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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曝光江泽民(四)──末政经济
都说江戏子会做“秀”，其实最大的“秀”不是别的，恰恰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繁荣稳定的假象。当然，要不这么“秀”著，恐怕整台戏早就唱不下去了——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将受到严重质疑。然而，也恰恰是这个“秀”，为了面子而不顾实质，为了短期而完全忽略长期，甚至为了吃蛋而不惜杀下蛋的鸡，最终连做“秀”者自己都会搭进去。也就应了那句话： “中国今天的统治集团是人类历史上最堕落的一个集团，既没有社会经济管理能力，同时连统治者的基本素质，就是为自己本阶级的长远和共同利益着想它都没有。” “秀”者，所谓“末政经济”是也。 江氏集团在十三年的权力发迹和争斗中，尤其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经济发展为名，实质是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渐进改革”中日益凸现的体制固疾，掩盖这个行将衰朽的神话，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当然那种动真格的改革实际是“革”现政体制的“命”，既得权利集团当然不肯轻易就范)，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经济表现。表现出来就是一味以GDP为目标的为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道德文化资源的疯狂的掠夺、破坏和腐蚀。短短十多年使用了所有手段压榨一切可压榨的老百姓，尤其是下层老百姓(约占全体民众的75%)，同时对官僚阶层大肆封官纵容(不到全部人口的5%) [1]。正是这样短视的暴政体制，才孳生出日益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贪官污吏盛行，毒害到社会肌体，使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备受摧残，以致形成经济表面越繁荣，官场愈堕落，民生愈疾苦，民心愈涣散的“怪圈”。无怪乎了解中国经济的学者们调侃道：中国的经济改革，好比是把一个轮子做成了方的，GOING NO WHERE（无处可去)。更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道：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输血”的基础之上，仅存的能维持死而不僵局面的一脉就是靠做“秀”而撑着门面骗来的大笔外资。 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关于中国统计做假问题的采访时说，“(中国)有很多问题单靠统计局是无法解决的，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问题”。[2] 试想行政命令要经济增长“七上八下”，“骗子人民共和国”[3] 里的人谁敢不上行下效呢？皇帝虽然没穿衣服，但是众口烁金，架不住人说呀，何况说的人从国内到国际，从媒体到课本，从政界到商家，可谓自欺者又欺人，不亦乐乎！ 好在还有几位研究中国经济多年的老外，愿意当“皇帝新装”里的小男孩，说出了这精致骗局中的令人称奇之处：1997到2000年间，官方经济增长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却下降了12.8% ，就业也逐年下降(如最近的五年期间，江政府使全国职工下岗多达四千八佰零七万人，相等于南韩一国人口)。投入下降，产出却稳步增长，此乃江集团统治下的一大奇观也。难怪香港CLSA经纪公司年度报告里说：“有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全球最快的‘数据’，其价值不抵用来写它们的纸”。“我们无法预测中国2002和2003年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缺乏最基本的统计信息来构造哪怕最粗糙的预测模型。” [4] 数据作假还是属于比较不高明的做“秀”手段。比较起来，它们背后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经济“事实”才更加有欺骗性。 蛋糕做不大时，有的人多得，就必然有人少得。这是常识。在短期利益目标的驱动下，但凡有掠夺财富的可能时，就不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因为前者来的痛快得多，尤其当被掠夺的对象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响时。那么，套用经济上的一个术语，在这场零和博奕中(意即蛋糕没有做大)，九亿农民就彻底地沦为了牺牲者。其次是城市下岗工人，他们都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构成了极不平衡的“权钱金字塔”下最广大的底座，占全国人口的75%左右，而他们只占有大陆私有财富的3.5% ~ 4%。[5] 到头来，那位被普遍认为最有作为的中央领导也只有一句毫无内容的感叹话作为总结：“中央欠农民的太多了。” [6] 借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却无人说明怎样偿还，甚至是还不还。 其实只要打着“国家”幌子的权贵阶级不再进一步“欠”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以穷困为名的中国农民目前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纳税人：仅以安徽省1998年为例，据最保守估算，全省农民各类负担是收入的8~9%；而同期全国最繁华的上海市，平均人均所得税只有4.7%。