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傍帝王贵族大款大腕热之引思
 
作者:林牧
 
2002年4月1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中国社会意识的权贵化

中国舞台上的帝王热,大款热是中国社会意识权贵化的征象。中国庞大的弱势群体生活在困境中,文化精英应该悲天悯人,关心民间疾苦,不能一味傍大款捧大款。

对于我国影视萤幕上的帝王热、贵族热、大款大腕热,不少评论家和民众都在进行批评。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家魏明伦说:「铺天盖地的『正剧』、『戏说』成了一个鼓吹帝王的『场』。这种艺术表达,非常可怕。」农民代表马林说:「为甚么皇帝剧、戏说篇又多又滥,描写城市生活的净是大款、大腕,而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的稀少得可怜?!」代表们呼吁:圈里人大多爱谈「收视率」,倘若抛开了农民这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观众,那么多少「率」也是空谈。

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   

其实,何止影视萤幕。在当代中国城市,卖药的宣传,用的是宫廷秘方;卖酒的吆喝他卖的是御酒,甚至让穿龙袍戴皇冠的影视大腕为他做广告;烹饪师傅和餐厅酒店标榜宫廷菜和「满汉全席」;清朝末期那种穿出来并不好看的团花缎子马褂已经成为今年的流行时装。二十几年以前,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出身最吃香,「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那是阶级论的极端化,是荒谬的。现在,城市里的风气是「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恶」,许多人都在翻箱倒柜,寻根子,序家谱,要从他们的祖先中找出几个王公贵族或是胡雪岩、大盛魁、晋昌源、孔祥熙那样的大富豪。活大款要捧要傍,死大款也要捧要傍。有一位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的中级官员潘岳先生精心炮制和发表了一篇纲领式的建议书,建议中共中央把共产党的性质改为代表企业家和科技人员,代表富人。这又是富裕论的畸形发展,也是荒谬的。   

以上这些现象说明:随著我国主流经济(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权贵化,社会意识也在趋向权贵化(尚未完成)。这种社会意识,不符合我国社会当前的情况,也不符合我国社会未来的正常发展趋势。   

在我国现有的十三亿人口中,按照经济收入来划分,温饱型占多数;还有五千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小康型的只有一部分;富裕和特别富裕的人,恐怕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整个社会结构仍然是上面小下面大的金字塔形。我国社会未来的正常发展趋势应该是:大贫和大富都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小康的橄榄形。因此,社会经济的权贵化和社会意识的权贵化,都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安定。中产的平民化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朱镕基总理在二○○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名词。哪些人是「弱势群体」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说: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下岗职工,或已经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其次是「体制外」的人,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再其次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享受不到城里劳动者的同等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单位并没有按照《劳动法》为他们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还有一部分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下来的,当初退休时工资水平非常低,只有一百多元,加上各种补贴也不过二三百元。许多人原来的单位无力替他们缴纳医疗等社会保险。但我以为何平先生讲到的「弱势群体」并不完全。至少还有三部分人没有讲到:第一、由于政治的和刑事、民事的冤案、错案被砸掉饭碗,至今没有任何工资和社会保险的人员;第二、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大约五千万农民、牧民;第三、无地可种又不能进入乡镇企业和出外打工的一亿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三部分人同何平先生讲到的那四部分人加起来至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约二亿六千万人。这些弱势群体是最需要政府给予实际的援助,也是需要舆论界、文艺界为之呼吁、呐喊的人。

影视大腕们的灵魂已权贵化   

有些评论家把「帝王热」和「大款大腕热」等社会意识权贵化的责任归咎于我国人民的素质和国民性,这是不正确、不公道的。马克思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是由掌握舆论工具,包括报纸、刊物、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和学校教育等工具的人造成的,而不是由没有掌握任何舆论工具的平民百姓造成的。过去,影视萤幕上出现《茶馆》、《骆驼祥子》、《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党员二愣妈》、《篱笆、女人、狗》等反映平民百姓生活与疾苦的电影、电视,不是比现在那些歌颂帝王将相、大款大腕的影视节目收视率更高,更受广大观众欢迎吗?现在,充斥于影视萤幕的帝王贵族、城市情爱、大款大腕生活等节目是由影视大腕强加给观众的,观众不看这些节目就没有甚么东西可看,他们怎么能为社会意识权贵化承担责任呢?而影视大腕之所以热衷于编写和制作那些歌颂帝王将相、大款大腕的作品,有些是适应某种政治需要,例如:《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是借古颂今;《天下粮仓》是借古讽今;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影视大腕的灵魂已经权贵化了。

中国需要悲天悯人的文化精英   

张贤亮先生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说:中国需要精神贵族。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盛产精神贵族,现在的精神贵族更多,他们就是那些思想空虚,缺乏社会责任感,艺术品位也不高的大腕们。目前中国社会意识的权贵化,正是那些精神贵族的杰作。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精神贵族,而是平民化的文化精英、学术精英,就像欧美的爱因斯坦、罗素、哈耶克、罗尔斯、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海明威、斯坦培克、罗曼.罗兰、托马斯.曼一样;就像中国古代的屈原、司马迁、张衡、李白、杜甫、李时珍、施耐庵、曹雪芹一样;就像中国现代的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四光一样。这些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应当享受到贵族一样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但却又怀有一颗爱民、爱国、爱人类的平民之心,能够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平民百姓的生存、自由、和平、幸福而呐喊和奋斗。

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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