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92年从莫斯科叛逃韩国的平壤大学高级教授金向熙，曾任金正日和其外侄们的家庭教师，后定居美国。他曾到处巡回做反对金氏家族三代世袭的报告。比如1994年5月叛逃到韩国的康明道乃是时任朝鲜政务院总理姜成山的女婿，他向韩国透露的基层军情最多，包括朝鲜在日本的间谍网络及各种恐怖主义和朝鲜是否具有原子打击能力等等。此后，他成了朝鲜问题专家，专门揭露金正日身边两位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与吴克烈的争斗。

而1997年2月时在北京走进韩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的原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朝鲜劳动党书记与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被称为“主体教父”的黄长烨则在流亡到韩国后，加入反金日成主义的组织，主张推翻金正日政权，并终其一生为之努力。他是朝鲜至今叛逃到韩国的最高级官员。

如果将朝鲜的这些叛逃者与毗邻且有着同样体制的中共的叛逃者相比，应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事实上，从中共建政开始，就有不少中国人、包括中共官员走上了叛逃之路。而“叛逃者”长长的名单因为中共的刻意掩盖，迄今无法为外界所尽知。

不过，从已知的叛逃者名单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出若干让中共头疼的叛逃者，其中对中共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林彪、王立军，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刘连昆、俞强声、徐峻平等。

1971年，作为毛的接班人的林彪的出逃，不仅给了毛和中共沉重的打击，而且首次将毛和文革的真面目呈现在民众面前。可以说，自林彪叛逃后，毛的元气就再也没有恢复，直至死去。而在今年2月投奔美成都领馆的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将中共高层机密材料交给美方后，中共高层博弈日趋白热化，迄今都没有尘埃落定。如果说林彪的叛逃酿成的中共危机，依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暂时缓解，那么，王立军此番引发的中共党内危机单靠有限的政治改革是无法解决的，中共很可能要付出解体的代价。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将二者相提并论的原因，即他们的叛逃均引发了中共自身的危机。

而刘连昆、俞强声等叛逃事件虽然给中共在某些方面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但却没有引发中共自身的危机，因此属于次一等让中共头疼的叛逃者。

刘连昆，中共军队总后勤部机械部主任，少将军衔，从1992到1999年间出卖大量军事情报给台湾，直接造成中共1996年夺取彭湖外岛计划的流产。其后与下属大校邵振中一同被中共秘密处死。

俞强声，为现任上海市市长俞正声的哥哥，原国家安全部处长。1985年，俞强声叛逃美国，导致潜伏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达三十多年的中共间谍金无怠被捕。金无怠希望中共把他救回去，但中共坚决否认金无怠为中共间谍，其终于绝望自杀。

徐峻平，中共军队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军衔。2001年叛逃至美国。据悉，徐峻平在北京外交圈很有名，专门负责联络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并在中美高层会议中任翻译。他掌握了大量海外情报系统机密材料，其严重性远比外界报导的要大。据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披露：“他带去（给美国）的情况，不是中国导弹有多少枚，精度有多少这类的技术情报，而是领导人的性格，决策习惯和决策方式。”

此外，像1983年8月驾机投奔韩国后转投台湾的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亦在中共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应。据说，他是源于对中共的反感，而寻机叛逃的，其叛逃后在宿舍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类似的还有六四后叛逃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新华社原副社长郑华等。

上述背叛中共的有不少是高官，背叛者或是不堪忍受中共的迫害，或是对中共的残暴深恶痛绝，或是因权力争斗，或是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而走上了叛逃之路。笔者相信，如果中共和朝鲜的专制统治不结束，包括高官在内的叛逃者就绝不会中止他们的脚步。

（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