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是不和谐的根源

在回答听众有关中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时，何清涟女士认为，中共的很多话要反着听，当它说要营造和谐社会时，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很紧张了、不和谐了，所以才“要和谐社会”。

老百姓都希望社会和谐，但“谁造成了不和谐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造成了不和谐的社会？”这才是问题！找不到不和谐的根源，这和谐从何而来呢？要如何消除不和谐的根源呢？其实不和谐的根源就在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因素当中，但是中共不愿意承认它自己就是不和谐的根源。

何清涟女士指出，中共政权用一个国际学术用语来形容，就是一个“盗贼型政权”。但为什么西方政治学学者一研究中国就不敢用这个词呢？很简单，他们受到利益关系的制约。西方专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他担心受到中共政权的干扰──只要你批评了它的腐败，它就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下次拒绝你进入中国。

她说，目前是中国热，批评北京使他在国内得不到一些基金会或财团的支持，所以出于利益考虑，他们就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个在中国的“盗贼型政权”掠夺公共财、掠夺民财、侵夺老百姓的利益，这点我过去已经讲得够多了。

她说，中共透过什么手段建立和谐社会？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的事实是：这几年，第一就是用政治镇压的手段，出动武警镇压无数的底层暴乱。至于底层的反抗有多少呢？大家都知道近三年有几个很准确的数字：2005年是八万七千起；2004年是七万四千起；2003年是五万八千起。对付这种底层反抗用的是镇压。

她说，从九十年中后期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共侵犯人权的事例很多。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农村的征地，二是城市的拆迁。中共在城市里就是依靠掠夺拆迁户的利益，而且为了拆迁征地，中共不惜采取很多黑社会手段。另外，中共政权还一方面镇压各种社会反抗，这些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就是一个例证；一方面加强控制媒体。

她说，和谐两字，按照中国《说文解字》，“谐”字是由哪两个字组成？一个是“言”字旁，一个就是“皆”──就是“人皆有言”，要让大家都自由言说，说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中共正好是让你们每个人闭住嘴巴，不许说话。你不闭嘴，就用各种手段包括政治暴力迫使你闭嘴。用这种社会来建立和谐，其实就是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社会反抗活动，营造一种表面上的和谐，让大家只能服从中共当局，不能有自己的任何利益表达。这种“和谐社会”能叫做和谐吗？

* 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

针对一位台湾听众对台湾历史上的土地改革与中共在土地问题上一系列所为的疑问，何清涟女士指出，台湾历史上讲的土地改革，跟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两码事。台湾那时是为了让没有土地的人得到土地，所以低价收购了一些公地荒地，然后再卖或出租给一些人，使耕者有其田，这样缓和了社会矛盾。

但是，中共历史上搞的土地改革是另一回事。早先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争天下的时候，也有过土地改革。那时共产党用自由民主的口号欺骗了知识份子，用土地改革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欺骗了农民，用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口号欺骗了工人，让他们跟着共产党走，最后把国民党赶到台湾。

她说，共产党建政以来第一次土地改革是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的田地，让农民有一段时期能够分到一些土地，短短三年，以后就又合作化，合作化以后只有三年，又是人民公社化，土地最终又被中共全权夺回。

一九七八年以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但是这个分田到户这个改革是不彻底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土地所有权有一个上位权，叫做所有权，即自由买卖的支配权力。那么中国农民只分到了下位权，就是使用权，不能买卖，也不能自由支配，这就为后来的征地留下了制度缝隙，让中共当局介入有了一个政治上的通道。

她说，由于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搞土地开发的时候，地方当局通过乡镇权力机构向农民征购土地的时候，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至于所谓“买”其实是征购土地，这个“征”，就有一个强制购买的意思，给农民一点象征性的补偿，补偿费之低，导致全国各地农民都不满意，因为农民没有土地以后，不能到其他行业就业，失去了饭碗。

截至去年底，中国现在有无地农民八千万，每年有一百万农民失去土地，有两百万的耕地减少，平均两百万人口。中共农业部负责人日前发言，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国土不再安全。当局还说今年要整顿土地买卖。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中共是要限制土地买卖，中共说的是，地方当局没有让中央分享土地买卖收入，所以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再与地方政府实行三七分成，中央拿百分之七十，地方拿百分之三十。审批权收归中央，中央官员可以渔利。所以这不叫做买卖，而是抢劫。

她说，再就是城市的拆迁。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当局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价格即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当局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

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执行主任莱奇介绍，中北京自动签署了上百项跟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共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当局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拆迁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

* 我与法轮功的关系

针对某听众认为何清涟女士目前已经由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的问题，何清涟女士回应到，你这个说法，我在国内网上看到过，这正好是中共当局要努力给别人造成的一种印象。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就算是从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政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没什么不好啊！非常好。可惜我现在不是社会活动家。首先我从事了哪些社会活动，我自己还不知道，除了演讲之外，演讲也是学者的本份嘛！对不对？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觉得我出来以后，由于视野大大拓宽了，然后比如我至少从多方面知道、了解到中共当局的外交活动、外交动态，它在国际社会如何利用外国资本的势力，向各国政府LOBBY──即游说。我更清楚的看到了中共当局是如何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我觉得我自己写的文章比以前更好了，视野更开阔，论据更扎实，而且知识面也更广。我自己为这一点感到很高兴，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中共当然很不喜欢，它因为我说得更直接、更尖锐，就一定要设法让一些人来抹去原来我在国人心目中好的形象。

何清涟女士还特意强调指出，还有一点，它们经常还煽动说什么，现在何清涟跟法轮功“勾结在一起”，为法轮功说话等等。我其实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很多人不知道我跟法轮功的关系。我不是法轮功信徒，但是我跟法轮功建立联系是在什么时候？比它们知道的要早得多，是从1998年就开始了。

是谁让我跟法轮功建立联系？是拜中共安全部特务之赐，他们找我谈话，谈到了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他们说“李洪志虽然不反政府，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很多信徒，所以让政府感到不安全。我们建议他出去。”我问他们，你们跟我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希望你考虑一下，也像他一样出去。为什么？因你这本书在中国影响太大了。我们也知道你不反政府，也不想多参与政治活动，但是让政府感到不安全。你最好还是走，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方便。”但我当时拒绝了。

她说，当时我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也真的不知道李洪志是谁。但是我觉得我做为一个学者，这么大一件事，一个影响这么大的团体，我必须要有所了解。所以我对一位熟人说，你们认识法轮功学员吗？帮我介绍一个，我一定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这个人最好是大学毕业，素质高一点我好和他谈谈。结果就有人跟我介绍了深圳北方工业集团工作的一个女孩子叫贾红霞，是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她跟我电话连系，我就说最好把法轮大法的书带上几本给我看看，然后我们谈一谈。

她后来找我，我跟她谈了好多次，当然我们在有关法轮功的见解上有很多不同看法。她带来的书我留下了一本，可惜我自己也没看完。以后在法轮功被打压之后，我还以某种特殊形式帮助过贾红霞。为什么？是基于一种信念，我不认同某个人的观点，但是我必须捍卫他自由言说的权利。我不认同法轮功的理念，但是我要捍卫他们信仰自由的权利。基于这个信念，我帮助她。（听众鼓掌）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为此感到很骄傲，我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年代里面，尽了自己的良心和本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