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再也经不起暴风雨的摧残
 
2002-5-31
 
【人民报消息】我在阿丽公司楼下,徘徊了整整两个小时,仍然没去见她。不是缺乏勇气,而是害怕勾起她对往昔的回忆,从此再不能平静地生活。           

阿丽是我大学时的女朋友,靓丽活泼、温婉多情,是许多男生的梦中情人。她不仅漂亮,也多才多艺。我们相爱不久,她考取了日本一家大学,准备东渡扶桑学习服装设计。但是,阿丽是个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女孩。她深知,被千山万水阻隔的两颗心,不可能真正相爱。为了爱情,她毅然放弃了这次东洋之行。

我曾经发誓要用整个身心爱她,以全部的生命庇护她。但是不久我就自食其言了。

1989年“学潮”爆发后,我被不可遏制的洪流推到了运动的前列。阿丽曾深深地忧虑过。她说,枪打出头鸟,也许不会等到秋后,共产党就会与我们算总帐。“5.19”戒严后,她的忧虑日甚一日。为了阻止我继续投入运动之中,她用尽了一个女孩的所有武器--柔情和眼泪--,最后索性装病住进了医院。我深爱阿丽,但我同样深爱我灾难深重的祖国。我看了看病中的女孩,轻轻说声“对不起”,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身后,传来她肝肠寸断的哭泣。

阿丽是个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的女孩。因为关心我的安危,她跳下病床,如影相随地跟我到了西安学生运动的中心--新城广场--,默默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六四”大镇压后,我被当局列上黑名单。她又跟着我亡命于川、滇两省的山林间。我希望在中、缅边境寻找一条安全通道。但阿丽到云南后水土不适,一病不起。1989年12月底,我只好护送她回西安。几天后,我的行踪暴露,被当局逮捕。

我入狱后,西安市公安局的人隔三差五找阿丽了解情况。她不胜烦恼。阿丽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阿明,你离开我后,我犹如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走过今后的岁月。更让我深感痛苦的是,公安局的人经常找我的麻烦。天知道,我对你做的事真的是一无所知啊!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周围的同事也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不愿与我接近,仿佛我是一个不洁的女人。”看了这封信,我非常担心柔弱的阿丽不能战胜暂时的困难。我对提审人员说,我愿意“交待”所有的问题,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停止对我女朋友的骚扰。一个叫周晓文的家伙,拍着胸脯说从来没有为难过阿丽。事实上,这个家伙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骚扰“犯人”的妻子或女友。甚至在我的案子已经审结后,他还多次借故找到阿丽,说些非常肉麻的话。就是这个周晓文,因为镇压“89学运”有“突出”表现,很快就从一名普通侦察员升为处长。

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发生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当局决定加大打击力度。我的久拖不决的案子迅速进入起诉、审判程序。开庭那天,阿丽一袭白色长裙赶来旁听。当我被宣判10年有期徒刑时,阿丽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向我,两个穷签极恶的法警扑向她,象老鹰抓小鸡似地把她抓了出去。那是一个耻辱的时刻。1991年9月21日上午12时,我无助地看着阿丽在我的眼前消失,从此未睹伊人面。

1992年10月,我被送到监狱执行刑罚,从朋友那里听说她结婚了。我为她欣慰,但更多的是伤感。我给她写了封长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1998年9月20日,我获释出狱。我迫切想见到朝思梦想的阿丽。朋友却告诉我她病了,也许不会认出我。

“她患的是什么病?”我心里一紧,害怕我的担忧成为事实。

“精神分裂症。”朋友悲伤地答道。

“天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仰天长叹,却只得打消去看她的念头。

2001年4月中旬,我到西安公干,硬着头皮去看望了阿丽的父母。从他们悠悠的诉说里,我了解到一些阿丽患病的情况。她从法院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将自己封闭在家里,拒绝与他人交往。一开始,她的父母没太在意,以为她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突然一天,她又哭又闹,并将我的衣服和照片全部撕毁。家人感到不妙,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检查。阿丽不幸被宣判患了精神分裂症。她在西安市安康医院治疗半年后,病情基本稳定。出院后,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经过短暂的恋爱后,他们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993年,他们的女儿出世,孩子仅3个月时,阿丽再次患病,不得不又住进医院。

她母亲最后说道:“阿丽刚发病时,我们恨得你要死:如果不是你当年一意孤行,我们好好的女儿怎么会成为今天这般模样呢?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认识到你也是悲剧的牺牲品。你的青春不也是埋葬到高墙电网里了吗?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好,本来见见面也没有什么。但是,阿丽现在仍靠吃药、打针保住,再也经受不住任何刺激了。希望你理解我们的苦衷。”

但是,我太渴望见阿丽一面了。我不顾一切赶到她的公司。我在楼下整整徘徊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转载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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