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甲在泰國皇宮前留影。（大紀元）
【人民報消息】(新唐人細語人生採訪報導) 大家好！現在是細語人生節目，我是宇欣。我們今天的節目是一個令人關心，也是一個這些天來一直牽動著人們心弦的一個話題。
連接收聽山西省科技專家協會秘書長賈甲先生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未准，被遣返，那麼在抵達香港這的七天有限時間裏，也是人們最為之擔心的時間，當得知賈甲於11月2日成功抵達了泰國，目前正在泰國等待去往第三國的時候，大家也真是為他捏了一把汗，如他的孩子所說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賈甲的事件為甚麼如此牽動著人們的心，作為一個省的科協秘書長，按照中共的官場現狀，他已經獲得了中共幹部所應有的特權，他也可以像其他的中共官僚一樣，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可是他沒有，他卻義無反顧的選擇了跟共產黨決裂的行動。
他為甚麼要這樣做？這是一個人生的話題，我們的觀眾就建議：“是否讓賈甲來談談他的人生故事，以便瞭解他這樣做的更深層的原因。”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我們就採用電話連線的方式，因為賈甲不能到節目現場，就請大家多多包涵。
主持人：賈甲先生您好，很多的觀眾聽眾朋友都非常的關心您，當時聽到您安全抵達了泰國的消息之後，這個大家也都為您鬆了一口氣，同時大家也都非常敬佩您的勇氣和膽識，那麼在此您是否首先向我們的觀眾朋友說幾句甚麼？
賈甲：我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來泰國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當時在香港的時候我們找過一些國家請求他們給與我幫助，給我政治上的支持和保護。
但有的國家沒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沒有站在中國一億多人民要求實現民主的這個大目標的基礎上，沒有站在廣大的黨員幹部要急切的脫離共產黨的大前提下，是站在一種和共產黨有一些某種的私人建設和有個甚麼小生意，這些基礎上忽略了我的事情，這個我也不責怪人家。
那麼來泰國當然說起來剛才情況是這樣，但從我個人來講我也比較喜歡泰國，泰國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國家，是一個旅遊國家，但是這個地方大家都人所共知的是甚麼？是這個地方共產黨的特務非常普及。
前一段時期張孟業先生就在這裡被共產黨暗殺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擔心我，從我個人角度我想越是這樣我越應該去，按一句中國話來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出來就是要給大陸人民做一個表率，這個表率就是“不要害怕共產黨、不要懼怕共產黨。”正因為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產生恐懼，所以共產黨就鑽了空子就給共產黨創造了機會，它就整整統治了五十七年。
如果大陸人民都不怕共產黨，共產黨即刻就瓦解、即刻就完蛋，我可以告訴世界人民，共產黨休想抓到我，我必將戰勝共產黨，中國必將實現民主，可以讓大家走著看。
主持人：那麼你放棄現在優越的生活、高的職位做出這樣的選擇這依然還是大家關心的話題，那麼想就這個話題做進一步的瞭解。
賈甲：不錯，我在大陸條件確實很好的，工作、環境、金錢、權力各方面在國內都應該屬於最好的，我管理著專家、高官和知識份子。但是我的追求是要實現中國的民主，我個人生活好了，我個人有甚麼需求呢？
