最後不了了之。

張平內心很沉重,雖然他的樣子很綿善,但他是一看見有人受苦,國家被騙就義憤填膺的那種人。原來他對農村很熟悉,父親是建築學教授,被打成右派後,帶全家回到山西農村老家,那時他5歲。但當他了解了工廠和工人後,內心的震盪更大。他說,在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們謀富求福,自古華山一條路:當官。有些地方,一個廠長爲了當官,能把工廠賣光送完,升了局長或縣官後,管十幾個廠子,能在更大範圍裏貪、送。當他做了更大的官,這十幾個廠子也就奄奄一息了。這是一條多麼可怕的路。


●民工掉進野蠻的「狼窩」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裏?張平走了北方數省,看了一個又一個工廠。

「你看山西××縣暖氣片廠的產品行銷全國,緊挨着的國家大暖氣片廠垮了,而這個私人廠子卻欣欣向榮。工作條件極爲惡劣,民工們都是騙去的,一進廠就失去自由。不準寫信、打電話、外出。說是一個月300塊錢,從來不給,工人們要工資,廠主就讓保鏢打,打死過一個,傷過許多。工人從來沒有節假日,一天勞作14個小時。80多人擠在一個大教室裏,夜裏翻身要集體翻,上廁所回來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傳出來了,記者們去採訪差點被扣捱打。我一聽氣憤得不得了,堅決要去那裏採訪,人們苦勸不行,於是,縣領導派人保護,叮囑別帶照相機,別記錄,別與工人聊。說你要是跟工人說話了,那個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廠主和打手們虎視眈眈,看哪個工人敢跟我們說話。我感到脊背發寒。回來後,與記者們周密策劃,終於把這件事曝了出來,在山西引起很大反響,讀者紛紛打電話給有關部門。這個工廠被關停,兇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來回到故鄉。」

張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許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說許多事跟工業文明根本連不上,完全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晉南大械鬥給他的震動很大。晉南那塊地方私窯很多,窯主們經常你爭我奪。兩年前那裏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民工械鬥,兩方窯主挑動2000多四川民工和2000多安徽民工互相打鬥,刀光斧影,死傷嚴重。公安幹警去了1500多人,抓了七八個民工。但窯主們上上下下走動,有關方面暗箱操作,個別真兇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張平平常說話很溫和,但他確實憤怒了,在省政協會上發言道:工人階級爲自己的權利奮鬥了一個世紀,現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資本主義還要落後的野蠻時代。這不是什麼工匠意識或是工人權益保護不當的問題,純粹是狼窩。我們的政府應該保護善和人性,清除這樣的惡勢力。


●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人們說,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張平對記者說,他經常早上一起來,就看到門外有人坐着。這還是文聯門房給他擋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這樣描述張平:「我們正在聊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遠處徘徊。一會兒走了過來,看看我們這羣人,問誰是張平。張平回答後,那個農民撲通就跪下了,說他是清水縣的,找了很長時間……」張平心很軟,愛激動,這就使他總被受苦受難的人包圍。

一個轉業軍人,膝蓋骨在自衛反擊戰中被打斷。一個農民的女兒主動嫁給他,根據政策戶口變成了城裏的,在城裏找了工作。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要跟轉業軍人離婚。丈夫不幹,女的就讓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來,吊到樑上打,並且強判離婚。原來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轉業軍人找到張平,結結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結巴)哭訴。張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殘協……最後案子翻過來了,有關方面賠了轉業軍人6萬塊錢。這可憐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錦旗給張平,上面寫道,「扶持正義,剷除邪惡」。

臨汾地區有一個老婦被女婿趕了出來,因爲女兒不是親生的,她就挨打受氣,住在一個狗棚裏。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輸(用張平的話,現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領導、「攔轎」……沒用,人家推搡她:滾滾滾……她沒辦法了,不知道找誰。鄉親們指點她,去找作家張平。她找到了張平,臉黑黑髒髒的,是淚水和塵埃在太陽底下曬出的那種印痕。張平說,真上訪假上訪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沒有這種痕跡。他讓她住在家,讓妻子給她做飯。他把她的事給跑成了。

