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中黄世仁向杨白老逼债，演出一场悲壮的故事，那也是在春节期间。从个别事件的法律角度看，那是债权债务关系引起的悲惨结局，是有钱的地主向穷人逼债。地主要追债，穷人无钱偿还，只好用躲债的手段。但是俗话说“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富人要过年，穷人也要过年。杨白老以为过年期间黄世仁不会追债，谁知道没人性的黄世仁竟然也不放过大年初一。

春节期间中国的腐败就不同了，不是谁来逼债，而是周俞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过年是办事的大好机会，想升官的想发财的大有人在。过年送红包送礼是人之常情，但问题就出在“量”上。十块钱的红包给小孩没人以为那有什么问题，就算给上级领导或长辈送两瓶酒两条烟什么的，大家也都认为属于正常范围内的事。甚至有的红包上百元、千元可能都是正常。有一年春节，我到深圳一个局长家里拜年，给他的小孩红包也就是100元，但我的小孩也同样收了人家100元，彼此彼此。当局长的也同样要给人家红包，不过他的红包不是自己准备的，都是人家送来他再转手送出去。有些港商、台商或地方的资本家、商人送给局长小孩的红包不好意思太少，一头“黄牛”（港币1000元一张）也属于正常。我在那里看著，这局长不小心也将装著1000元的红包当成100元送了出去，他送给的人还不一定认识，哈哈！

如果这红包是10万元，是100万元，甚至更多，那就不是上面所说的普通的红包，量变到一定的度，就必然引起质变。曾有人告诉我，他春节拜年送礼，小车尾厢里装满了钞票，串一个门就送一箱钱，那是什么概念？科长想升处长的，包工头想接工程的，走私分子想让海关放行的，商人想逃税的，投资者、房地产老板想弄块好地的，……，那行贿者就要有针对性的塞红包，数量要根据自己得到的利益多少来把握。平常日子虽然也一样行贿，但是这过年更名正言顺，而受贿者也觉得新安理得。当然这是一种心态，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心态。

赵本山小品里演的给乡长送“王八”，那也是要求人办事。一个农民为了有好收成，也必须送礼。农民毕竟太穷，不可能送大钱。但是他还是掂量自己所办的事情值多少钱，才送多少礼。一个乡长收农民的礼，也不可能象省长、市长、局长所收的礼。地位不同。送礼物件不同，当然有等级差别。但行贿的本质是一样的，虽然赵本山送的“王八”还不构成犯罪。我们不能给小品里的赵本山定行贿罪名，那是有法律尺度衡量的。但是现实中的那些大亨、商人、资本家等也不可能象赵本山一样送“王八”，他们送的礼往往就构成犯罪。

春节就要到了，党政机关的人哪里还有心工作，主要精力放在怎样过个好年上来。尤其是那些腐败官员，正在盘算今年能收多少礼。那些行贿者也已经在策划送礼的物件，准备好了“礼品”。春节期间的腐败正在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