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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有个不太能惹人笑的故事。一个人被箭射伤，前来求医，医生只用剪刀把留在皮外的那部份箭剪了下来。病人说：箭留在肉里会死人的。这位医生道出了看似我们现今医学界的一句名言：我只管治病，不管死人。这个故事一看就是编的。我要是医生，我就不会傻到和人说这些的地步。虽然看着不真实，但也还算有点儿意思。 我有个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但却真实。有个朋友，肝硬化晚期，失血已经几天，而且由于找不到失血部位，无法止血，而且胃静脉又突然破裂，血清总蛋白已经降到15/L。这个指标只能说明：他再没有抢救的可能了。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些技术问题，而接受了医生提出的「硬化治疗」方案，要止住他胃里出的血。可是，他血清里已经没有足供他生存的蛋白质（总蛋白如果低于17/L，则肝损害不可逆转），况且，他又失血过多。其结果是：他死于「硬化治疗」的过程当中。胃里血管还没硬，他先硬了。我的担心有两点。一是，怕别人看了开头就不会再读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关心别人死活的习惯。二是，即便是读完了，也会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事太多了，没劲。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那种程度，医生还要做出「硬化治疗」的决定。「傻瓜，为了钱」，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亲切地提醒我。可我还是无法想像这样一个画面：医生们在忙着搬石头，就因为那口井里有一个将要垂死的人。等井填满之后，你在每张脸上都能看到「心安理得」四个字。 我小时候赶上了判断是非很容易的年代。毛主席说「是」，就是「是」，其余的你完全可以都看成「非」。像这样的时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不少。但我们可能恰巧活在其余的一部份时间里，至少是现在我们得自己去作判断。这当然会让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迷惘，使得很多不太像人干的事一一出现了。可我还固执地认为：即便只剩下人们直觉的标准，我们也仍然可以分清什么是人应该做的。尽管直觉的标准在伦理学上有很大的争议。王小波先生的说法：孟子有些偏执。这老头儿也确实有点儿底火儿，动不动就开骂。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骂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缺一样，他就说：非人也。如果一样都没有，恐怕他老先生连骂也没底气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已经完全没有人性。 在我看来，如果人要练到这个地步，首先要做到一点，那就是除了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外，别把那些直立行走、也能运用语言的动物当人。如果你在作手术时，把纱布留在绵羊的肚子里，你的内疚恐怕没有多大必要。或者是你要母鸡多给你蛋，如若不然你在给它割阑尾时就留下那么一点儿（如果鸡有阑尾的话），这也似乎看不出太卑鄙。其次还要进一步，就是不把他们当动物。假如你要无意中弄死了一棵草，就算你是有意弄的，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了这两点，大概才能用那些「生物」身上赚的钱，给自己的孩子交学费，培养他们「成人」。我总结这点儿玩艺儿，太浅。身在其中的人（如果「人」还可以用在这里），早就有一套与之相关的「哲学」。那东西之深，当然不是我辈可以问津的。 说实在话，看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我吓坏了。在主人公变成大甲虫之后，他家人的冷漠与残忍足以让任何人胆战心惊。可我在看了我们的现实之后，小说就不那么可怕了。好在，人有适应性，可仔细一想，我们如果都适应成这样，那就更让人心里没底。看来问题还不仅仅出在医生身上。人性的衰落正在我们的大街上流行。就像每张专辑，不断翻新。我一点儿都不想感叹人心不古，而从来都认为重农主义过份平均的想法，一直横跨计划经济，夹杂着「大锅饭」保留到今天。怀念不发达的心理就如捡破烂儿的习惯，总是想在垃圾堆里挑出点儿什么。我坚决不干。首先，我觉得捡回来的东西好不到哪儿去。再者，我受不了垃圾站的味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的是精神垃圾，「大锅饭」该算一个。因为在那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定是怀有很少的「私有」观念。可我们如今能够认同的是：由于刺激这种观念，才使我们得以有今天的繁荣。 可有两点我们似乎有些忽略：一是，我们是在相信绝对平均的共同富裕基础上接受这种刺激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得到的刺激过于强烈。蜗牛被乌龟撞晕后抬进了医院，醒来时医生问它怎么回事。它说：一切都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发生了什么，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幸运的是，这个蜗牛醒过来了。在面对「私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很多「人」就没那么运气。二是，在我们想像现代化并决定去建设它时，似乎很少有人觉得它需要代价。原因之一也许是：我们那时太忙，每天都要骂西方的「精神堕落」，让我们没时间考虑我们需要什么支撑下岗、暴发、以及夹在中间、眼中布满血丝的人们。不是没有人坚持什么，而是不知道该坚持什么，除了那些捡破烂的。于是，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有些渴望，至少在文化界。也有许多人谈到过「启蒙」。可惜，它又一度被许多可以称为「主流」的东西中断。学术借助一股学术之外的力量认为，已有的、被他们称为「理论」的那个大杂烩可以解救人性。对于这一点我想说，首先那和学术无关，其次也不能把什么都叫做争论，除非你认为压制也是争论的一种。王小波先生说：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信使，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报告的东西是好是坏。也有另一种被称为「学者」的，他们明知是坏的消息，偏偏要把它说成好的，而且完全出于自愿。这样的事从古到今我们就有根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者要玩这一套，管保让你傻得心服口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假话都可以做为一种职业，那么欺骗和残忍怎么就不能流行呢？所以管买大力丸的叫「学者」。这在我们这个社会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那么还有没有一种药，能治疗人性的缺乏。向医生讨教这样问题是很危险的，万一遇到精神病医生更不好办。问学者，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卖给你大力丸的。好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沉默的原因，就是在召唤良知。他们会去找那种药。因为他们信奉这样一句话：我是人，人类的一切都和我血脉相连。--摘自民主论坛(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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