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北京發生以學生爲主體的學潮及要求民主的示威運動，我當時爲四年級應屆畢業生。在學潮期間，我作爲體院的學生會幹部，積極參與、投入了這埸運動。89 年 6 月 3 日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從這天夜晚戒嚴部隊在北京市區開始大屠殺，直到 6 月 4 日凌晨，我們始終靜坐在廣場紀念碑周圍，當時各高校學生約有四千人。

「六．四」凌晨 2 時許，從北京郊區衝殺過來的各路戒嚴部隊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周圍，在坦克開道及軍隊驅趕下，靜坐的學生大約從 4 時左右懷着悲憤、沉痛的心情和平、有秩序地從廣場東南角撤離紀念碑周圍，當時我走在隊伍的後面。從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經前門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樂廳附近一條南北走向連接前門西大街及西長安街的路），然後拐上西長安街繼續向西行。此時已近黎明，約 6 時左右，學生隊伍靠西長安街左側（南側）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車道上。當我們剛拐上西長安街行至六部口時，突然從人羣背後射出許多毒氣彈，頓時在學生隊伍中炸開了，有一顆就在我身邊爆炸，傾刻間，一團直徑大約 2 至 3 米的濃煙籠罩了我們。走在我身邊的一位女學生，在毒氣燻嗆下，加上驚嚇，突然昏倒了，我便趕緊抱起這位站立不穩的女學生向路邊轉移。正在這時，我發現一輛坦克正快速由東向西朝學生隊伍衝殺過來，於是我奮力將這位女學生推向人行道邊的護欄。一眨眼，這時坦克已貼近人行道邊逼近我的身邊，坦克的大炮筒彷彿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閃不及，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着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我奮力掙脫出來滾到了路邊，但這時我已經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來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學生送到積水壇醫院去搶救的，在醫院施行雙腿截肢手術。我的右大腿上部叄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下 5 公分處截肢。

我在醫院療傷至89 年 6 月 24 日，大約在 6 月 11 日，西城區公安分局對我進行了調查備案。出院回校後，我又繼續受到校方長達幾個月的詢問和清查，他們要我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我的拒絕。被我救護的那位女學生（本院低年級學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認了這一殘酷的事實。我由於不願與校方合作，校方遲遲不給作結論，最後取消了我的畢業分配。但我當時並沒有離開北京，1992 年 3 月，我代表北京市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叄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並取得兩項冠軍，獲兩項遠南地區最好成績。後來，我因在北京生活無着，在一同鄉大姐的幫助下去海口謀生，一直至今。

1994 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我理應在全國選拔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後因我的傷殘原因（「六．四」事件中致殘）被無理取消了參加比賽的機會。此事在 1994 年 9 月 5 日的《紐約時報》有詳細採訪報道。

在海口的這幾年中，地方公安部門一直把我當做監控對象。1995 年 5 月底因有一些「六．四」民運人士來海口我處相聚，我的住所受到公安人員的無理搜查，所有人被拘捕，從此我的正常生活常常受到公安的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上門盤問，給我在海口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

傷愈後，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傷害和巨大精神創傷。

方政（1999.2.21）

江澤民就是這樣踩着「六四」民主人士的白骨登上了黨總書記寶座的，江澤民三位一體的紅頂子是志士仁人的鮮血染成的！十三年過去了，這個挺着九十公斤臭爛肉的黨總書記還賴着不肯下臺，想繼續魚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