從我個人來講我從小就是過著貧苦生活長大，貧苦和貧困已成為我生活當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從我個人來講我覺得已經不懂得甚麼叫做享受？不懂得甚麼叫做奢侈和豪華？我每天的生活都很簡樸。
說是金錢、美好的生活對我絲毫沒有吸引力，你叫我去浪費東西，我也不會浪費，儘管我有很多錢有很多事業，但是我追求的是要叫中國人明白應該生活在一個無恐懼的、無殺害的、無飢餓的、無貧困的平等的這麼一個生存空間裡。
那麼大陸人民這五十七年來就是生活在飢餓、貧困、暗殺、恐懼、謊言、鎮壓、暴力，這麼多年來我看了實在是太多了。
為甚麼外國人都能享受民主自由安逸的生活而為甚麼就是我們中國人就不能，這些東西促使我很強烈，我覺得應該出來，不要考慮個人的東西，只要是為了中國廣大黨員、幹部，和廣大國民出來做一點事。
所以我個人的一點錢、一點事業實在是太渺小了，有甚麼意思？如果說我們中國好了，中國實現民主了，你想那獲得有多麼大的財富，整個中國人民都要吃好的、穿好的，都有事業，那將多好，我一個人吃飯那解決甚麼問題呢？
尤其在國內的，我今天穿的是破舊衣服，我並不是說買不起好衣服，因為大家都很貧窮你一個人有錢，你身上穿上豪華的西服革履有甚麼意思呢？你跟共產黨高官混在一起，大家都謾罵你，你有甚麼意思呢？共產黨不鎮壓你都鎮壓其他人，這怎麼能行呢？
主持人：那麼您是怎麼形成今天的出走的想法呢？
賈甲：想出來和共產黨絕裂，推翻共產主義的暴政，實現中國的民主，這都不是一天、兩天的，這個可以說長久以來就計劃打算出來和共產黨鬥，突然襲擊共產黨。我必須要解救中國的民主，我必須要把廣大的黨員拉出來，我決不能讓廣大黨員幹部上共產黨的當，當然由於時間各方面，我只能簡單說兩句，這個問題我就這麼回答你。
主持人：那麼憑您的才能，也許您還能晉職、提升，也許比現在還要好，那共產黨社會不是也有生活的好的嗎？
賈甲：當然我們要說生活好的應該準確說就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你要是共產黨的官，甚麼叫做官？甚麼叫做共產黨？你必須有權你才能叫做共產黨的官，你如果不掌權就不稱其為共產黨也不稱其為共產黨的官，只有有權的人才能發財致富。
沒有權的人照樣一貧如洗，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例如，中央國務院，你如果掌管組織部或者人事部，這些大部長底下各個處處長比方說財務處、人事處這些有錢的官們他才能夠發財。
如果儘管你在國務院或者在省政府上班，你就是一個公務員，沒有權，它無非就是到月頭兒發你點工資，實際上它就是甚麼？就是一個高層次的貧困戶，按大陸來講一個處級幹部就是一千多塊錢工資，可是如果你要有了權，你當了縣委書記、當了縣長，哎啊！你每天幾十萬幾十萬的在收款，每個當官的都得給你送錢。
比如說管了人事處，你想調工作，你要調工作你就得給人錢。你管了戶口你要把這個戶口從農村遷到城市，從這個地方遷到那個地方，這都得要交錢，一天幾百戶口、幾十個戶口在那要調動的，一個戶口一萬塊錢，你說一天要收多少錢吧！收多少萬塊錢吧！說那個富，就是那幾個當官的富，一般官當普通幹部、普通沒有權的幹部，照樣生活一貧如洗。
主持人：您說一般普通的幹部，那這些普通的幹部和下崗的工人、農民，他們的區別在哪裏呢？
賈甲：這些一貧如洗的幹部和那些下崗工人、農民的差別，就是那工人農民到一個月頭上都發不了工資，但是這些普通黨員幹部到月底能準時發那一千塊錢，就是這個差別。
主持人：名聲在外，說這個國內一部份人已經很富了。
賈甲：你說那個現在人們很富了，當官的富了，那麼當官的富了那麼當官的親戚、孩子肯定要富了，這一般的人都沒有富，你比如現在中國大陸官職的問題，富的官職都是在黨委一把手那兒掌管的呢！
你其他做甚麼也不行都得當官的分配，那麼如果我們創造一個民主的機制，每個人都有一個平等的機會，都可以競選各級領導班的、各級領導崗位，這該有多好呢！
