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率先挑起内战，并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政权，还于1949年建立了中共政权。从此，中国人民就生活在中共的残酷统治下，且在中共几十年来系统的洗脑下，对中共感恩戴德。中共一个多月前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练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自然依旧在重复中共一个个谎言，包括国共内战。
在洗脑片第二十四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中，中共大吹特吹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并称「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而这也是毛军事思想的胜利。
毛军事思想究竟在三大战役中起了多大作用，并不好说。事实上，中共取得三大战役和内战胜利，绝非是毛和中共军队有多么了不起，除了国民党自身原因、中共得到美俄帮助和中共在国统区内策动学潮「反内战」、给国民党添堵等外，还有另外两大重要原因，中共从来不敢提及。
一个就是中共得到了国民党内部「重量级」中共间谍的内应，提前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这其中就包括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民党中将郭汝瑰。据说毛所言的「胸中百万雄兵」，郭一人就占去五十万。
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民党中将郭汝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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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受蒋介石器重和信任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在内战期间，将大量秘密军事情报源源不断送给中共，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而除泄露军情外，郭汝瑰还拟订了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发布了很多假情报，并向蒋介石隐瞒中共军队动向，使其作出错误判断。
此外，郭汝瑰还有意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四百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而被迫「自谋生路」从而发生的「哭陵事件」，就是他所制定方案一手造成的。试问，有这样的内应，中共如何在战争中能不取得主动？
难怪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曾痛心疾首：「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台湾亦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显然，蒋介石最大的失误是识人不清。
估计郭汝瑰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拼上性命为中共所做的一切，不仅没有换来中共巨大的奖赏，反而在中共镇反中，被诬陷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长，小小的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的职务也被罢免。而此后的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郭汝瑰一次也没落下，劳动改造、文革批斗、抄家游街等是家常便饭。1978年，71岁的郭汝瑰终于从中共那里讨得了一个说法：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并同意其加入中共。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这焉知不是郭汝瑰的报应？
而那些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于1959年大赦后大多数选择了前往台湾。许多人在后来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时，仍然流露出对郭汝瑰恨之入骨的感情。
另一个被蒋介石大骂「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的红色间谍是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而正是段伯宇在国共内战期间策动、组织了数万国民党军投奔中共，并策应中共军队渡江南进。中共建政后，段伯宇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与郭汝瑰一样，「文革」期间，段伯宇被打成叛徒。1998年病逝。
此外，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以及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也都是中共间谍。他们皆为中共提供了国民党内部情报，而从他们的下场看，与郭汝瑰、段伯宇并无两样，这同样是报应使然。
另一个中共不敢言说的原因是中共使用了「人海战术」。按照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写，所谓「人海战术」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比如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就是中共「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的胜利。不仅在淮海战役，在辽渖战役中，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一战术。
台湾立法院院长梁肃戎生前撰写的《大是大非──梁肃戎回忆录》一书中，在谈到四平之战时如此写道：「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最后四平沦陷日有的说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则说是三月十五日，我则清楚的记得是黄历二月二日『龙抬头』当天。」
「共军为什么能发动人海战术？以我家乡为例，我家乡离四平五十华里，当时共产党到地方上，首先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士绅公然处决，然后威胁这些老百姓说：『你们把国民党的地主、士绅处决了，将来国民党回来，你们也没命了。』」是以，无知的老百姓不得不跟着共产党跑，也因而被共产党送到前线当炮灰。
还原历史真相系列的作家林辉也曾听一个朋友的父亲说过，当年中共军队之所以攻下四平，靠的就是「驱迫大量无辜平民当炮灰的战术」，即让平民百姓走在队伍前面。国民党军人打到最后，再也不忍向百姓开枪，只有撤退。
旅居加拿大的老作家马森在散文《我的三次『解放』》（见台湾2005年1月的期刊《印刻》）中也如此描述道：「那时最令我心惊的是，听玉春表哥的描述，解放军攻城时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乌压压一片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至使守城的伪军无法开枪，才让解放军轻易地爬上城来。」
辛灏年2005年澳洲巡回演讲中亦提到了他从一名济南军区中共退役军官那里听来的故事，故事揭示的是中共为何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赢下了国民党王牌师七十四师。
共军把赤裸的地主媳妇和女儿当挡死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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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的山坡发起了第一次冲锋，国民党士兵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中共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上来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藉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裸身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此役，抗战英雄、师长张灵甫自杀殉国。
而国民党将军胡琏亦曾与朋友何家骅谈到过中共的「人海战术」。他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
对于中共军队的恶行，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评，作者是知名报人、大公报主编王云生。他在文章中痛斥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大公报》的文章让我们又了解到当年长春围城之战中，中共的卑劣。1948年5月，驻守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国民党六十军10万人遭到了10万中共军队的全面围困，导致守军粮食、燃料极度缺乏。在外援无法到达、粮草匮乏的情况下，坚持了150多天的国民党军队被迫倒戈，中共军队占领了长春。
而《大公报》之所以长春之战可耻，是因为中共军队采用了极不人道的做法，即在围城期间，不准一个老百姓出城。也就是说，长春城内的老百姓成为了中共军队要挟国民党军队的筹码，老百姓出城谋求生路全部被拦截。这导致被围困期间，老百姓为了生存下去，不仅吃树皮、树叶等，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许多人因为饥饿死去。据说，长春满城百姓几乎没有人家不死人的。
在国民党军队倒戈后，中共军队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人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第二年春天，凡是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因为那地太「肥」了。
那么，长春被围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资料显示，国民党士兵没有一人被饿死，但老百姓饿死的准确数字却众说纷纭。大陆有学者认为是15万，国民党军官段克文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65万人，日本方面估计饿死20万人左右，而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保守估计，饿死人数至少也有30万，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然而，对于中共在长春犯下的恶行，包括长春人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不知晓。龙应台曾在书中发问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的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的列队纪念、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呢？当然是害怕自己的丑行曝光。那些仍在为中共涂脂抹粉的御用文人、记者、小粉红们，当你们知晓三大战役中，中共的上述恶行后，你们该作何感想呢？△
以下是看完这篇文章的部份读者反馈:
＊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当政时期「闹革命」不择手段（践踏社会底线、屠戮炎黄同胞），其建立的所谓新中国必然是人间炼狱（道德沦丧、草菅人命）！
＊ 谢谢周先生！愿更多的人能看到这篇文章，以前对中共鼓吹的「三大战役」不了解，现在知道了。中共下流、无耻、邪恶。「天灭中共」、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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