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美中战略对抗持续升高，北京高喊“自主可控”之际，中共医疗体系却存在一项难以摆脱的对美依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月23日刊出的深度调查指出，中共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白蛋白消费国，超过六成供应来自海外，而进口产品所使用的血浆原料均采集自美国。这项攸关病患生命的供应链弱点，背后牵动的不只是美中地缘政治角力，更可追溯至1990年代河南“血浆经济”酿成的大规模爱滋感染悲剧，以及此后形成的严格采浆制度与长期供需失衡。30多年后，当北京力推医药自主，中共国关键血浆制品却仍高度仰赖其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凸显一场历史血祸留下的制度后遗症。
七个月收入 只够换72瓶救命药
中共国河南省44岁超商员工葛兰（Ge Lan，音译）的母亲接受胃癌手术后，治疗期间需要输注人血白蛋白（Human Albumin）。这种由人类血浆制成的淡黄色血液制品，每瓶10克售价约46美元（约人民币310元），成为葛兰一家沉重的医疗负担。
短短两个月，葛兰的母亲就使用了72瓶人血白蛋白，总费用约3,300美元，相当于葛兰整整七个月的收入。若非亲戚伸出援手，这笔庞大的医疗支出将让她难以负荷。葛兰一家的遭遇，也折射出中共国部分普通家庭面对重病时，医疗费用可能带来的沉重经济压力。
人血白蛋白是人体血浆中含量最丰富的蛋白质，相关制剂被广泛用于特定重症、烧伤、肝病及手术等临床情境。中共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人血白蛋白消费市场，然而国内血浆采集与供应长期难以满足需求，超过六成白蛋白供应仰赖海外。对一个力推医药产业“自主可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这项攸关重症医疗的血浆制品至今仍高度依赖进口，也暴露出中共医疗供应链一道难以回避的结构性缺口。
官方催生“血浆经济” 河南酿爱滋血祸
中共国今日血浆供应不足与高度依赖进口的困境，背后埋著一段由官方政策、地方利益与监管失灵共同酿成的血腥历史。1980年代中期，全球爱滋病危机蔓延，北京为防堵HIV经由境外血液制品进入中共国，开始严格限制相关产品进口，人血白蛋白则成为少数例外。进口大门收紧后，中共转而加速建立本土血浆产业，一场日后震撼中共国农村的公共卫生灾难，也由此埋下伏笔。
到了1990年代，河南地方政府及卫生部门大力发展采血、采浆产业。在贫困农村，人的血液被转化为可以快速变现的商品，收入微薄的农民则成为庞大的血浆来源。对许多生活拮据的家庭而言，伸出手臂卖一次血，便能换得一笔难以拒绝的现金。随著地方政府推动、血站迅速扩张，一条以农民血液换取经济利益的“血浆经济”快速成形。
真正的灾难，正是在这套逐利的采浆模式下发生。当时部分血站为了提高采浆效率，先从多名卖血者身上抽血，再将血液集中处理，分离出可以出售的血浆；剩余的血球成分则输回卖血者体内，让他们能较快恢复，日后再次卖浆。然而，在缺乏基本感染控制的情况下，多人的血液可能在处理过程中遭到混合，一旦其中有人感染HIV，受污染的血液成分便可能在回输时将病毒传给其他原本健康的卖血者。不洁针具及其他不安全操作，更进一步扩大感染风险。原本被地方官员视为创收工具的“血浆经济”，最终成为病毒在贫困农村蔓延的危险管道，许多靠卖血维生的农民，也因此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1996年，河南医师高耀洁接触到因受污染血液而感染HIV/AIDS的病例，此后开始追查并揭露这场血祸。随著疫情真相逐步浮出水面，河南官方在1990年代后期陆续关闭政府主导的采血站。然而，血站可以关闭，灾难造成的后果却已无法逆转。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疫情曝光后，部分地方当局并非全力公开真相、追究责任，反而对追查疫情的医师、记者与爱滋病倡议人士施加监控、阻挠甚至拘留。高耀洁本人也因长期揭露河南血祸而承受巨大政治压力，晚年最终离开中共国。
这场血祸留下的，不只是数以万计的感染者与破碎家庭，也重创了中国社会对卖血与采浆体系的信任。灾难曝光后，北京被迫整顿失控的血液产业、提高安全标准；然而，30多年过去，中国仍未建立足以满足庞大需求的本土血浆供应体系，采浆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缺口长期存在。昔日，官方推动的“血浆经济”在监管失灵下酿成爱滋血祸；今日，北京高喊医药“自主可控”，攸关重症医疗的人血白蛋白却仍高度依赖进口。从河南血祸到今日的供应困局，改变的是政策与口号，未能消失的，则是这套体制留下的深层后遗症。
血祸后遗症未解 采浆制度困在旧框架