可現在中國大陸不行，都得靠當官的給，你想當官你都必須給當官的去送禮、送錢、去巴結人家，所以中國大陸有這麼一句話：“你在單位裡干一個月、幹一年不如去當官家裏幹上一晚”，你巴結上當官的他就給你個官，現在巴結都不行，必須要給錢。
所以說，我想我那個官不算甚麼官還是應該給中國人們創造一種平等的機制，讓每個人都存在一種成功的可能，讓每個中國人都成為國家總統的候選人，都對國家有責任感，現在大陸都是共產黨的天下、都是黨中央的天下，廣大黨員幹部都被它們矇蔽、利用。
主持人：那麼賈甲先生，我們在一些網站上看到有關您童年時候悲慘的故事，這個四十年的恐懼和飢餓伴隨著您，那麼有很多的觀眾朋友來信來函，他們很想知道您的人生的片段，人生的故事，您是否可以給我們講您的經歷呢？
賈甲：以前有的記者問過我，事實上我那點經歷擱在中國大陸上都是非常普及的，每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中國人都有一部苦難史，這僅僅是我出來了，我跟大家講了，你覺得我是苦難者，其實包括廣大黨員幹部在內，共產黨迫害的極其殘酷。
主持人：那麼在您生活當中您印象最深的是甚麼呢？
賈甲：印象最深的就是飢餓和恐懼，我從小的時候，那是很小很小的時候，當時我產生一種想法，說我長大了一定要到飯店去上班，到飯店肯定能吃飽，小的時候有這樣的理想。多少次沒有餓死，我見了餓死的人多了。
主持人：那個時候就是五幾年，就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實際是“三年的人禍”，那麼我先從您爸爸這裡說起好嗎？
賈甲：說幾句時間也就太多了。因為我父親出身國民黨，是國民黨飛機場的負責人也會修飛機、開飛機甚麼的也都會，他另外管那個地方，所以共產黨認為他的罪惡非常大，加著他也沒有去了台灣，這一點就成了我們家的終身遺憾。
後來共產黨整了他多少年，後來把他給整死了，我們全家這麼多年來就是生活在這個恐懼之中，隔個三、兩天，隔個一兩天，就來一批人，來的就是批鬥、審查、交代問題。
主持人：那您父親是國民黨，您爺爺那邊是做甚麼的呢？
賈甲：我家整個都是做生意的，我爺爺都是做買賣的，家裏有很多企業，比如說紡織廠、機械廠、紡紗廠、面舖子、服飾店這個家裏面都有，從小家裏存的東西帳本就多了，那我們家也是非常有錢的，所以這些東西更加重了我父親的罪責。共產黨一來我們家都沾了這個邊了，既是資本家又是反革命，既是歷史反革命又是現行反革命。
當時我爸爸從北京跑到天津，他原來就在北京，有企業在北京，降落在北京南陽飛機場，為甚麼跑到天津呢？躲一躲吧！到天津做做生意吧！自己也有錢我不從政了我經商了，可是到天津，天津也是共產黨的天下，那怎麼可能呢？
後來，也沒有錢了，共產黨都沒收了，後來我爸爸就躲到貧民窟裡頭以示自己也是最貧窮的，你到那個地方也不行，共產黨最後也要把你挖掘出來，你像我爸爸年輕時工作做得比較好，曾經受過很多嘉獎，都是罪責，就天天交代，天天審查。
我家裏可以說有一段時期就擱不著兩天總要有一批人來我家審訊，設刑場，進去之後就連審帶問，連打連罵，栽贓，有的人逼得緊就拿起那棍子，我們家裏的人就站在那旁邊哆哆嗦嗦看著我爸爸，我爸爸在那就佝著腰，挨打。我們就在那看。
小的時候我的膽特別小，被嚇的躺在被窩裡害怕，一敲門就不知道外邊不知誰要來，那一出去之後我爸我媽就大規模的上批鬥台，每天一出門的時候家裏就趕著上營場，不知道晚上爹媽回來不回來，爹媽一走我們就在家裏盼啊盼啊，那種心情真是不願意回顧。
家裏面沒有人管我們了，家裏面沒有吃的，另外當時共產黨管著中國政權的時候它完全用飢餓的管理方法，每個人是按糧食分份的，共產黨分大人多少，小孩分多少。
我們孩子隨著我爸爸，都是大肚漢，我們家每個孩子都能吃，我爸爸本身就能吃，我爸大個個兒，給點糧食沒有夠吃的，因為單位就說是就單獨給一點糧食大概給二十斤吧！一個人一個月二十斤，可是我有時候領不到，我出身不好，我哪敢大張旗鼓的到那領糧食找人要糧票，餓的沒有辦法，房子給人都賣空了，就剩你房子，我記得我哥就把房子給賣了，買回吃的，大概給了人家一百塊錢，我記得很清楚。