[7] 可叹的是中央还三令五申农民要减负，规定农民负担上限不得超过5%；而这个5%理想化得过了头，大家尽可以视其为最低下限，因为很多地方通常是15%以上，甚至还有些地方高达30~50%。“苛政猛于虎也”。然而更可悲的是，这些赖以养活中国的人群，没有任何的利益代言人：一个地方官可以为官不仁兼为富不仁，偶有仗义直言者还落得象李昌平一样丢官远走的命运。而最新一轮的压榨正在悄悄地进行：WTO条约中中国农业的开放程度要大大高于人们的预期，甚至高于一般国家水平。 可是不要忘记：中国的农民还做得了奴隶时，他们可以忍耐；可是当他们发现自己连奴隶都做不了时……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假设成为现实，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次同样的答案。 让我们目光上移，看看处在国内的中间阶层。这些20%左右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公务员等是属于“财富大刮分”中的搭便车者。他们的确享受了些许“好日子”。然而他们可能因此也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中产阶级”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他们既是权贵资本的盘刮对象，同时也会随时沦为体制内在不稳定的承受者——轻则承受民怨，比如下层百姓对连年公务员加薪的不满，重则是由于整体内在矛盾终于大爆发时的连坐者，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自一九九四年以来，个人所得税税收连年以六倍于GDP的速度增长，[8] 而个人所得税中，工薪阶层竟然占了大头。[9] 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钢性开支增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尤其是中下层的非法收刮。此为一证。另一个中产阶级难逃权贵资本对其洗劫的例子是： 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动员全国人民到股市里炒股。目的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已经烂帐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据说最内部的数据达到了60%。为了转嫁银行风险，就由政府出面号召全国人民炒股，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决无仅有的。其结果是许多机构大户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利用内部消息，不断地赚钱、转嫁风险，中小散户就不断地被套牢。国内2000年底“基金黑幕”事件引起轩然大波—— “猫腻”漏出来了，也就难怪有关方面那么紧张。 您不要以为这是偶一为之的权宜之计。其实中国宏观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在于它是系统性的明抢暗夺：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 不信我们可以算笔帐：[10] 97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主要是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财政赤字彪升。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资料：从1997到2002年短短的五年中，政府财政赤字翻了两番半，将高达3,098亿人民币，国债余额累计到了25,600亿元。这意味着每个国民平均负债2,000元人民币，换个方式计算就是中国一个三口之家平均负债6,000人民币。 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暂时不去研究这个数据包含了多少水分，我们仅仅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的总额高达22,898亿元。平均到了每个国民的身上就又增加了1760元人民币，一个三口之家的负债就又增加了5,280元人民币。(什么意思呢？通俗点的说法，25.37%坏帐意味着您每存10块钱进国有银行，有近3块是拿不回来的了) 此外还要算上银行未登记的外债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及“白条”尚有60,000亿人民币，而且不要忘记，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国债增长率，也许明年您的债务又增加了25%，或许是45%。都算在一块，一个三口之家负债不多，才43,617元人民币。 再让我们算一下您的国有资产：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每个国民的平均国有资产也只有2,534元人民币，每个三口之家拥有国有资产7,602元人民币。此外中国国民的每人还可以有244元人民币的外汇净储备，意即一个三口之家也可以增加732元人民币。 好，这下您就知道了：资债相抵，国有资产您不仅拿不到，你还需要在你个人的资产中要拿出10,761元人民币付债，换言之，每个三口之家的净负债是32,283元人民币。 这是怎样的“美好”日子呢？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雄踞在金字塔顶端的占总人口5%的“权贵阶层”。