河南血祸不仅夺走无数人的健康与生命，也重创中共社会对卖血与血浆采集的信任。昔日地方政府鼓励农民靠卖血换取收入，最终却因失控的采浆方式酿成大规模HIV感染；这段惨痛历史，也让血液与血浆产业长期背负难以摆脱的污名。对许多曾亲历或听闻血祸的民众而言，卖血不再只是换取收入的方式，而与感染、疾病甚至死亡的记忆紧密相连。
然而，社会信任崩塌只是问题的一面。血祸之后，北京大幅整顿血液制品产业并强化安全监管，防止类似灾难重演本属必要；但专家与业界人士指出，此后形成的高度行政管制，也长期限制了中共国血浆采集体系的扩张。例如，单采血浆站只能在获准地区设立，捐浆者资格亦受到地域与户籍等条件限制，使人口庞大的中共国始终难以建立与需求相匹配的血浆供应规模。
这种落差尤其鲜明。根据CNN引述专家估计，中共国目前仅约150万至300万名活跃血浆捐献者；相比之下，人口不到中共国四分之一的美国，血浆捐献者规模估计约400万人。换言之，中共拥有庞大人口与全球最大的人血白蛋白需求，能够支撑血浆制品产业的活跃捐浆人口却远未形成相应规模。
更具反差的是，业界人士向CNN指出，中共国许多领域的监管制度多年来持续改革并逐渐与国际接轨，但血液制品监管仍被形容为“停留在1980至1990年代的水平”。30多年前，失控的“血浆经济”曾在监管失灵下酿成血祸；30多年后，中共面对的问题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确保血液安全之外，一套高度受限、改革缓慢的采浆体系，始终无法提供足以满足庞大医疗需求的本土血浆。历史留下的恐惧与制度留下的瓶颈彼此交缠，也让中共对进口血浆制品的依赖至今难以摆脱。
战略命脉外露 中共关键血浆高度依赖美国
本土血浆长期供不应求，使中共不得不依靠海外填补人血白蛋白缺口。根据中共国家及浙江药品监管机构研究人员2024年的分析，中共国超过60%的人血白蛋白供应来自海外制造商，而这些进口产品所使用的血浆原料全部采集自美国。美国目前供应全球约70%的血浆，这意味著在这项攸关重症医疗的关键血浆制品上，中共最大的海外供应来源，其原料命脉高度集中于北京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这种高度集中的供应来源，也暴露出中共医疗供应链的战略脆弱性。一旦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或再次发生疫情、物流中断等重大危机，美国血浆供应的任何波动，都可能迅速传导至中共国市场。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血浆采集受到冲击，美国2020年血浆捐献量一度下降约19%；与此同时，中共国对人血白蛋白等血浆制品需求激增，市场出现供应紧张与价格上涨，部分患者甚至难以取得所需药物，提前暴露了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的风险。
这也揭开北京难以回避的战略矛盾：一方面，北京近年不断强调供应链安全与关键产业“自主可控”；另一方面，身为全球最大人血白蛋白市场的中共国，至今仍高度仰赖来自美国的血浆原料。真正的问题并非美国已经“卡住中共的脖子”，而是中共多年来始终未能填补自身血浆供应缺口，以致攸关医疗安全的关键原料，暴露在美中对抗与全球供应链震荡的双重风险之下。
北京寻求“去美国血浆” 新技术仍难解近忧
面对血浆原料高度依赖美国的风险，北京近年开始加快扩充本土供应，一方面批准增设采浆站，另一方面寻求以生物科技降低对人类血浆的依赖。2025年，中共批准全球首款水稻源重组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上市，利用基因工程让水稻成为生产人血白蛋白的“生物反应器”，不再需要从人体血浆中提取。开发商武汉禾元生物宣称，随著新产能投产，未来总产能可望提高至130吨，理论上可替代约四分之一的进口人血白蛋白。
然而，这项被寄予“国产替代”厚望的新技术，目前仍难以撼动中共对进口血浆制品的依赖。现阶段，水稻源重组人血白蛋白获准的适应症仅限于肝硬化造成的低白蛋白血症，与传统人血白蛋白广泛的临床使用范围仍有明显差距；所谓替代四分之一进口量，也只是建立在未来产能扩张上的企业预估，而非已经实现的供应能力。临床研究虽显示这项新技术具有潜力，但要扩大适应症、产能与市场使用，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这也凸显北京推动医药“自主可控”面临的现实落差：新技术或许能成为降低对美国血浆依赖的一条出路，却无法在短期内填补庞大的供应缺口。若中共无法同步改革长期受限的采浆体系、扩大安全而稳定的本土供应，并修复河南血祸留下的社会信任裂痕，单靠一项新技术仍不足以扭转结构性困局。在北京找到真正可大规模取代进口血浆的方案之前，中共国人血白蛋白市场对美国血浆原料的高度依赖，仍将是其医疗供应链难以回避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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