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的一個什麼東西一出來，黨軍政就層層表態擁護，也讓人想起1976年春那次天安門事件後的那個發明。我當時就奇怪，要定它「反革命事件」，你去定不就完了嗎，幹嗎非要叫各地召開羣衆大會、黨政軍領導人表態擁護不可呢？不到一年就明白了：那是因爲他們已覺出腳底下不穩，心裏發虛，這才要大張聲勢。

中國的現實，總是比中國人裏最善於想象的人的想象還要神出鬼沒，無奇不有。關於可能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事，十年前就有人議論了。然而都以爲那將是從底層開始的社會動亂。誰想得到它竟然和上回一樣，在最上層揭幕呢？《開放》月刊七月號已經報道，江澤民早就對將軍們說過「黨內有個人野心家」，現在證實了。六月上旬在張萬年主持下召開了一次中央軍委會議，通過了一個212決議，中心是「五個堅決擁護」和「十個堅決反對」。擁護什麼就不用說了。反對的十種人，太羅嗦，後來在四總部黨委和海軍、空軍、二炮司令部黨委的會議上減縮爲「五種人物」：原形畢露的個人野心家，假辯證唯物主義者，社會機會主義者，教條主義頑固派，分裂勢力代表。後四種人其實是陪襯，主要對象就是一種：個人野心家，睡在江主席身旁的赫魯曉夫也。總參謀長傅全有在講話裏就把這「五種人物」其實是「一種人物」的畫像勾畫得更清楚了：「這五種人物，部門有，地方有，中央領導班子裏也有。他們的共同特徵是：把自己打扮成改革開放的先驅，人民的父母官，社會民意代表，廉潔的表率，黨紀法制的化身，」這麼一說，一個人的形象就在腦子裏冒出來了。還怕大家不明白，後來四總、空軍黨委和國防大學黨委的會議上，在深入學習三個代表的發言中，就指名道姓地指出了中紀委書記尉健行，責問說：「尉健行的權力怎能凌駕於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之上？」我立即爲這位哈爾濱老鄉捏一把冷汗，又慶幸他身上沒有把柄，不然的話，也就省事多了：再揪出個陳希同就是了。再一想，一個老實巴交的好人，怎麼會成爲江澤民的眼中釘呢？一連串舊事便浮現出來。看來中紀委幾次爲抗議江澤民對腐敗的包庇縱容而集體辭職，女包公劉麗英悲觀絕望到每天用麻將打發日子等等都不是訛傳了。這就是說在反腐敗問題上，死心眼兒的尉健行和江澤民不「保持一致」了。這就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廉潔的表率，黨紀法制的化身」之罪。不過又不僅如此。尉健行還管着一個全國總工會呢，那也是是非之地。尉健行對政、企腐敗造成幾千萬工人失業不能無動於衷。因而全總的機關報《工人日報》才敢接二連三出漏子惹總書記惱火。最近的一樁是報道尉健行在下層工會視察，說「工會也不能老是和黨保持一致」。江澤民追究下來，只能由報社檢討，代人受過。那句話尉健行多半是說了，可是有什麼錯呢？老「一致」，還要工會幹什麼？再說趙紫陽在1988年就把這幾十年的老大難給解決了：那年年底的全總代表大會上，明確規定工會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今後無論哪家國企裏發生罷工，工會只准站在工人一邊，決不許和廠長、黨委書記站在一起。這就是不能「保持一致」呀。江澤民一上來，全否了。胡耀邦時代最好的中宣部長、因而和他一起被搞掉的朱厚澤，這是被趙紫陽大膽起用爲總工會的實際上的一把手，也被拿掉了。這就是江澤民搞的幾大倒退之一。但是尉健行卻必須承擔「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父母官，社會民意的代表」的罪名。

那次軍人學習「三個代表」的發言裏，同時還點出了李瑞環；「你在政治局常委中不過只有一票，怎能擺出黨內和理論界新權威的架子！」別看此人是個小木匠出身，理論素養還真地比江澤民高出幾頭。還老有新點子。其實他才是「與時共進」和敢於創新呢。1986年夏季，他給天津文藝界做了個報告，一講就講了六個小時。萬里看了講稿，說論點超出了馬恩列斯毛。送給鄧小平看，那位問道：「是他自己寫的嗎？」萬答曰：「是。」因爲他知道李瑞環事先埋頭看了幾十部電影。這一來就在鄧那裏掛上號了，而萬里和胡耀邦是早就看中他的。這才會有六四後鄧有意讓他出任總書記，後來又叫他在政治局常委裏分管意識形態的事。別看常委裏誰的學歷都比他高出一大截，論眼光和見識，他是鶴立雞羣。他能服江澤民才怪呢，十幾年來他不時地唱點反調也就很自然了。在京都裏紛紛猜測到底誰是野心家的議論中，胡錦濤和曾慶紅也進入名單。胡錦濤以他的地位，就難逃野心家嫌疑。找他，投靠他和試圖影響他的人絕不會少。曾慶紅變成「野心家」就更有意義了。海外迄今對此人的評估未見得公道。有頭腦，有抱負是無疑的。他也不見得就沒給江澤民出過好主意。他對江失望，江覺他有二心是完全可能的。必須感謝江澤民，他終於使那個黑箱裂開一個縫。