長治一個職工被通知下崗,當晚就攜着女兒帶着禮物去廠長家說好話。廠長卻誣陷職工擅闖民宅,行兇鬧事。讓公安局把他抓了起來,判了3年刑。一家人沒了依靠,生活艱難。找到張平後,經奔走,職工被平反,但沒有得到任何賠償。職工出獄後,一家人抱頭痛哭,說我們不要賠償了,我們只要在一起……

1998年山西×城,一個農民企業家建了一個煉焦廠,辛辛苦苦幹到一定規模,一個地頭蛇拿了張白條找來,稱廠長欠他200萬元錢,讓法院查封,煉出的一萬多噸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業。這等於惡霸和法院沆瀣一氣,把這個工廠活搶了。農民企業家哭着找到張平,看着工人們流離失所的慘狀,他自知無力迴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書記訴說(他對記者自嘲:說來可笑,一個文人,手無縛雞之力,空懷滿腔熱血,只能每每去求官),這個案子終於翻了過來,但惡霸們逍遙法外,農民損失的焦炭和財物只能自認倒霉。

「這片大地上,人們爲什麼常含淚?」他有時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見爲淨。寫些風雅的、現代派的東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學、各種關係大多來自底層,他們隨便的拷問就使他的想法垮掉。一位民辦教師、他的小學同學對他說,你們這些寫東西的,去看看在煤窯、鐵礦裏的像狗一樣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車間作坊裏每天連續工作十好幾個小時、從來也沒有過星期天的農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輩子沒住過一天醫院的你們常說的「父老鄉親」……即使不住下來,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車廂裏連腰也彎不下來的硬座火車也行,擠一次我們鄉下人屢屢被劫被搶的長途客車也行。只需一次就夠了。在這片土地上,善惡總在搏鬥,那麼激烈,張平總是不期然被牽扯進去。

1997年,一羣義憤填膺的人找到他,說一位市委幹部的小女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一個喝醉酒的司機軋斷腿,司機不停車,拖掛着小女孩狂奔。許多人看見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這個司機伸頭看了看,倒了三次車,把小女孩活活軋死。路上行人很多,人證很多,但那個兇殘的司機跟公安局有關係,被判過失殺人,只賠一萬塊錢一年刑。那女孩子媽的頭髮一夜全白,這是張平親眼目睹一個人的頭髮那麼快地變白。民怨沸騰,一位女記者牽頭,山西的記者、作家、藝術家和各界羣衆聯名,呼籲嚴懲兇手,延安出來的老作家馬烽、西戎也在上面簽了名。有關部門憷了,加判了兩年,多賠了兩萬塊錢。這與那司機應受的懲罰相去甚遠。但老百姓、作家、記者還能有什麼辦法?「案子判了後,那個女記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態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進了兩個杯子裏,說咱倆一人一半。她舉杯就喝,一杯酒還沒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罵:他們那麼蔑視法律、民意,那麼看不起公正,指鹿爲馬,說黑爲白!沒有一點憐憫心……「我把這個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記者架回家。這時才感受到一箇中國記者對惡的痛恨。」


●他們是惡潮中的中流砥柱

10年採訪不堪回首,那裏面有許多正義的人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總是在前方召引着人們,就像張平在《生死抉擇》首映後說的:拔易茉謐髕分辛粢桓觥餉韉奈舶汀謔怯行┤酥岡鷂蟻酌摹?實際大謬不然。『光明的尾巴』並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我們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層走走,會發現許多黨的幹部在埋頭苦幹,他們是腐敗惡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蘭花,是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我們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黨內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張平聲音低了下來,頗有感情地結束了他不多見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創作就是受這種黨內好乾部的啓發而開始的,10年來他一直琢磨怎樣褒揚和保護這種健康力量。

