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最后还是由小镇居民集体决定处死了。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这出话剧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金钱可以买到什么？

金钱可以买到政权。不必说同时代表政权和暴力的警长在杀死伊尔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必说市长亲自出马威胁伊尔，要他接受市民大会对他做出的“裁决”；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伊尔是由市民大会“民主”决定处死的。

金钱可以买到暴力。不仅仅当作为“知识分子”的中学校长想要向记者吐露真情时会受到“群众”的威胁，最后处死伊尔的也正是“群众”的手；不仅仅“群众”使用暴力，连市长先生都给伊尔送去了一把手枪，希望他“自我了断”；更不必说那个“警长”了。托夫勒说，工业社会中，金钱取代了暴力成为权力的拥有者。金钱可以购买暴力、可以购买政权，正暗合了托夫勒的断言。

金钱还可以买到“公道”。女富翁口口声声10亿元是为了“买得公道”。原来，伊尔当初为了金钱抛弃了她而与酒店老板的女儿结了婚，还雇人做了伪证；今天，女富翁也要证明金钱的威力，用金钱来买伊尔的命，这就是她要求的“公道”。毫无疑问，女富翁实际上要买的是谎言：曾经企图向外界披露真相的中学校长在市民大会上说：“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公道！”这无疑是本剧极具讽刺性的一幕。此外，“群众”对伊尔“缺德”的谴责和“为了公道”的呼喊，以及最后医生对伊尔“心肌梗死”的诊断，无不是女富翁用钱买得的“公道”。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们真的认为这是为了公道吗？这是可能的。他们可能不仅是在说谎，而且相信自己的谎言。因为伊尔过去毕竟干过坏事。这样居民们就可以把自己贪财的动机崇高化，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反而觉得理直气壮、充满正义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女富翁的金钱还买走了居民们的良心和小镇的“人道主义”。

最后，金钱还可以“买到”家人和爱。伊尔为了金钱抛弃了他所爱的人；女富翁坐在宾馆的凉台上，为了钱而和人结婚、离婚；就连伊尔的妻子儿女，为了钱都准备抛弃他们的丈夫和父亲。这真是金钱的魔力、金钱的暴政。

但是本剧还有另一个问题：多数人的利益永远比少数人的利益重要吗？以前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总是说：假如杀死一个人能让大家得到快乐，这个人就是该死的吗？历史上的例子是中世纪的异端审判，据说群众可以从对异端的火刑中得到虐待狂般的满足。现在我要问的是：假如杀死一个人能让全城得到10亿元，那么这个人就是该死的吗？

造成这种群众暴政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首先是“搭便车”的心理。每一个人都想：如果别人杀死了伊尔，那10亿元里我也会有一份。出于这种对未来的预期，他们都去赊账购买奢侈品。这就造成了一种氛围：“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杀死我！”剧中的伊尔如是说。不光如此，他们（警长、市长、居民等）还对伊尔受到的威胁不管不问，企图给杀人行为大开绿灯。

而后是在集体决策“接受女富翁的提议”时的责任分散：决策是集体做出的，责任自然也由集体承担，不是由我个人承担。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一个人不敢做的决定。集体决策往往比集体中每一个人单独做决策更不负责任。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们也搞过“大批判”，现在的大批判往往是公开场合每一个人都对被批判者“义愤填膺”，私下里却人人都对他表示同情，表示自己是“不得已的”。

最后处决伊尔的一幕，我们可以看作是集体中的“去个性化”现象：在集体中，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做出自己一个人不敢做的事。这种现象在群众暴动中和“戴着面具狂欢”的场合是很典型的。

如果按托夫勒的说法，在现代社会，金钱的权力比之暴力的权力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警惕的则是多数的暴政、群众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