主持人：想請問您，那時候是甚麼運動呢？是三反、五反還是文化大革命？
賈甲：共產黨一統治政權的時候就清查我父親、清查反革命清查革命黨，然後一直整到文革的初期，父親被他們整死了，我爸媽都整死了，到了文革開始的時候，那文革一開始是照著地富反壞右下手。最後文革大革命轉移，就轉移到所謂的共產黨內了。
最後整我爸爸那次，很嚴重了，因為我剛才不是說每天都來審我爸爸，它說你殺人了你不承認，它一直要說到直至你承認為止。
另外共產黨又拷問一個，不說不說逼著你說，沒辦法最後就胡說開了，為甚麼那個時候大陸上那個瘋子、傻子、泥子特別多，都得裝瘋，都得胡說了。
飛機場員都跑到台灣去了，可是我爸爸沒走了卻都落到我爸爸身上，所以最後問題堆積，我們大家一看我媽、一考量，都落到我爸身上了，明天帶出去肯定回不來了。
主持人：那你時候在這樣的苦難的家庭當中，有沒有能夠說的具體一點，較深刻的呢？
賈甲：那時候我爸要上刑場了，我們家當時還有（一個）日本的算是小鋁鍋，拿那個鍋子給我爸爸做點吃的，這馬上就是天亮就走，走的上刑場不定是槍斃還是打死了，肯定回不來了，這都還沒有吃飯呢！我媽就鍋煮起來時在屋子裡頭點著了火，就冒的滿屋是煙。
做的甚麼呢，鍋裡擱的半鍋水，我媽趕緊找來棒子面、也存點面，把這個面往裡一放，那大醬粥就熬了大半鍋，當時我記得最清楚的時候，屋裡就我爸和我三個人，我在旁邊站著不敢插甚麼話，我在那看著，你說我餓不餓？我也餓，家裏都餓。
但是我爸要走了要上刑場不是打死了就槍斃，回不來了。臨走我媽給他做一個臨走的飯，熬了半鍋粥，熬成了趕緊吃，別耽誤時間，臨走這件事好我爸拿著就吃，可是吃這個粥他也吃的很難過，我媽也沒吃，孩子在那看著。
所以我爸在那吃，最後剩點鍋底，鍋邊刮的時候就還沒有刮盡劃了一道還留了一道，平時都刮乾淨了，一般中國在那個時候吃飯都是舔，沒有一個不舔完的，沒有一個不刮的，手挖然後舔都是這樣，這也不怕大家笑話，你可以問所有的中國人，都得舔盡，因為沒有東西了，依照慣例這鍋吃完一抹飯都刮得很乾淨最後再舔一舔，我爸這次沒有刮沒有舔，爸把鍋放在我手裡我就吃，爸這意思是說：我走了。你吃吧！
這是我和父親絕別，後來我父親走了，我父親臨走了上刑場叫我吃，你說我能吃的下嗎？那一次是我在小的時候最飢餓的時候有飯沒有吃的一次。其它都是搶著吃，偷著吃、拾著吃，就那一次飯。一次我沒有吃的飯，後來我媽和我們看了一天，看著我爸那鍋底後來干了，就扒那鍋，那就是我長大後唯一一頓飯我沒有吃。
後來我爸他們都不在了，鎮壓死了，我媽後來也癱了，可是我爸我媽給我們留下的一部政治資產，甚麼叫政治資產？出身是反革命、歷史是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資本家業主、商人留下這一部政治資產，弄得我們抬不起頭來，所以一開始是飢餓、恐懼、害怕，後來懂事了，大了十幾歲了是壓抑因為壓抑你出身不好你到甚麼也不行，上學、工作，去這去那都要填表。
主持人：那後來你有上學嗎？
賈甲：六歲也就不上學了，但是都有學校有的好的班找人上了轉了一次回來，因為那時候亂成這了，另外餓成這了老師也沒有再上了，孩子也不上了，誰還上課，當然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隔著學校看，有時候班裡來了一位同學轉一下走了，誰上課？你想餓成這了，人們打成這了，相互之間整的，學校就不上課了，從我印象當中我就記得老師都是挨整。
主持人：那後來是文革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那個運動你有趕上嗎？
賈甲：我趕上了。但是我是自己跟那個大潮下去了，因為我屬於出身不好的，街道辦事處也感覺應該把我弄到鄉村，我一去就批，一般像我們這出身不好的，還得要考慮考慮審查審查，所以我說我上山下鄉等於是發配出去的還不夠這上山下鄉這個資格。
