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黄万里遭际再显当权者的“德行”──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2001-8-28
 
【人民报消息】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爲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爲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爲“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麽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麽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著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爲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 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啓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爲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爲党所倚重的专家张光斗。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总管爲总理)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谈话的记录”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长江防洪。他说的是:“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麽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

张光斗只有硕士学位,而今是中国科学、工程双院士。

没有人敢爲黄万里正式出书。他的一本文集,是去世前夕,学生们自费筹资排印的。

记得胡适有一句话总括当权者的“德行”: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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