他最近採訪了一個剛直不阿,但境地較危的省紀檢幹部。這人見過那麼多的不平事,簡直就是一部黨內的反腐史。他對張平說:「1994年在××,我介入一個4000萬元的死案,當事人突然自殺。我了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說,你必須死,你死了你家人我養活……當事人就在規定的地點和時間跳樓,但沒摔死,骨折,斷骨刺進肝裏。他本來完全能活下來,可是一個檢察院幹部和一個公安局幹部把他擡出廠門用了30分鐘,送醫院又用了20分鐘(那個小城很少堵車,駕車繞市區一圈也用不了20分鐘)搶救又用了40分鐘。結果生生看着他死了。個別領導讓給他定個畏罪自殺,結案了事。4000萬元的國家財產就這樣無影無蹤了。你去查誰?似乎毫無辦法。但我不依不饒,堅決要把這件事查到底……」紀檢幹部對張平說,這種事他可以講三天三夜。他說他也受賄,看着張平的驚奇,他說他吸人家的煙,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東西,在那個環境中他沒辦法。但是給他送錢他堅決不要,這是一個分水嶺。有人最多一次給他送去10萬元。他就給行賄者算賬:「我現在是副廳級幹部,我住的房子150多平方米,值個30萬。從現在到死,還能拿20多年的工資,也有40多萬,國家給我配了一輛車,十幾萬,司機的工資……我拿這200多萬元換你10萬元值不值?」在夜色深沉的這個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對張平交代後事:「我做了40多年的檢察工作,光這幾年親手送進監獄的就有2000多人,但現在他們全出來了,有些人官比我還大。他們現在通過白道黑道整我。我現在把什麼都跟你說了,萬一出了什麼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貪官幹到底1事情不至於如此慘烈絕望,張平已經把有關情況向上反映。


●黨內的好乾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

張平確實幾乎用一種悲壯的情懷跟那些黨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交往。

「××市委副書記,我觀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祿式好乾部1

這位副書記山西師大哲學系畢業,先到省委組織部工作,後到××市任職。終於有了一塊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負,他計劃幾年內把××市建成文明、發達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剛正,把許多人的這條發財路子徹底堵死,因而不斷得罪地方勢力,成爲他們的眼中釘。他知道很危險,不讓老婆孩子來這裏。他不顧自己的安危,說「就是要看看真正的馬列主義能不能在這裏實行。」

他剛來時,市長60,書記57,於是他認爲他的全面改革試驗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換了三屆也沒把他扶正。

盤根錯節的官們想盡辦法整他。有一次鋪路,上面下令10月1日必須通車,但有個別部門卡他,不供應他物資。他東奔西跑,好不容易弄來一車石料,半夜又讓一個市委副書記弄到自己家蓋房子了。他急得罵那個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個樣子。

結果省報發文,說有的幹部讓工人喝地上的髒水……《工人日報》的同仁看了這篇文章後恨得要死,一定要給這個侮辱工人的幹部曝曝光。他們的記者來到××市,向工人一打聽,滿不是那麼回事,工人們給他們講了書記的種種事蹟,把記者感動得哭了起來。

爲什麼這時候攻擊他,因爲省里正在考察他,準備提爲下一屆的市委書記。

地方勢力串通起來,結果他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這個消息傳出後,整個××市沸騰起來,上萬人上街表示對他的愛戴……幾位江湖氣很濃的企業家,給他送來一麻袋錢,說別人都在跑官買官,咱也去送。他們也希望這個城市有大發展,政祥民和,各種經營活動能夠正常進行。曾經有人想「要他一條腿」,結果讓這些「地方好漢」保護下來。

一位記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寫內參向上反映。他躲在一個祕密的地方寫。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訓──上一次爲了反映這個市的老市委副祕書長自殺,市委書記的情婦被提拔爲市委祕書長,市長的情婦被提爲市府祕書長等問題,他躲在一個工人家裏寫內參,市裏一班人得到消息後到處找他。他因去看望一個老闆熟人,被市領導們打探到,一班人都來到老闆的飯店。在密室裏,市委書記撲通給記者跪下……記者心軟了。與此同時,一輛裝滿東西的三菱吉普下鄉來到記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被從鄉下接到市裏勸兒子;第三天地委書記一行人到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