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走出這個怪圈嗎?
 
鄂豫邊人
 
2002-12-23
 
【人民報消息】把1949年後的中國與前蘇聯相比,可以發現一些有意思的東西。

1,1949年至1957年5月(以反右派運動為界)之前的毛澤東前期,大致相當於蘇俄的列寧時期;

2,從反右到1978年(以毛逝世前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及其凡是派的淡出為界)的毛澤東後期,相當於蘇聯的斯大林時代;

3,從1979年鄧小平掌握大權到1994年(以鄧小平健康狀況惡化為界)的鄧小平時代,相當於蘇聯的赫魯曉夫時代;

4,從1994年至今的江澤民時代,相當於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

這是一個簡單的類比,但有傳神之處。

毛澤東是中共和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主要象徵,與列寧的地位相似,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理論體系,與列寧主義的正統地位相似,五七年前的毛也象列寧一樣,以他的存在而維持著黨的表面團結,維持著革命的激情和烏托邦式的信仰;但是,從1957年反右開始,毛澤東對人民實施高度政治控制、以階級斗爭和繼續革命為旗號掀起黨內的內斗,煽動對他本人的瘋狂的個人崇拜,就像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和個人崇拜一樣,不僅使共產黨的團結蕩然無存,也使大眾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灰飛煙滅。毛從革命領袖變成十足的專制暴君,當他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偏離斯大林主義的時候,卻正是他的統治模式接近斯大林的時候,事實上他是比較刻意地想成為斯大林式的獨裁者的,他不僅想當中國的斯大林,也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角色垂涎欲滴,這正是中蘇分裂的內在原因之一。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摧毀了斯大林的崇高形象,象變魔術一樣把偉大領袖還原成了一個惡棍,儘管如此,黨仍然是崇高神聖的,因為蘇聯的黨還有未經玷污的列寧的神靈和光輝可資利用。但對於鄧小平來講,從毛的噩夢中走出來的辦法只能是將正確的毛澤東與錯誤的毛澤東、早期的毛澤東與晚年的毛澤東截然分開,否則黨和軍隊都將因毛而蒙羞、從誕生起就帶有毛的原罪。鄧使政治氣氛變得相對輕鬆、經濟體系變得相對自由、對外關係變得相對緩和,凡此種種,與赫魯曉夫的改革類似,但鄧小平走得更遠一些。鄧小平比赫魯曉夫幸運,因為鄧的周圍全是晚年毛澤東的受害者,是鄧的志同道合者,而赫魯曉夫周圍卻全都曾經是斯大林時代的寵兒(斯大林的受害者全都進了墳墓),沒有人能象指責赫魯曉夫一樣地指責鄧小平「你當時在幹什麼」,鄧小平因他的文革受難者形象贏得了更大的權威,而赫魯曉夫沒有這筆財富。

赫魯曉夫垮臺後,蘇聯進入暮氣沈沈、缺乏色彩、黯淡無光、乏善可陳的勃列日涅夫時期。在那時的蘇聯,外強中幹的特點已經很明顯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已經破滅,對社會主義的變革又已經中止,黨的專政和獨裁依靠慣性來持續,統治集團失去了所有的信仰,只一味以維持統治、強化權力為目標,掌權就是一切,一切為了掌權,黨成為官僚集團的培訓基地和特權階層的大本營,黨靠消耗和透支國家財富的方法贖買特權階級的忠誠,靠難以為繼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來保障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安全。所以蘇聯的忽然解體,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就早已做好了準備的。

中國的江澤民時代比起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儘管經濟社會的許多方面明顯不同,但統治方式、政治面貌卻極其神似。靠盜竊私分國有資產穩定大官僚階層,靠默許基層官員盤剝工人農民穩定政權根基,江澤民沒有任何真正稱得上理論或信念的東西,只有赤裸裸的貪欲、權欲。江澤民時代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然以權貴者的利益為依歸,如果還有其它的政策,也必然是沒打算真正執行或者根本執行不下去的。給農民減負總是越減越負、反腐肅貪總是愈反愈貪,說起來象真的、做起來象兒戲,只有打法輪功、抓反對派、防和平演變、保祖宗江山是毫不含糊,做的比說的不知還要狠許多倍。

中國在鄧小平南巡以後已經明確無誤地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實行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經濟體制,江澤民時代深化了官僚與資本的聯盟,這是最糟糕的資本主義,權貴們不僅敢於瓜分國有資產,也不憚於偷竊銀行儲戶和股市股民的財產,除了造成極不公正的兩極分化、地區差異、階層對立的現狀之外,也為中國的將來埋下仇恨的種子和社會衝突的根源。

正如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已經呈現出明顯的末世特徵一樣,中國的江澤民時代也正以罕見的速度積累著矛盾、衝突和仇恨。按官方的統計數據,經濟在高速增長,但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經濟的增長如果不全是假數據的話,那這種經濟增長也似乎永遠與他們的利益無關而只與政府官員和老板們的利益有關,靠GDP數據來安撫百姓的效果看來已經到頭了,江澤民能奉獻難人民的除了GDP增長率以外還有什麼呢?空話、假話、大話、官話,對普通百姓是沒有意義的,穩定人心穩定權位只剩下最後的一條辦法,就是乞靈於嚴密的政治控制,保持高壓,中斷鄧小平時代斷斷續續的政治體制改革,並試圖部分地向毛澤東時代靠攏。

在政治控制和權謀之術方面,勃列日涅夫時代繼承赫魯曉夫的東西少而繼承斯大林的東西多,同樣的,我們發現,江澤民時代也有這個特點。江澤民對毛澤東思想並無真實感情,對毛的經濟制度也沒有興趣,但他顯然對毛澤東思想的巨大權威、對毛的個人威望和說一不二的統治手段傾心嚮往、心儀已久,他本來沒有搞個人崇拜的資格,但他搞得不三不四、不亦樂乎,他本來沒有任何理論建樹,也壓根兒沒有理論修養,但他隔三岔五拋出一個「三講」、「以德治國」、「三個代表」的所謂理論,用毛澤東搞思想改造的方式推向全國,他推動反和平演變和打擊法輪功用的完全是毛式的「運動」方式,模仿毛澤東給政治局寫信的方法發動打擊法輪功運動,幸而中國今日已經搞不起「群眾運動」了,他只能搞「官方運動」。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江澤民的髮型、系褲腰帶的位置、走路的德性也在向毛澤東東施效顰,他總不致於認為毛的權威來自於腰帶吧?江澤民的戲子本能可能經常在暗示他扮演毛澤東的角色,時代不同了,所以畫虎不成反類犬。

勃列日涅夫之後是戈爾巴喬夫,中國會有戈爾巴喬夫嗎?如果有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人民來說,是福還是禍?目前談論這個話題似乎為時尚早,因為胡錦濤雖然接任中共的總書記,但江澤民時代尚未完結。對於江澤民時代的晚期,中國人民已不必再抱任何的希望,但人民希望看到一個比戈爾巴喬夫更積極、更開明、更有能力、更富魄力的新一代領導人,既從戈氏的經驗、也從戈氏的教訓中學會把中國更平衡地引入現代民主社會。從現狀來看,中國共產黨也許不可能儲存和提供這樣一位異數人才,那麼,江澤民以後的時代又會是怎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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