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城乡人口中不到1%，即四百八十万至五百万人，每人都家缠千万元以上财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亲属。这些暴富者构成中国的权贵，然而他们财路却着实不明，分起来大概有三条：[11] 第一条，八十年代中期至后期，官场操控经商，倒买倒卖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的批文，叫「空手盗」。 第三条，九十年代中期至二零零一年，操控、包揽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约，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留成、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佣」等。自去年国家主席在香港「财富论坛」上亲自把长子介绍给那些世界巨贾后，这类买卖做得最顺手的当然又是中国第一公子了。 从下看到上之后，我们还能短视地在这里人云亦云：“人民日子好过了”吗？ (二) 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一枝独秀”吗？[12]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中国管理层挣足了面子，并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但这一政策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的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也可以说，人为的外汇管制不过是上文中提到的权贵阶层洗劫社会财富的一次具体表现。因为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由于人民币坚挺，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被人为高估，这就限制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考虑到中下层人口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其实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中、高层收入者，尤其是高踞“权”“钱”金字塔尖顶的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比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同时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乃至资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符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三) 中国申奥“成功”了吗？[13] 能主办2008年奥运会，每个中国人都似乎应该引以为豪。不过我们将要为这点自豪而付出相当的代价。中国政府宣布要花费350亿美元来进行这次奥运会，并论证各类经济上的“好处”，这些所谓“好处”恐怕连炮制这些论点的人自己都不会真诚相信的。 论点一：“中国申办奥运会会使中国国民经济每年增长零点三个百分点” 亚洲金融危机中， 中国财政赤字政策对刺激经济起了决定性作用。 曾有多方估算过，认为该年的10,798亿元[14]支出促进了1.5%~2%的GDP增长。[15]既便照此类推(实际谁都知道在中国政策投资的效率低下， 这也是赤字政策要淡出的呼声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 ， 每年0.3%的增长率要至少每年1,500~2,000亿元的投资。设若350亿总投资平均在未来七年中，每年才只有50亿---投资效率一下猛涨到30~40倍。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哪里来的这么高的效率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政府还需要招商引资吗？我们相信全世界的资本都会争相恐后地跑到中国。 论点二：“北京市将因为申办奥运会而增加150万个工作岗位” 按照国际一般的规律，投资15万美元就可以制造一个就业机会。即使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以5万美元计算，350亿美元的投资，只能制造7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可以有投资350亿美元而制造150万个就业机会这样的经济奇迹，中国政府早就不应该再为国民的失业发愁——以目前的中国的资产投资，完全可以安排世界上全部的人员就业。 论点三： “在今后每年会有100万人到中国旅游” 且不说目前到中国去旅游的人数有多少，就是算每年又新增加了100万人到了中国，每人在中国消费二千美元，总金额不过是二十亿美元，扣除成本还剩下多少？以平均利润为20%计算，毛利润不过为四亿美元。7年总量不过28亿美元。可是您知道350亿的成本，光是利息就会有多少呢？ 等等等等。奥运，犹如APEC会议中上海浦江的礼花之夜景，虽漂亮，但终究不过昙花一现，表面文章而已。有谁想过那些钱是农民父老们多少年的收入呢？ (四) 我们应为中国入世而欢呼吗？ 中国入世谈判谈了15年之久，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终于在2001年九月份就通过了。欢呼之余，您有没有想过一点：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中国从上到下没有几个知道究竟WTO的条款是什么，老百姓到底有哪些责、权、利？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美国各大公司就着手研究、培训。