主持人：那個上山下鄉還要論資格嗎？
賈甲：你要出身好一點，你也都參加過紅衛兵，我連隊都沒入過，還沒人想要我。
主持人：那您個人願意去嗎？
賈甲：從我個人來講、內心來講，總算離開這苦難的家庭了，倒好，這就很高興，上面將我發配山西的農村，我屬於那個正規的軍應該走，想弄走不能夠在省裡待，所以我說我被發配到山西，我是站在這角度說。
主持人：你就去了山西。
賈甲：我去了山西，但我們去那地方還不太遠，我記得最清楚就是那天早上臨走上火車的時候，是68年底11月29號，大家都送人的時候，一個火車大概有上千個學生，一個學生一般的爹媽肯定是要送的，自己孩子這麼小十來歲不知跑那兒去了，跑那麼遙遠誰捨得，當時那種恐環境下，孩子一走還回來回不來？
主持人：那有人送你嗎？
賈甲：沒人送我，誰送我？我是跟著同學，當這個火車到點了，拉那個笛，火車一動的時候，所有送的人看著孩子要離開自己，估計有幾萬人擠在那裏。哇！抱著哭哇，孩子在車上哭，爹媽在下面哭，手就不放開。
當時我記得沒哭的就我一個人，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送的也哭，在車上也哭，車上的同學堆在那窗戶上哭哇，我就站在車中間，我自己想哭也哭不出來，我覺得我很好了，離開咱們那個家庭，所以當時就是我自己沒有哭。
主持人：後來到了農村怎麼樣，有沒有比在家裏面生活好嗎？
賈甲：到農村好點兒，好在哪裏呢？它對你“反革命”的出身起碼不太瞭解，但是我們學生之間歧視我，比方說有好多出身是工人的、中農的出來的學生，有的同學到了農村之後，見了小隊隊長啦、代表有時連開個會，這我都不能參加。
有時傳達公社的一種精神啦，這都得是出身好的，這些活動我都參加不了。當時在農村的時候，我也感到受到壓抑，也感到這出身怎麼這樣！從前小的時候，總是埋怨自己的父親，埋怨自己的家，唉！當初你幹麼不“一貧如洗”呢？當初你幹麼不作貧下中農呢？
我媽說“咱們家祖上也是很窮的呀”。當然在農村我也是拚命的幹，所以當地農民對我印象還是挺好的，但那個地方很苦，因為是在黃土高坡上，苦到甚麼程度呢？沒有水，比如說你要上井裡打一桶水，那個井多深哪？36丈，用長繩子打摝摝到水那兒，一個小伙子不停地掏那個水，20多分鐘、半個小時才弄一桶水上來，就可想而知那個地方有多苦，所以為甚麼那時候把我發配到那個地方去。
主持人：那個時候您在農村待了幾年？您是甚麼時候返回城市的呢？
賈甲：那個時候我大約待到73年、74年，那個時候22、23了吧，在農村待了三、四年了吧，也就在天津的時候我認識一個音樂家，是我一個同學住在天津歌舞劇院這院裡面，一個小時候的朋友，在天津的小學同學。
有一次我找他的時候，從歌舞劇院正出來幾個音樂家，後來他就拉我過來跟我介紹一下“這是我同學小賈”，並告訴我說，他是山西人，是中國著名音樂家，就見過那一次面。
後來我到山西的時候，因為我要到太原，我去看了看他，去找他，正好在家，結果我一過去跟人家一說話，人家就認出了“哎，你是天津那個小賈吧”，就認識我，說：“哎呀，日後幫助幫助這孩子，看能找到事嗎？”現在我能理解，大了一些，當時我沒能理解。
我在農村待了三、四年之後，突然有一天我接了一封信，他們拿那封信說，你山西有個晉東南歌舞團你到那兒去，他們應該給你點事兒做做。
我接了信才知道那兒有個山西長治市，那邊有個直接領導的這麼一個樣板戲劇團，後來它改名稱叫晉東南歌舞團。我看了以後，高興得了不起，能進那個樣板戲劇團，自己好美喔。
但是一想自己從沒正規訓練過，連他們晉東南地區政委當時一看這個音樂家寫來的信，非常重視，趕緊跟有關部門就寫信聯繫，他們當時有人跟我說，你看你是願意去地委就是要進黨政機關呢？還是願意進樣板戲劇團呢？他們在徵求我意見。
我當然願意去黨政機關啦，去那兒當官多好咧，我內心當然想；可是我想“喲，這怎麼可能呢？”我出身反革命，我一出去哪裏，肯定調我檔案，一看又暴露了，算了吧。我趕緊改口，說我去二劇組吧，去二劇組很好啊，只要能讓我進去，連玩帶彈、帶唱的，還給錢哪，
主持人：那你有沒有這方面的特長呢？
