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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災難性的農業政策是中國農民遠離現代化的主要根源。農村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還農民以自由，真正實行村民自治，而不是由不學無術、以權謀私的貪官向農民壓榨。 朱鎔基坦承最擔心農業 中國總理朱鎔基最近在文萊出席東盟高峯會時坦承，中國入世會帶來很多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弊大於利。他最爲擔心的是國內農業，因外國農產品以現代化技術生產，無論價格及成本都低過中國，如果向中國大量傾銷農產品，便會對農民生計構成影響。 看著朱鎔基一臉凝重，在中外記者面前坦言「我不開心，我傷腦筋，我最擔心的是農業」，可見這個問題是多麼困擾著他。過去中共領導人雖然也經常提及「農業危機」，但這次不是「狼來了」，而是實實在在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對九億農民來說，他們將面對不可預知的世界市場衝擊波，處於「自生自滅」的可悲境地。 猶記當年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推行。農村人口是中國社會低人一等的階層，他們根本沒有社會保障制度，不能享有在城市實行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換句話說，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從「成本」最低的農村起步。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市場經濟已經找到了定位，可悲的是，絕大多數農民不但擺脫不了貧困，而且越來越窮。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有能力承受入世後帶來的種種困局嗎？前不久國家統計局披露的統計資料承認，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抑制了農村消費增長，已成爲影響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當局承認，入世之後，農民收入在可見的一段時間內，將會大幅減少。會不會出現「官逼民反」的局面呢？這是中南海最爲擔心的事。 農業生產力最低的國家之一 衆所周知，中共是依靠農民奪取政權的，然而從「建設新中國」到「改革開放」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當權者卻對農民實行層層「扒皮式」的壓榨。與西方國家對農業大量補貼政策相反，中國是依靠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犧牲，來換取對工業的大量投入和經濟比較高速的發展的。 這是一組沉重的統計數字： ──中國農業生產力是世界上最低下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的統計，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間，中國農業的人均產值是三百十六美元，而印度是三百九十五美元，最高的是丹麥，爲五萬二千八百零九美元。世界上除非洲國家外，只有三個國家低於中國的水平，它們是越南、尼泊爾和孟加拉國。中國每一千名農業工人才有拖拉機一臺；印度爲六臺；北韓爲十九臺；丹麥爲一千一百三十三臺。中國對農產品總量的加工只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而發達國家佔百分之八十。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價廉物美的外國農產品湧入中國市場，先天的落後條件，令廣大農民又要承受新一波的「試驗」風險，他們的活路在哪裏？他們的忍受力有多大？ 李昌平「告御狀」的震盪 其實，就算沒有外國產品的衝擊，農民的活路和忍受力早已成爲國內外的關注話題，其中持續一年多的「李昌平上書中南海事件」，至今餘波未了。 去年三月，原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總理朱鎔基，講述農民的困苦，表達對中國九億農民現狀的憂慮，要求中央減輕農民的負擔。農民、農村、農業俗稱「三農」，李昌平用一句非常簡潔的話道出了「三農」現實的嚴峻局面：「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指出，中央扶持農業的政策，很難落實。近年來，沒有對農民提供貸款，即使有極個別例外，月利率也在百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貸）。信中說：「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慘場面。」 李昌平的「告御狀」，得到朱鎔基的兩度親筆批示，指示有關部門要重視問題的嚴重性，並派人下來明查暗訪，證實李昌平的反映屬實。於是，在當地掀起了一場以棋盤鄉爲中心的湖北省農村改革，但是此舉卻使當地幹部利益受損，李昌平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擠。結果，幾個月後，面對強大的「官官相護」壓力，李昌平不得不「自願」辭職下崗，南下深圳當了一名打工仔。 