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说起

一九一八年农历七月初七，钦本立出生于江南太湖之滨的长兴县，祖先在元朝时，从蒙古迁居此地的绅士。在家中，钦本立是长子，他有一个弟弟钦本廉和两个妹妹。钦本立在湖州念完了小学，入读当时的名牌学校“杭高”－－－杭州高中。抗日战争中，钦本立考入了朝阳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由于他参加并组织领导了当时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大学三年级，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

作为失学青年，钦本立在社会上闯荡了一个时期。经当时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帮助和提携，钦本立开始了新闻工作者的生涯，先是在成都《时事新报》，又在重庆的《商报》和《商务日报》等报社服务……。 钦本立在晚年常常回忆自己重庆作报人的那段经历。他说“《商报》只办了一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现在《商报》留下的人不多了，但还有几个，都是种子。”钦本立的这席话，与其说是在评论他的旧同事，还不如说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述。

重庆的《商务日报》，是被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国民党报纸，当时吸引了不少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其效劳。现在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培新，当时任《商务日报》的探访部主任，钦本立与刘火子、梁柯平、邵琼、周洁等均为该报的记者。据当时的同事回忆，钦本立尽管言辞谨慎，谈吐木讷，显得城府颇深；但他生就的浓眉大眼风度洒脱，平日里喜欢戴一条紫红色的领带，颇具魅力。

“校场口事件”爆发以后，高集、浦熙修等著名记者发起签名抗议国民党法西斯白色恐怖的运动，钦本立当时亦投身其中，在抗议书上毅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抗战之后，钦本立开始活跃于上海新闻界。期间他曾就职于上海《经济周报》，主要通过与该报作者与读者的社会关系，为中共作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当时，钦本立作为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进步青年，已经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关闭，该报创办人徐铸成只得将报社迁至香港。但《文汇报》仍要坚持报道国内问题为主，便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记者站，钦本立当时就是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浦熙修等著名记者在国内写的一些重头稿件，都是通过钦本立传到香港去的。

在《文汇报》与徐铸成合作

“解放”初期，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合并，成立了《新闻日报》，钦本立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人在该报主事。后钦本立又到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任财经组组长。一九五零年，中共为了完善和巩固自己的中央政权，从各地抽调干部进北京，充实中央各部门的工作。钦本立亦偕夫人进北京，担任了《人民日报》国际经济部的一位负责人，当时他主要研究和报道美国经济。一度他也是《人民日报》首任特派美国记者的人选，后因中美交恶而告吹。

钦本立在《人民日报》期间，曾介绍当时在北京办《教师报》的徐铸成，结识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当时钦本立与徐铸成是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邓拓与徐铸成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在交谈中，邓拓鼓励徐铸成恢复上海的《文汇报》，他认为这张报纸有别的报纸所不能起的作用。

徐铸成回上海促成了《文汇报》的复刊，徐铸成与邓拓商量请钦本立反沪，任党组书记兼第一副总编，负责日常编务工作，即常务总编。《文汇报》当时还是一张公私合营性质的报纸，按规定应该有中共党员作“公方”代表参与或主持报社的领导工作。由于徐铸成以前与当局所派的共产党干部合作得不尽如意，故在复刊时决意要寻找一位能够合作共事的中共干部，曾与他共过患难的钦本立，就成了他合适的理想人选。

但钦本立起初并不愿意回上海，但当时许多朋友都去劝说钦本立夫妇，连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也鼓励钦本立不要有顾虑，到上海后协助徐铸成大胆工作，把《文汇报》办好！

《文汇报》作为一张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在徐、钦等老报人的领导下，当时的确办得有声有色，连毛泽东都感到《文汇报》比《人民日报》更有看头。毛的这一评价使钦萌发了一个思想念头：在中国大陆的具体国情里，可以通过报纸舆论，对高层决策的形成产生影响，从而起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作用。

“反右”被连降三级

一九五七年，钦本立和广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一样，怀著满腔热情给党提意见，提建议。是年三月下旬，徐铸成率领上海新闻代表团访苏四十多天，报社事务完全由钦本立“一把抓”。徐铸成回国后还是整天埋头在写《访苏见闻》并逐日在《文汇报》上连载。多少年后，徐铸成向笔者回忆道：当时看到《文汇报》卷入大鸣大放时，吃了一惊，即刻打电话对钦本立讲：近期的版面处理得太过火了，过犹不及啊！虽然钦本立听取了徐铸成的意见，对版面作了调整；但为时以晚，毛泽东在六月五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接著先后发表了《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被理所当然的定性为右派报纸，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被划为全国性的大右派。

钦本立作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按理也难逃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由于他是共产党“派”他到《文汇报》去的，而反右的矛头主要是对著民主党派的非中共党员（毛断言民主党派在向执政的共产党进攻，欲取而代之），故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宣传部长石西民认为，钦本立如划成右派，可能不利于中共自己的形象。结果，钦本立被处分为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三级。

随著钦本立在反右运动中所受的挫折，他被调离《文汇报》，去中共上海市委调研室工作，负责主编一本内部刊物。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他也参加“四清”工作队下放到农村去。文革开始以后，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奉贤县的一个“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此前，他还曾被红卫兵、造反派，单独一人关押在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牛棚”里，长达七个月之久，走出“牛棚”时，他不但胡须长得很长，而且已不会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