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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昨天，几个朋友聊天谈起SARS，一位朋友在聊天时问我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政府曾经为了阻止某个传染病的流行而将原发地那个村庄灭绝了的事。我说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不是说中共做不出这样的事来，59年在西藏，75年在云南沙甸，89年在新疆喀什，被灭绝的何止几个村庄！我是说中共是不肖去做这样的麻烦事的。下一纸命令不许报道不是简单得多吗？ 此次SARS流行，完全是由中国当局隐瞒病情造成的，这一点从世界卫生组织到各国政府民众都有共识，不用我多说。那么责任在谁呢？ 是中国的卫生部门吗？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其实中国的医疗机构有非常完善的传染病早期报警系统。每个医院都有传染病报告卡片，一旦发现传染病可疑病例，医院一级要求必须在当天上报。即使第一例SARS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到广东好几个地区流行并传染到医护人员时，按照中国现有的传染病报警系统，不仅是广东省卫生厅，就是中央卫生部也早就知道了。对SARS的报道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流行病学的问题，而是百分之百的制度和政治问题。 六四以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越来越严重，报喜不报忧就成了维持政权的必要条件。远的不说，看看这几年对重大灾难的报道就一目了然。江河决堤报道成了军民奋勇抢险，几起爆炸案报道成了警方神速破案，任何天灾我们在新闻里只能看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的关怀”。学生大批中毒，我们看到的却是领导到医院去指示“一定要尽力抢救”之类的废话。灾难本身呢？不见了。由于这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要在这部机器里生存就必须撒谎。“数字出官”是谁也不想否认的事实。特别是这几年，只有溜须拍马欺上瞒下撒谎造假才能升官。掩盖真相已经不是有意识的行为而是官场上的一种习惯和本能了。 由于封锁消息而造成SARS的出口并在海外流行，这种事有没有可能避免？我以为，只要维持表面稳定还是当权者的首要任务，只要中共还能声称在“代表”什么人，这种事就不可能避免。因为前者是操纵媒体的必要性而后者是其合法性。中共从这件事可能吸取的唯一教训是，下次把谎再撒园一点。 如若不信，请看以下事实，这是在中共迫于压力和国际社会取“合作态度”以后发生的： 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抵达广州开始进行考察的当天,广州市内的警察在强迫戴口罩的行人把口罩脱掉，以便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面前营造安全气氛。（无独有偶，上海和深圳的官员正在教育当地居民口罩是怎样危害人体健康的。上海一位朋友来电话说，政府告诉他们，戴口罩会影响呼吸，为了保证通气，就会用力去呼吸，就会吸进更多的病毒。这位女士问，你们不是告诉我们没有病毒吗？既然没有，哪来的更多？） 4月3日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对媒体宣称中国政府已很认真处理SARS问题，病情的扩散也已在控制中。他说北京有十二个SARS病例，其中有三人死于此病。（不过随后北京301医院医生蒋彦永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北京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就有6人死亡。我当然相信蒋医生的数字，而且我这个人不愿把人想得太坏，当然愿意相信张文康撒谎不是出于本能或习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4月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变种衣原体可能是今次非典型肺炎疫症的病源，并可望于下星期公布新特效药的研究成果。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研究所首席专家洪涛指出，测试过10种医治非典型肺炎的新特效药，初步显示其中6种有效，但仍须进行较大规模的测试，预料下周可有公布。（这么短时间找到一种特效药已是奇迹，一下子找到六种，是不是太快了？建议分几批公布，可以看上去更真实。）在对抗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中心已紧急订购两部P3移动实验室设备，以加快对病因的研究。（病情已控制，特效药都有了，还有什么病因可研究的？不过，有人似乎不同意这种说法。4月11日，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锺南山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病还未有效控制住，包括在香港。” “这个病的病源还没有弄清楚，所以怎能说这个病已经受到控制呢？” ） 4月10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国到4月9日为止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人数为1290人，其中55人死亡。马晓伟说，目前报告的病例包括了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的确诊病例。（这个讲话充分留有余地，“确诊”这个词用绝了。以后揭露出来的不实数据都可归入“未确诊”类。刚才又看见中新网报道说，中国非典型肺炎研究大突破，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不知诊断标准是是衣原体还是冠状病毒，特效药是对什么特效？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永远是“大突破”“成功”之类的好消息呢？哪怕这次突破是对上次突破的彻底否定。） 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宣称研制出过滤不良手机简讯技术。我们都知道，今年手机的“最不良短讯”就是民间传播关于“非典型性肺炎”消息的。（研制单位就是研究“法轮功内容审查系统”的那个HNC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研究院） 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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