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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近日蒋彦永先生上书两会，要求为八九年学生运动正名，并以亲身经历揭示出镇压的血腥，并透露出很多高级干部，包括杨尚昆、雷洁琼和吴阶平等人对“六四”镇压的反对。这已经是蒋彦永先生第二次冒著坐牢的危险而讲出真心话了。第一次则是在去年四月初，蒋先生对《时代杂志》的记者透露北京SARS瘟疫的真实情况。这番讲话不仅使中国政府无法再隐瞒疫情，也确实使很多人避免了会因感染SARS而失去生命的危险。 蒋彦永先生去年被《亚洲周刊》评选为风云人物，更有知识份子称蒋先生为“时代英雄”、“真话英雄”、“民族英雄”甚至“世界英雄”。这些称号，蒋先生当然当之无愧，一方面由于他的直言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而另一方面他说出了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都不敢说出的话，其勇气令人钦佩。 中国出了个蒋彦永，这是民族的幸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反映出令人担忧的社会道德。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如果一个家庭六亲和睦，也就无所谓孝子慈父，人人守礼生活；如果一个国家政治清明，大臣各尽本分，也就无所谓那种“文死谏、武死战”的忠臣。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英雄，是因为外族入侵、国难当头。那么在中国，作为做人起码原则的“说真话”竟然成为一种“英雄”的举动，到底是民族之幸，还是民族之不幸？当我们听到蒋彦永的话，看到蒋彦永的信，而不能不为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的安危担心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江泽民十三年的大权独揽和一年以来的垂帘听政要为暴力镇压和剥夺言论自由负有怎样的责任？凭什么退而不休的他还要在我们的心里投下“说假话保全自己，说真话大刑伺候”的恐怖阴影？ 蒋彦永先生最早是在去年4月8日接受美国《时代杂志》的采访时透露SARS疫情的。幸运的是，蒋先生并没有被中宣部骂为“里通外国”、“民族败类”，“反党”、“反华”，甚至被处以“扰乱社会秩序”、“泄露国家机密”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这让我想起了1999年10月，当江泽民个人在法国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之后，北京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召集路透社、美联社和纽约时报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事。他们讲述了法轮功仅仅是一种有益身心的和平功法，以及他们中一些人因上访而被关押和虐待的真相。随后，彩色照片和相关报导出现在互联网上，让被戳穿了谎言的江泽民暴跳如雷。参予发布会的人绝大部分随后被当局逮捕，其中至少有丁延和蔡铭陶两人被迫害致死，此外还有蒋朝晖、雷小婷、刘冬梅等人被关进监狱，下落不明。 99年10月的新闻发布会事件仅仅是法轮功四年多来和平抗暴活动的一个缩影。自从镇压开始之后，法轮功学员自发讲真相的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也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九百多人因此在毒打和酷刑折磨下被迫害致死，超过十万人被关进劳教所，数千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受到摧毁神经的药物摧残。但是法轮功学员却仍然愿意挺身而出，2002年3月插播长春有线电视台的刘成军先生，2002 年8月插播青海省西宁市有线电视网路的贺万吉和赵香忠夫妇分别在吉林省吉林监狱、青海省门源县浩门监狱和青海女子劳教所虐杀。 也许，那些因为一句真话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蒋彦永先生那么大的名气，但是他们的精神同样令人敬佩，他们的勇气比起任何一位英雄都毫不逊色，他们与蒋先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五年了，蒋先生的信却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坦克、机枪、鲜血、眼泪和呼号交织在一起的夜晚。为“六四”正名的呼吁除了为牺牲者恢复名誉，当然更是为了这样的惨案不再发生。 但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如果您认为蒋医生是英雄，那么敢讲真话的法轮功也同样是英雄，而且您也可以成为英雄──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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