賈甲：以前小時候在家就喜歡、業餘喜歡，尤其受我爸爸影響。我爸爸也喜歡唱，也喜歡樂器呀。我爸爸也是喜歡拉提琴呀、鋼琴呀，所以我小時候也是非常喜歡。
因為我在那兒工作了一段，人家都是非常正規的樣板戲劇團，把我插到那裏頭，我以前從來沒有受過正規訓練，所以到那裏很活受，人家說我不是這個料。
當然因為我有這麼一位知名的音樂家介紹去，他們又不敢不要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待著待著也學了點樂器，叫我學大提琴；我給你這個管，你吹吹練練；你當個話劇演員吧，沒辦法我們轟不走你，你能幹幹這個嘛、你能幹幹那個嘛。
所以他那個部門樂器我幹過、唱歌我幹過，演員也幹過呀、作曲也幹過，甚麼都幹過，賣聯繫我也幹過，他們就讓我試。因為我有這個“大招牌”，他們不敢開除我。
主持人：山西晉東南歌舞團好像關貴敏當年不就是在那兒嗎？那你有認識關貴敏嗎？
賈甲：這個還是後話，可是自從我接觸這些人之後，我發覺他們有很多薄弱環節，在管理上、操作上、在文藝舞台的運作上、在政策管理上存在很多問題；雖然是這樣，但是我一想不行的，就給他寫音樂部門應該怎樣管理這個樂隊，當然儘管我沒有學，但是我後來在那裏待十年，樂器各方面就都知道了，所以我從那裏開始，沒有多久，基本上把所有晉東南、長治所有的文藝團體怎麼樣的建設，怎麼規劃未來的走向，我已經全部給他寫上。
主持人：交給上級？
賈甲：交給他們，給了我們文化局，文化局看這東西太驚訝了，“好傢伙，寫得好、寫得好！”接著就交給宣傳部長，宣傳部長叫楊金花，我記得很清楚。楊金花馬上一看，驚訝得“好，這誰寫的？寫得好，正是咱們需要的，咱們晉東南文藝走向應該怎樣”。趕緊把我叫去，就說準備準備，明天去河南學習。
所以我在那兒就開始寫。
主持人：寫這個企業管理。
賈甲：他們就說小賈有這個本事，是個當官的料。慢慢的我就開始去地委給人送材料，文藝方面的。我經常去地委，慢慢和地委就熟了。因為當時這歌舞團就在這大樓旁邊，這個宣傳部長也都知道，所以慢慢的地委黨政機關領導都認識了。這個也找我，那個也找我，讓我寫工業，寫工業我怎會寫不了呢！我們就是管企業的，我們家有好幾個。
後來在歌舞團時，我都看了管理的書，沒事就看，沒事就琢磨這個東西，這歌舞團從那時開始大家都說，這小子真行。真了不起，所以我在團裡名聲就起來了。他們對我非常的尊敬。
後來我不是經常去地委嗎？地委的農業部叫我寫材料，寫怎樣管理農業，誰都叫我寫。工業也叫我寫，因為他們都是地委，但是當官的管理工業、管理各部門。我想我多給他們寫東西，所以我整個寫完之後，就有人說，賈甲寫”萬言書”，所謂的”萬言書”就是各個部門、單位管理都寫出來了。真了不得。
從那之後，我就慢慢學管理，就慢慢開始成名了。大家基本上就都知道我了。
主持人：終於有出頭之日了？
賈甲：對，但是後來地委之後，黨政機關隨著共產黨鄧小平、劉少奇、毛澤東、華國鋒這些人之間的矛盾也就影響到下面各級的黨政機關的矛盾，也分成兩大派。可是這兩大派，晉東南地委也有兩大派，這兩大派都願意拉我，可是後來這兩派鬧得很僵硬的時候，不知甚麼原因就想來迫害我了，後來發現我出身是反革命，這樣我的身份就暴露了。
這也是我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這兩派人收留、接納地富反壞右派份子，當時四人幫插入我地區的黑手企圖篡黨奪權，不是在瞎說，我就被抓成反革命了。
主持人：你爸爸是反革命？後來你又成了反革命？
賈甲：就是那個意思，二次坐牢就是這樣。
主持人：接下來賈甲的命運又是如何呢？由於時間的關係，今天只能先聊到這裡，下集繼續由賈甲告訴我們接下來又發生了甚麼，好了，您不要忘記收看收聽，我們下回再見！
（據新唐人電視台《細語人生》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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