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管怎样，看到临终前王老对看望他的朋友说，他很高兴看到邓小平先他而死，他到了地下也要同邓小平斗。我看了很受感动，这是一个战士战斗不息的精神，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这里的“革命”，有别于共产党的革命。因此当12月16日晚间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我同他说：“你不放过邓小平，我不放过江泽民。”这是我们不同辈分的“革命分工”吧。

王老临终前，我也回忆起最近几次耳闻目见的情况：

大概是1999年，辛灏年兄宴请来纽约的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我们夫妇叼陪末座，席上就有王老羊子夫妇，热闹起来，王老和金老都童心发作，席上大唱京戏。对王老的感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0年，李鹏、江泽民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民运和台湾朋友组织开车到李鹏住宿的华尔道夫酒店绕场示威。内子杨月清也开车，我们是白天去的，那是相当考验车技的，还要应付警察和便衣的干预；第二天看报，知道王老和羊子是晚上开车去的。以王老的年纪还亲自上阵，心里很感动。

2001年10月，辛灏年主持的<黄花岗>杂志创刊，王老也上台讲话，但是他的“台”同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站在讲台后面，而是主席台前面，拉近了他同与会者的距离，这该也是他很普罗化和感性化的一面。

再不久，刚在费城成立的中联发于纽约召开记者会，可能这个组织的激烈态度在民运圈中有争议，或者非周末的中午时间大家在忙，也可能没有通知好，至少我是前几个小时才接到通知，只能抽点空去听一下，迟到早退。那个场合除了中发联的自己人马和记者外，没有其他民运人士捧场，只见王老在那里洗耳恭听。可见他反对中共专制独裁政权的执著。

除了在纽约的接触外，其实同王老也神交已久。五十年代开始，在上海的报章上就看到过他的大名。但是真正的关注，是文革结束后他对中共的批判以及被中共的迫害。那时我已经在香港了。1986年底北京、上海爆发学生运动，记得12月底的香港<信报>发表两篇报导上海学生运动的文章，由于是上海来稿，报导了学运实情，颇引起外界重视，因为那时还没有传真机，遑论伊妹儿，稿子是托人带出来的，那时中港之间来往人不多，海关查得很严，携带“反动”文章有很大风险。果然当局后来严查，似乎是王老把底稿夹在废纸里卖给回收店时被查出来的。王老因此也同方励之、刘宾雁一起被邓小平钦点开除党籍。其后香港常有王老的消息，包括他的电话线给当局卡断等等。大概也就在那时，陆铿、胡菊人主持的<百姓>杂志，虽然经济上相当困难，还是给王老出书，作为永恒的历史记录。

1992年，王老获准赴美，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不久，他到澳洲访问，我所属的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也邀请他到香港访问，在香港呆了几天。在欢迎晚会上，王老表示了在回国后要竞逐民阵和民联合并后的主席职务，当时与会者对他的雄心壮志给予肯定的喝彩，但是轮到我上去讲话时持不同意见，这是当时我对民运内部的是是非非已经有所感觉，因此奉劝王老以古稀之年，不必□这个浑水。但是我讲完后王老再次出来讲话，表示他问鼎主席的决心不变。我当然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心想，喝彩的声音使他处于亢奋状态。当时我工作非常忙，没有参与对王老的接待工作，也没有时间同他个人多接触交换意见。现在看来，当时我对他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对颇为感性的王老来说，自然会有亢奋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同中共专制政权斗争的决心，要为此贡献他的毕生精力。这一点到临终前更得到充份的表达。

不久那个著名的民运华盛顿会议，闹出比我想像中更严重的分裂，局内人各说各话，我们局外人更搞不清楚了。想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是谁是民，谁是敌，又岂容易分清？但是民运内部缺乏宽容精神应该是分裂的主要原因。而王老的政治生命也从此走了下坡路。

1997年我们移居纽约以后，自然也听到有关王老的风言风语，我一向害怕卷入人际关系上的是是非非，因此对王老就没有个人之间的接触，更不要说是关心了，这也令我现在后悔不已。我认为民运之间缺乏宽容之心，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不是怪传话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们到新的地方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只怪自己没有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这些问题。

风言风语，有真有假，但是就是真，在王老的一生中，又占多大的比重？即使强大的中共为维护内部的团结，毛泽东不断要人们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支流和主流的关系，中共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还宣传“大部份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作贱自己？当然，民运的道德形象是很重要的问题，然而也应该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在高要求的同时，也应该多一点包容之心。何况持之以恒的同中共专政政权抗争，而不是想同中共进行利益交换，就是民运最崇高的道德形象，这是大节。对生活作风上也有高尚德形象的，我们更加崇敬，作为楷模，但是对有可以理解的瑕疵者，也不必挞而伐之。特别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首先面临生计的问题，又不熟悉海外的环境，如果有行差踏错，只要不是越陷越深，也不应揪住不放，当“敌我矛盾”处理。特别是我们没有生计问题的，容易“饱汉不知饿汉饥”。因此在强调民运的道德形象以凝聚道德力量时，也应该通过王老的逝世，强调民运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爱护，不但是政治上的关心，还包括生活上的关怀，特别是年纪渐大而又日渐丧失谋生能力者。

衷心希望民运除了刚性，也有柔性，特别是内部的柔性，不要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对付自己。多一点宽容才能增加团结，才能发展成长，悼念王老也才不至于停留在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