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让人费解、让人害怕的一种态度。但是被批评者丁东先生颇有雅量，他只是说“硬要扯上什么崇高不崇高，在我看来是很无聊的”。本来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反思他的悲剧和弱点，从多方位进行探索是有益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是研究者、评论者的权力，可不可取则要看他批评得有不有道理。

　　早期的郭沫若可称得上文化巨人，才华横溢。人们垢病的、不以为然的是他的后半生。我觉得1948年可作为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对48年后的郭沫若，人们讳莫如深，吞吞吐吐。秦川先生所著《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近500页，48年至郭老逝世近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在书中不到100页，不及五分之一。作为传记作者，秦川先生可能是有苦衷的。谁不想为传主多说几句好话呢？但也不能编得太过分。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作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朱光潜、肖干等人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让人费解和痛心。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它，所以这面旗帜以外的一切他都彻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彻底消灭他们，甚至恨不得将他们连肉体一并消灭。遭此贬损的作家和学者们从此开始了他们几十年悲惨、屈辱的生活。从阎王殿走回来的沈从文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而此前他却是闻名海内外的作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据凌宇所著《沈从文传》，陈赓曾请沈从文吃饭，并告诉他，过去把他当反动派对待，不是上面的示意，也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沈从文听后显得更加无奈、惶恐和担忧。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没有想到期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庆幸！想想沈从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文革结束二十几年了，对文革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悲剧的揭露已为数不少，但对文革产生的原因仍然没有系统的总结。没有法制、权力缺乏监督、个人崇拜等等，都是主要原因，但是论者往往都往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推了事，既简单又安全，但是太不负责任了。个人崇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人的缺点和弱点，林彪把毛泽东封为神是有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作为正直的政治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可惜的是郭老没有能够坚持，而是加入了制造现代迷信的行列，误导人们更深地陷入个人崇拜和盲从的泥沟。郭沫若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都成了诗词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红旗跃过汀江》）（以上转引自丁东先生的《盲从还是阿谀》）。郭老是饱学之士，对毛泽东出现了错别字、书法中出现了笔误看得明明白白。但他不仅不指出，还要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辞，硬把毛泽东这些失误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好比看到别人长了一块疮疤，硬要夸赞成艳若桃花，美如乳酪。有人想以盲从来开脱郭老，显然是徒劳的。盲从是水平问题，阿谀奉承则是道德问题了。无论何时，阿谀都是不可取的。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在走进盲从的误区时，对阿谀奉承也是鄙视的。

　　有为郭老辩护者痛击那些“骂”郭沫若的人是事后诸葛亮，当年都闭上了鸟嘴，也早请示，晚汇报，并未勇敢地站出来指陈。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并差点将我们吓倒，好在我们还有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顾准等人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我们辩护。在强权面前，马寅初以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正气，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人口理论，甘冒下地狱的危险。梁漱溟置泰山压顶于不顾，当面指陈毛主席没有雅量，在争辩、抗击不起作用时，他选择了沉默。同样选择沉默的还有陈寅恪先生，一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宁愿去考证《再生缘》、也不愿去参加大批判，哪像某些“书生”、“学者”将一生的学问用于歪曲历史、陷害他人。顾准更是在准监狱生活条件下（劳动改造中）构筑他的“理想王国”。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高尔基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前苏联，索尔仁尼琴提出“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的信条，并在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是很快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在度过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罗斯后，他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当权派，并拒绝领取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强大的存在。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们呼唤英雄（但我们不需要“高、大、全”式的英雄）；在道德品质堕落、价值体系崩溃的时候，我们呼吁、切盼恢复和重建。我们应该摈弃那种简单的因言废人或因言立人的逻辑。不能因为周作人文章好就想隐瞒他当汉奸的历史真相，所谓“好汉奸”只能使我们的民族蒙羞，使知识分子形象受损。在需要“呐喊”的时候，希望知识分子不再集体失语，不再集体思想阳痿，尤其不能使它传宗接代。郭沫若的悲剧还是不重演的好。我们觉得那些敢于评说郭沫若的人其实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讽刺别人的人显得别有用心，他们是不是在盼望“城头变换大王旗”？

摘自10月22日[思想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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