而为什么中国人三个月后, 也就是协议正式生效后才看到非官方出版的中文版？ 这不是说WTO不重要——否则中国干嘛费那么大劲呢——是恰恰相反，WTO太重要了，重要到有关高层必须以瞒天过海之术来实现其中的巨大阴谋。一言以庇之，WTO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接受西方游戏规则及社会、法律体制的重要条约，然而所谓西方文明所能留给中国的位置则是以大概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沦为“世界工厂”中被压榨的奴工为代价的。这种压榨，不仅仅来源于西方资本家，最令人防不胜防的是本国权贵资本的在其中的联手：据说谈判中，美方曾要求加进保护环境和保护劳工权力的条款，然而却被中方一口拒绝了！可以说，今日的中共早已经蜕化为权贵利益政党，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话只能是“羊皮”一张——聊以披挂，以掩“狼”形而已。 有例为证：[14] 比如台商王永庆的在大陆的企业虐待中方工人，迟到了一分钟就罚他们站，还让脖子上挂一个3~4斤重的牌子，站在天桥上面几个小时，都有人昏倒。有好事者去帮忙打报不平，结果被慢条斯理地请到办公室坐，对面是一张大照片，是王永庆先生和他的太太与江泽民父子俩的合影，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处理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台湾的商人在台湾民主化以后是不敢做这种事情的，香港老板在他的本土上他也是不敢这样做的，那么为什么“桔生江北为枳”了呢？为什么西方大公司那么看好中国呢？因为中国没有象美国甚至港台一样成气候的劳工组织，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任由宰割……中国的权贵资本还从中帮忙，默许甚至协助了虐待工人的这种行为的存在，所以老外资本家们才如此有恃无恐。至于背后有私下交易，老百姓也不清楚，只是一条，根据计算，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受贿造成的损失从1996年以来逐年在上升，占中国GDP总份额的13~16%。 难怪有人认为，WTO并不是造成冲击的唯一原力——现存的体制才是。 1800年时，中国占世界总产值的33%，欧洲当时是28%，美国只有.8%；[15] 或许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中国近年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不过呢，考虑到中国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中有2~3个百分点是指生产出来的卖不出去的存货，三个百分点是指农业人口进城而带来的一次性增长，还有一个百分点是政府基建支出(一位老美经济学家告诉我，他在中国住的旅馆对面是一栋25层大楼，而整栋全是空的)---中国的有效增长率几乎是负的！至少中国的当家总理印证了这个结论。[16] 那么，中国政府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呢？ 对中国情况没法了解的老外经常被江泽民“秀”得晕头转向，觉得江泽民砸起钱来真是大手笔，比美国总统冲多了。 中共建国50周年的时候，本来政治局的决定是按照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办，但江泽民讲话了，“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主要算政治账，不要过于拘泥于经济账。”可不是吗？总书记亲自登台，不卯足了劲儿“秀”一下怎么行？于是呢，这一下子连大阅兵，带全国搞“献礼工程”一共扔进去1800多亿元人民币，够全体下岗职工两年生活费的。朱镕基不止一次说：“美国别说五十年大庆，就是百年大庆，它华盛顿敢这样搞吗？谁搞谁下台。” [17] 2001年，江泽民做东，在上海召开APEC会议，一次《今宵如此美丽》的焰火“秀”，又烧掉了300万美元。江泽民还连声说这钱花得“值得”，那时候他想必故意忘了中国有一亿农民一年的收入连500元人民币都不到。[18] 2002年7月，江泽民以1亿3000万美元援助瑙鲁，换取建交。[20] 中国向埃及提供各种援款共33笔，总金额约合11亿多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3亿元人民币。[21] 1999年，江泽民继续向南亚部分国家提供援助，同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政府签订了新的援助协议，新提供无偿援助1.38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1亿元人民币。[22] 1998年底，江泽民向蒙古提供了1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3] 2000年7月，江泽民向塔吉克斯坦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4] 2000年11月，江泽民向柬普寨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5] 2001年11月12日，江泽民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时，“为表达中国人民对卢旺达人民的友好情意，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向卢旺达政府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26] 1999年，中国答应向柬埔寨提供15亿人民币（大约2亿美元）的优惠信贷；4000万元人民币（大约500万美元）无偿援助。