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潘汉年与红色汉奸关露之死(图)
 
李子木
 
2022年6月21日发表
 



被中共牺牲掉的潘汉年与关露。



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关露手笔。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李子木综合报导)这是两个鼎鼎大名的近代历史人物,潘汉年与关露,他们都是中共在抗战期间被充分使用的为中共联日反蒋、卖国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又都是中共非法建政后被残酷封口的典型例子。

抗战期间, 潘汉年奉中共之命冒死成为中共与侵华日军、日伪政权联系的交通员。关露被中共强迫做公开的「红色汉奸」,打入日本人圈子,收取情报,这两位隐蔽战线的「功臣」,在中共非法建政后一个被秘密打入深牢大狱,监禁至死,另一个经历了无数次残酷革命运动,直到白发苍苍之时才被宣布「平反」,随后饮药自尽。

《九评共产党》中有这么一段话: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 潘汉年北京开会 遭秘密逮捕

中共夺权后,潘汉年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

1955年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携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看望到北京开会的夏衍和潘汉年,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饭后,夏衍和潘汉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晚上8点左右,潘汉年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楼下有人找。

他以为又有什么人来看望,于是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来到一间小客厅后,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出现了,罗当场宣布逮捕审查令,几个荷枪实弹的便衣干警一拥而上,「陪着」不知所措的潘汉年急急走出北京饭店大门,上了等在门口的一辆小汽车,迅速离去。

被抓当晚,那辆小汽车直接把潘汉年拉到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进监狱两天后,4月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了,希望与他有来往的各代表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陈毅还说:「潘汉年被捕之事,对外要严格保密,并统一口径。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潘有紧急任务出国了。」

为什么潘汉年都被送进监狱了却不敢公开讲是「内奸」呢?原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最大的与侵华日军勾结的内奸,而派去与侵华日军秘密联系的联络员是潘汉年。

潘汉年在功德林监狱里被关押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他又被移送到那里,成了秦城的第一批政治犯。

1963年1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对他秘密开庭审判。助理审判员彭树华在《潘汉年案审判亲历》一文中回忆:审判前就已经知道结果,因为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过,「这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也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过场而已。

潘汉年的罪名有三个:内奸、特务、反革命。

彭树华说:「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审判后一个月,潘获得假释,他带着「刑释管制份子」的身份,被转移到了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劳改农场。

● 文革期间 被判无期徒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妻子江青的指令下潘汉年夫妇再次被关入秦城监狱。三个月内,潘汉年遭到47次突击审讯。一个多月后,为了审讯他在中共当政后的「罪行」,38天内他又被「连续作战」41次。

经过近3年的审讯和大规模内查外调后,专案组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罪行审查」和「判刑意见」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报告经江青转呈毛泽东之后,毛圈阅同意。

1975年5月,已经在秦城监狱八年多的潘汉年夫妇,被押解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由于缺乏医疗,营养又差,年近七旬的潘汉年肝病迅速恶化,又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

1977年2月底,他卧床不起,被化名「萧淑安」送到湖南省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的4月14日,潘汉年去世,终年71岁。

潘汉年被监禁至死,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怕他把抗战时期中共与侵华日军勾结的秘密吐露出来。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和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书中引用确凿可靠的证据,揭露了不少历史内幕,包括中共派遣高级特工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和日军参谋总部在南京的间谍机构「梅机关」,与这些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等等。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1939年,潘汉年和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会见后,在另一名中共特工袁殊的陪同下,到南京与「梅机关」首脑影佐祯昭见面。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所以对他特别重视,不仅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住。

据「中国军网」在2016年刊出的「军事解密」系列文章,日本间谍机构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双方会谈三天,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日军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都获得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打下基础。

潘汉年被监禁至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奉命会见汪伪政权的头目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潘汉年两次前往会面。

第一次,是他到南京见「梅机关」的首脑影佐后,通过影佐跟汪精卫见了面。影佐的公开身份是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这件事,日本间谍岩井英一在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有详细记录。

第二次:1943年,潘汉年在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陪同下会见汪精卫。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由李士群直接指挥。潘汉年与这个特务机关也有联络。20世纪40年代,他和李士群多次会面。

根据中共领导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

● 潘汉年是中共的替罪羊

有朋友可能听不明白了,潘汉年是「奉命行事」,怎么却被自己的组织定罪了?因为,毛泽东要掩盖他定下的「联日反蒋」决策,让潘替中共背黑锅,同时让潘闭嘴。

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他们向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谢说: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泽东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另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录达三十多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罗青长回忆说,「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然而,这种「肯定」换来什么?假如当初,潘汉年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还将被卸磨杀驴,他还会如此卖命地当这个「红色特工」吗?

中国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邪教,你一旦加入此党,即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它要求党员绝对牺牲,无条件服从,将个人意志完全交给组织,而组织则冷酷无情,对党员可利用则利用,无可利用则弃如敝屣,甚至肆意蹂躏践踏置之死地。女共产党员关露(1907──1982)悲惨的一生是最好一例。

关露生于1907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关露1932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剧。

●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1937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1939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密电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在大后方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1942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在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1945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 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3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冬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这一年关露75岁。△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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