百分之九十的農民負債 說來也難以置信，所謂「當地幹部利益受損」，只不過使他們每人每月少了兩百元的「外快」而已。李昌平所在的湖北省監利縣，是當今中國農村的典型寫照，它位於洪湖附近，歷史上有過「革命根據地」的輝煌，盛產魚、棉花、生豬、蘆葦，曾是著名的魚米之鄉，現在卻呈現「千家萬戶盡蕭條」的悲涼景象。 當地農民有一本「農民負擔監督卡」，要交名目繁多、莫名其妙的稅項，什麼國稅，農業稅，基本水費，管理費，鄉村統籌費，教育附加費，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民辦交通費，畜禽防護費等等。沒有錢交稅費，就要向親朋好友籌借，甚至變賣家產。種不種田都要交人頭稅，如果交不出，就會被扣押，以至當地百分之九十的農民都負債。 由於種田虧本，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負擔便向人頭上加，以致稅費逐年增加，每年達五百多元，而他們每畝稻米的收入才三四百元。九三年糧食平均每公斤收購價是人民幣五角至六角，中央近年將長江流域的小麥和早稻退出保護價收購範圍後，更是令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每公斤收購價跌至人民幣三角八分至四角，不少人將農作物收成賣出去後，反而虧損二百多元。 吃「農家」的貪官 更要命的是，農村也是貪官橫行，與城市所不同的是，他們貪污的對象，不是「公家」，而是「農家」。農民激憤地說，根本沒有人管他們的死活，上面只知道要錢、要命、要糧。有一首順口溜十分形象地道出了這種亂象：「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峯；幹部如蝗蟲；政策如謊言。」 監利縣連續四年遭受水災、旱災和蟲災，上面撥款修建移民村，安置了一萬多名受水災影響的農民，其中有來自國際糧農組織的緊急救災撥款。原農業局長涉嫌貪污海外捐款，誰知當地檢察院立案偵查半年，至今仍未能上交法院處理。村民投訴，那些挪用公款的貪污腐敗分子把錢弄走了，去年的救災米被扣了一半。而年年加重農民負擔的監利縣黨委書記，在李昌平上書事件之後，反而官升至荊州市副市長。今年四月，監利縣召開的人大會議，將生產總值大幅縮減了十四億元，反映出以往幹部向上虛報數字的嚴重程度。 而移民村因爲「幹部如蝗蟲」，用光了費用，變成無人管，搞得一團糟，道路一片泥濘，原先計劃有自來水供應，結果是農民自己掘井，水質很差，呈黃褐色。有部份住戶交不出電費後，全村被停止供電。 該縣鄉鎮企業經營則全面萎縮，八成以上停產。二十四個鄉鎮，全部都有負債，達四億元，這些欠債，大多是高利貸。近來鄉鎮不良債務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因爲幹部腐敗、大吃大喝、買小汽車，還有「超標準」興建豪華辦公大樓，與破爛不堪的農舍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三次土地革命模式出現？ 身在南方特區的李昌平，仍不忘家鄉，最近他接受傳媒訪問時呼籲：要真正給予農民同等的「國民待遇」。這是代表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的吶喊，不知朱鎔基聽得見嗎？ 中共主政初期進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被視爲第一次土地革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行土地承包，被視爲第二次土地革命。近來國內傳媒紛紛報道，現在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模式出現了，全國有不少像湖北監利縣那樣，農民大量流失，土地變成一種資產，以農田入股在市場上尋找商機。事實上，已經有國際財經雜誌斷言，中國入世後，通過引入西方先進技術與新品種、新管理方式，中國農業市場利潤可高達百分之六十，將是在中國投資最賺錢的行業。 投資中國農業市場是不是有利可圖，還得看下回分解。但不可不知，像上述監利縣那樣存在大小通吃的幹部，是中國農村普遍現象，又如何同西方先進的新管理方式合二爲一呢？用舊瓶新酒來搞第三次土地革命，只會孕育更多的貪官，製造更多的貧困農民。在城市衆多國企的拍賣改造過程中，經常出現「公家變私家」的醜聞，希望農村走向國際市場化之際，不要重覆這種怪圈，把幾千年農民賴以爲生的土地變成一小撮人的生財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各地開始的戶籍制度改革，允許農民自由進入城鎮擇業經商打工，允許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平等競爭就業崗位，簡化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辦理居住證明和就業證明等各項手續，被視爲取消農民「賤民」身份的措施，頗有「皇恩浩蕩」的意味。但國內有學者指出，由於土地與人口比例不可能改善，未來即使達到五成的城市化比率，仍有八億農民必須生活在農村。這樣看來，城市放寬農民自由入城，並不能根本改變他們低人一等的身份。唯有從農村政治體制進行改革著手，還農民以自由，真正實行村民自治，而不是由不學無術、以權謀私的貪官向農民壓榨。要知道，災難性的農業政策是中國農民遠離現代化的主要根源，當中國經濟發展一次又一次將農民作爲墊腳石後，也到了應該讓他們尋找自己被埋葬的尊嚴的時候了。 (原載11月動向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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