[27] 2002年5月，中国向阿富汗提供３０００万美元无偿援助。[28] 中国方面向白俄罗斯提供了1千万元人民币的人道援助；向摩尔多维亚提供了100多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向乌克兰提供1百多万美元的经济援助。[29] 2002年3月，江泽民再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30] 此外江泽民对于北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以及其他欧洲小国，还有南美及非洲国家的援助报道也不时见诸报端。 不知道读者读着这些数字的时候，做何感想，我的眼中不时浮现起的就是中国政府在做“希望工程”宣传时，那些因为交不起300元钱学费而失学的儿童的眼睛。还有就是河南艾滋村民们绝望的目光。 不过老江也不是傻瓜，花那些钱并不冤枉：君不见历年的联合国会议上，有关批判中国人权状况的动议都被搁置了吗？君不见今年美国还被我们踢出了人权委员会吗？这些没有人民币外交怎么能做到到呢？怎么能让咱们的权贵资本家们放心大胆地压榨老百姓呢？这种压榨，别说人权了，连精神到肉体都要牢牢的控制住才成呢。 (六) “青蛙效应” 这一切的进行都戴在 “渐进改革”的帽子下面。好象这一切由此而有了理由，一切也都可以以“国情若此”而无须由任何人来负责。身处其中，呼吸着日渐浮华和腐化的空气，似乎让人不得不想起那个著名的“青蛙效应”： 被“烫熟”的您猜是什么？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到中国旅游，吃惊的听到导游小姐讲起沈阳一贵族幼儿园一个月费用700美金，口吻还颇为羡慕，而对公立幼儿园不教娃娃电脑和英语，不屑一顾。不巧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搞劳工经济的，于是开始问他的导游小姐，现在大陆普通工厂里的工人工资是多少？小姐告诉了他一个数字。又问，那么中等的生活费用是多少？小姐又告诉他一个数字。这两个数字搁一块，老美经济学家觉得这似乎意味着广大的中国劳工兄弟们是过不上比较像样的日子的。如是发问，小姐倒是振振有词，答曰，谁让他们不受教育，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呢？于是再问，那么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又要多少钱。小姐再如实相告，这位老美更是纳闷：这么贵的教育，让普通劳工阶层如何消受得起？“这个，”小姐语塞一下，说，“他们总得想办法。” 一趟旅游回来，这位老美印象深刻的不是中国现今社会严重的不平等，而是国人对这种不平等的麻木不仁，和“有钱光荣，没钱可耻”的拜金观念。“我在中国碰到的每个人都认为腐败很成问题，但是他们对自己身在其中能得到好处时似乎就忘了，对这种制度性腐败却熟视无睹，很接受。”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眼睛被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烟雾弹”所掩盖了，我们的心灵被眼前既得的些微小利蒙蔽了，而我们的道德底线早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丧失了。 尤其严重的是处在社会中层的的知识分子、公务员、技术人员等，他们本身在改革这一社会财富大瓜分中受益。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甚至被自甘用来当枪使的所谓“经济学家”，尤其自称搞经济的学人们。不愿意沉默的“良知们”也只好转入地下或是去国离乡。因为在西方国家，是媒体监督政府，而在中国，则是政府监督媒体。最近中国国家主席眼中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不还雄心勃勃的要建成独立于国际互联网之外的中国网吗，其实尽可以将它称为“中国大监狱网”或是“袁世凯牌顺天时报网”——把当年办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报扩大成全国人民的版。 然而当这些“良心”们被这些从上至下的谎言慢慢烫熟时，你能想象社会是什么样吗？ 其实也不用想象，睁开眼看看就行。 前两天，终于有个蠢东西在各大报纸的头条，煞有介事的讲要“千方百计的解决失业问题”，好象只有十六大之前这问题才凸现出来，于是乎，大家都要靠做“秀”来解决： 这个“千方百计”包括对付工人、农民的抗议仍用大棒加一点点胡萝卜：中国人如果受到种种盘剥不作声沉默的时候，他还算人民，只要他们起来聚会抗议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那么立刻就成了敌人。从1995年以来每年500人以上的小规模骚乱大概都是5000起以上，去年高达8000多起。[31] 然而隐藏在这些数字下的事实是：与波兰团结工会不一样，中国的大众没有政治诉求，他们拉出的横幅标语只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每每结局是大棒打向工人领袖(抓去坐牢，能否活着出来都是问题)，而参与者得到“胡萝卜”，比如发几百块钱，尽管这“胡萝卜”是越来越小。然而令人心寒的是，江泽民当局长期的政治洗脑和人权犯罪，使百姓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当工人领袖坐牢出来后，却不会得到同伴如同当年的热情。 呜呼！是谁，偷走了中国人的良心？！当一个社会的基本正义感要靠政治口号来倡导和维系时，这个社会、这个统治者离它的末日还有多远？ 参考资料： [16] 何清涟，“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投资环境”，摘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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