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座人造古镇冷冷清清。（视频截图）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金欣综合报导）今年十一长假期间，中国出游人次规模庞大，但是，曾经风光一时的“人造古镇”已经毫无吸引力，游客稀少，商铺关停。有数据显示，在过去8年，中国人造古镇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下同），目前绝大多数都变成了等死废墟。这是习近平时代特有的“集中力量办蠢事”的典型例子。
2800人造古镇存活不足300
近来，大陆网络流传多则拍摄人造古镇的视频在中国社交网络流传，这些视频的共同点都在吐槽花费重金打造的人造古镇游客稀少，冷冷清清，很多店铺也门可罗雀。有博主在视频中吐槽：很多古镇的保安比游客还多。还有视频表示：“500亿砸出一片空城，真相扎心。”
据百度热搜的消息显示，过去8年，中国人造古镇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
根据中国古城与文化研究院及相关文旅统计，全国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古城、古镇及仿古景区超过2800座。其中，乌镇、古北水镇等这些经营比较好的，形成成熟商业闭环的头部古镇占比约在5%～10%；勉强维持平衡或出现轻微亏损的占比约在40%～45%；经营出现严重亏损，甚至是空城，有的经营进入破产重组，这些约占45%～50%，其中包括张家界大庸古城、贵州独山水司楼等。
《经济日报》2025年7月29日的消息显示，全国人造景区至今存活下来的不足300个。
借古镇之名 行地产之实模式失效
百度热搜将这些人造古镇经营不善的原因归结为“重地产、轻运营”模式。
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省级新闻综合客户端平台“大象新闻”引述一些业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早期有很多人造古镇并不是为了通过旅游来盈利而进行设计的。在业内有一个术语叫作“文旅勾地”，就是通过开发文旅古镇来作为企业的包装，然后向地方政府争取土地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相应的政策支持。
业内人士进一步解释说，古镇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区，而真正能带来收益的是围绕著古镇所建设起来的各种住宅小区、商业街以及公寓等设施。通过古镇这个概念来提升周围土地的价值，并且将这些房产出售以获得资金回笼是许多项目快速实现资金周转的一种方式。
真正的古镇具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生活气息，让人想去“避世住几天”；而人造古镇只有空洞的外壳，游客逛两个小时拍几张照片就走，绝不会去第二次。
另外，很多大V也在百度发表评论表示：人造古镇建筑雷同、招商雷同，缺乏独特性，游客“看一座等于看百座”；而且，人造古镇缺少当地特色及本土生活气息，这些纯粹靠“硬水泥仿古”的景区已难以吸引当下的游客。
比如，张家界大庸古城建设花费了24亿，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建筑风格融合了明清建筑元素与土家族特色。当初定位称要打造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文化旅游新标杆。
但大庸古城自2021年6月试营业以来持续亏损，从2021年到2024年，四年累计亏损达10.8亿元，唯一一个经营性盈利项目是停车场。
人造古镇确实曾经风光过、欢歌笑语过，但因为缺乏真实的文化根基与可持续的商业逻辑，那份繁华不过是一场靠巨额资本砸出来的“泡沫昙花”罢了。
习政府特色：“集中力量办蠢事”
全国遍地的人造古镇主要起因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与利益寻租”；但习政府主导下的“高度集权与缺乏制衡”的体制环境，客观上放大了这种“集中力量办蠢事”的规模与代价。
习近平政府高调宣传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在于政府主导、资源快速动员、跨部门协调与大资金砸入。人造古镇的爆发式建设完全符合这一运行模式。
许多人造古镇并非单纯的企业商业行为，而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双重点工程”或政绩工程。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审批权、划拨土地、协调银行贷款与地方国投（国资平台），在极短时间内（有的甚至立项到开工仅几个月）快速调动数十亿资金。
动辄投入 20 亿至 50 亿人民币，强行平地起高楼，在几千亩的土地上凭空造出一座“千年古镇”。这种短期内集中资本与工程力量的能力，正是行政指令型体制的典型特征。
官员集体闷声发大财
贪腐遍地的中共官场，动辄数十亿或上百亿元的投资大项目能够快速推进，与层层官员迫不及待地从中下黑手瓜分国家资金、集体“闷声发大财”有关。
人造古镇从土地划拨、招标投标、规划变更、工程分包、资金拨付……每一个环节都是巨大的资金周转。无论项目未来能不能赚钱，工程款在建造阶段就已经掏空并瓜分完毕。
巨大政绩项目使得官员个人获得了政治政绩（建成了宏伟的项目），而暗箱操作更能得到巨额回报（暗度陈仓的回扣与灰色收入），剩下的巨额债务和烂尾风险则全由地方财政、银行与后任官员承担。
正如民间戏言所说：“工程一响，黄金万两；项目一落，口袋掏空。” 当官员和奸商个人收益远大于违法成本，且代价由国家也就是全国纳税人承担，官员无需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集中力量办蠢事”就变成了中共官场的常态操作。
这些项目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留下了巨额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银行不良贷款，最终需要地方财政和韭菜们来买单。
虽然人造古镇不是中央直接指挥盖的，但习政府的治国理念和体制重塑，确实为“集中力量办傻事”提供了极大的制度土壤，这也是中共执政的特色之一。
在习政府时代，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被显著强化，媒体监督、民间质疑、学者反对以及地方人大的监督空间被大幅压缩。
决策者听不到真话：在“不妄议中央”和极度强调政治忠诚的氛围下，不论是中央级别的大项目，还是地方“一把手”的主导项目，反对意见很难发声，导致错误的决策无法在早期被叫停。所以中国遍地都可以看到投入天文数字资金，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烂尾工程。
例如，习近平亲自拍板的“雄安鬼城”：雄安新区号称“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投入数千亿巨资，但由于违反区域经济的自然规律（强行以行政力量去引导人口和产业），其商业活力与预期相去甚远，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巨型“烂尾工程”。
又比如“十万亿”芯片大跃进：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拨款数千亿振兴半导体，结果引发各地骗补狂潮，大量造芯项目破产，多名主导官员因严重腐败落马。
还有“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部分项目因政治算计大于经济可行性，导致高额不良债务与多国项目停滞。
上述项目都是习近平政府高调主导的大项目。但是收益强差人意，都成为习近平政府“集中力量办蠢事”的典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