這就不是一個江澤民下不下的問題了，因而才喚起寫這篇文章的興致。好幾年盤旋在心頭的一個疑問是：黨內還有「改革派」嗎？難道都給贖買了，或者都腐敗了？得到的回答就真有肯定的：「全完了，沒戲了！」更多的則是嘆息，說不是沒有，甚至說「沒人贊成江那一套。」但是「沒用啊。只能在自己那塊管區裏按良心辦點事吧。」這恐怕是估計過低了。回頭看幾次追查政治謠言、反對「串話」的指令和關於鎮壓軍內反對派組織的傳聞，都並非空穴來風了。

江澤民十三年來的主要政績，是把黨政軍上層「方方面面」都「擺平」，首先是抓贖買老幹部，讓他們養尊處優，子女各得其所，便寧願安享天年了。但是爲什麼又那麼不放心，連行動不便的元老都要監視和限制呢？八十年代中期，港刊也是鎖起來的，但四百多個單位訂閱，能看到的人還是不少。後來不行了。到不久前爲止，元老級還能看到所有港刊，近來忽然取消，只許看《廣角鏡》和《鏡報》了。這就和趙紫陽至今仍然必須軟禁一樣，只能是出於恐懼。從外面看，似乎只有李銳、胡績偉幾位老人說話和活動，勢單力薄，孤掌難鳴。那裏知道「五種人」是「部門有，地方有，中央領導班子裏也有」呢？在特務如麻、設備先進的條件下，權威部門的情報應該是最有權威的。共產黨人也是人，而且這個黨之所以作惡多端而又長壽不死，就因爲它把中國最優秀和最卑鄙的人都網羅進來了。那怕稍有良知，對觸目驚心的社會大分裂和大多數人的苦境，也不會無動於衷。因而李昌平才會看見中央和省裏來的幹部聽農民訴說艱辛時紛紛落淚。而李昌平因改革獲罪、被迫掛冠而去時，才會得到那麼多人的同情和幫助；屬於特權階層的省一級領導幹部才會有很多人也期望政治民主化；中央黨校裏這才會有此起彼伏的對政治改革的呼籲。湖南省幹部主張承認農村中帶頭人的農民領袖地位，認爲只能通過和他們的談判才能有效地解決農民的「鬧事」問題，以及這類文章居然能在新華社《半月談》（內部版）上刊出，和江西省委農工部把中央文件編印成冊向農民發行，以促進他們反對負擔過重的鬥爭，都反映黨的領導機關並不都和江澤民「保持一致」。有些國企領導幹部爲了工人有個活路，甚至發動工人去堵截公路進行抗爭。然而所有這類正直幹部的無論是激烈或溫和的改變現狀的企圖，一概受到江澤民集團的壓制和懲罰。這就必然使人們的眼光從江澤民身上轉移到別處了。

江澤民極力要把改革二十幾年來的成就都歸功於他和他的「三個代表」思想，也會給他帶來麻煩，因爲人們對近十三年的歷史還記憶猶新。1989－1992年本來是他有所開創、有所建樹的機會，那時鄧小平暫時撒手不管，江澤民有了比胡耀邦和趙紫陽更多的自由，但是他卻一頭栽到左派那邊去了。1997年鄧去世後，他的自由更多了，而自由這桿秤也就把一個人的真實價值給測量出來了。有兩個外國人可以比較。1956年蘇軍鎮壓布達佩斯起義後，卡達爾出任匈牙利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處境比江澤民在1989年要不利得多，因爲匈牙利的創傷更劇，又是外族鎮壓，而卡達爾本人又擔着個叛徒的惡名。但是他沒有退縮或投降，而是變劣勢爲優勢，向蘇聯爭得首先在東歐實行經濟自由化的自由，同時放寬文化控制和政治壓制，使匈牙利奇蹟般地逐步走向當年街頭浴血抗爭所追求而未能達到的目標。於是，匈牙利變成了社會主義集團中經濟最富裕、生活最自由的一個國家，而卡達爾也就從人人嫌惡的叛徒變爲受愛戴的領袖了。他終於實現了全國和解，匈牙利的黨還爲促進柏林牆的倒塌立下奇功：1989年打開邊境，讓東德遊客自由逃往西德，從而加速了東德的瓦解。而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匈牙利卻不怕自己人逃跑：每年出國旅遊人數達到人口的十分之一，無人不歸。若不是後來柏林牆倒塌帶來的鉅變，那時候匈牙利人事實上已無推翻現政權的要求。黨報《自由人民》在變天后幾年仍是匈牙利人最喜歡的報紙，而《人民日報》面目之可憎一如文革時期。這麼一比，江澤民和卡達爾之間的距離就一目了然了。卡達爾是朝前走，而江澤民卻是往後退。他當然也不是不想留一個有道明君的美名，有時也往前挪一步，但隨即慌忙後退。退到了什麼地方呢？若不是力不從心的話，政治上和文化上就已經回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一事爲證：文革時期中國人還有上訪的自由，而且正是那時候上訪才達到高峯。現在連這點自由也沒有了。在怨氣沖天、冤案無數，連前所未有的「羣體上訪」也達到最高峯時，「堅決打擊非法上訪」的大標語居然堂而皇之地張貼在大街小巷！北京倒是太平了，可是最後一個出氣口也就堵死了。

江澤民兼職之多，超過毛澤東，權不可謂不大矣。但再三貽誤時機，以致腐敗、冗員膨脹、兩極分化、黑社會當權等等弊端，無不是在這十三年中幾倍翻番、登峯造極。江澤民講話之多也打破毛、鄧的記錄，但沒一句自己的語言。縱觀他的當權史，只有一件事是富有他個人特點的突破，那就是鎮壓法輪功了。可惜又屬於「悔之晚矣」，恐怕早晚要翻案。卡達爾到了晚年，倒和江澤民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