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3日，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以刑訊逼供罪，一審分別判處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政委秦伯聯、隊長寧興華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1年零6個月緩刑2年。這對於一隻腳已經邁進「鬼門關」、肉體和精神受到極度摧殘的杜培武來說，是一個勝利，但僅是一個令人辛酸的勝利。

　　這是一雙讓你不敢直視的眼睛————長久缺乏睡眠而變得有點紅，有無數道逼人的光，從這雙眼睛很深很深的地方直射過來。

　　讓他平靜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談及自己九死一生的故事時，他悄無聲息地翻出了厚厚的一沓「遺書」————那是一個無辜生命在走向刑場之前的哀鳴……

　　血案

　　［現在已經是3月底了，……我心裏雖然清楚自己是清白的、無辜的，卻只能眼睜睜地等着被冤死，而無法改變一審法庭主觀枉斷的結果……1999·３·２6］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圓通北路40號，警方發現了一輛被丟棄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車，車內有一男一女兩具屍體，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現場勘查後證實，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轄的路南縣(現爲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曉湘，兩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離開槍打死。

　　警方認定，殺人的兇器便是王俊波隨身佩帶的「七七」式手槍。槍支去向不明。

　　［今天是我被判死刑的第36天……死神即將來臨，生命就要逝去……全家人在爲我的冤案四處奔波……可想困難是如何之大，希望是如何之渺茫。1999·４·５］

　　1998年4月22日14時許，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尋找失蹤的妻子王曉湘，卻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直到此時，他才知道妻子王曉湘被殺害，而自己成了殺人嫌疑犯。

　　在專案組，杜培武經歷了連續10天10夜的審訊，審訊的主要手段是疲勞戰：不準睡覺。

　　審訊一無所獲。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單位戒毒所，由專人看管起來。

　　［今天是4月6日，省高級人民法院來對我進行了複覈，時間很短，我知道，我這個冤案再也沒有機會講話了，從今天開始，我隨時都可能離開人世。……

　　這到底是爲什麼？爲什麼？！我做鬼也不會放過那些製造冤假錯案的人，我到了陰間一定要找王曉湘問一問，到底是誰殺了他們？爲什麼要我來背這個黑鍋？……1999·４·６］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測謊。他坦然坐在那裏，看着他們把一條條導線連接在他的身體各處。

　　提問：「你殺人了嗎？」

　　「沒有！」

　　結論卻是「說謊」。

　　一男一女對杜培武不厭其煩地測了一整天，最後的綜合結論是杜培武在說謊————換句話說，杜培武將被當作殺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

　　案件的審理由此轉入殘酷的第二階段。

　　尊嚴被剝奪之後……

　　［現在，……我最放心不下的還是睿睿，這麼小就成了孤兒，他太可憐了，而且，我的冤案不知會對他的成長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死後，請父母把我的骨灰帶回山東老家，葬在爺爺奶奶的墳旁……1999·４·１2］

　　從測謊的當天晚上開始，辦案人員給杜培武戴上了腳鐐，喝令他交待殺害「二王」的犯罪過程。他們用手銬將杜的雙手呈「大」字形懸空吊在鐵門上，吊一段時間後，在腳下塞進一個凳子，以換取杜的「老實交待」。杜不斷地聲稱冤枉，這又被認爲是「負隅頑抗」，審訊人員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讓杜突然懸空，如此反覆……

　　這仍然不能令杜培武屈服。審訊人員又用高壓電警棍逐一電擊他的腳趾和手指。

　　那些審訊人員有的跟杜培武熟悉，他們在用刑的時候，冷冷地對杜培武說：「對不起了！」

　　這一幕並非發生在某個祕密場所，而是在公安局的大院裏上演，杜培武早已變了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使得許多正直的警察不寒而慄，他們中的有些人後來挺身而出，作爲指控秦伯聯等人刑訊逼供的證人。

　　［今天有又一批人「上路」了。從1998年7月19日我被送進來至今，已見到5批人「上路」了……面對這樣的情況，請家人把我最後穿的衣服準備好，送來給我……1999·４·１9］

　　酷刑下，杜培武被迫低下了不屈的頭顱，他開始「供述殺人的罪行」。

　　「爲了不捱打，我不僅要按照審訊者的要求說，而且儘可能地揣摩他們的意圖。」杜培武說。

　　編好了「殺人現場」，「殺人槍支」的下落卻苦了杜培武。他「交代」了一個地方，刑警們馬上就押着他去找，找不到就吊起來一頓毒打。杜培武絞盡腦汁想了一招————「槍被拆散，沿途扔了，扔到滇池裏去了……」

　　［我常在夢裏與家人相見，可家人的容貌越來越模糊，特別是睿睿，樣子就更模糊。爸、媽，是否能把家裏人的近照帶來讓我看看，我想，在我走之時，總要讓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家裏人的容貌吧。1999·４·２8］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專案組的其中一個小頭目警告說：「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

　　從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沒有睡過覺，「跪在地上回答問題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這個時候我才能緩一緩，補充一下體力。」

　　其間，杜培武於199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他認爲，從4月22日至7月2日一共70天被限制人身自由屬於非法拘禁。

　　這個時候，身爲警察的杜培武已經不像樣子了：目光呆滯，步履蹣跚，兩個手腕和雙腳踝均被手銬、腳鐐吊爛、化膿，手背烏黑，腫得像戴着拳擊手套似的。

　　幾天後，杜培武慢慢緩了過來，他寫好了《刑訊逼供控告書》，交給駐所檢察官範顯忠，這位檢察官當着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幹部的面，爲杜拍下4張傷情照片。這4張照片以後起了很大的作用。

　　11名刑偵技術人員出庭作證

　　［對於我的冤情，難道這個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辨別是非嗎？古時有個包青天，能斷天下冤案，今天的世上就沒有一個像包青天一樣的法官嗎？……1999·５.13］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杜培武故意殺人案。律師爲杜培武作了無罪辯護。

　　公訴機關指控杜培武的殺人動機是：「因懷疑其妻王曉湘與王俊波有不正當兩性關係，而對二人懷恨在心。」

　　令人關注的是，公訴方同時提供了偵查機關利用「高科技」手段獲得的證據：包括警犬氣味鑑別、泥土化學成分分析、「拉曼測試」(射擊火藥殘留物測試)等。稱其檢測物來源爲昌河面包車離合器踏板、油門踏板、剎車踏板上的泥土，與杜培武所穿鞋襪的氣味相一致；與其襯衣及衣袋上粘附的泥土痕跡、衣袋內一張100元人民幣上的泥土痕跡等爲同一類泥土；在其所穿襯衣右袖口處檢出軍用槍支射擊後附着的火藥殘留物。

　　據此，偵查和公訴機關認定杜曾駕駛過這輛微型面包車並且開過槍。

　　或許是要藉以展示超強的刑偵技術力量，控方指派11名工程師級的刑偵技術人員出庭作證。

　　但是，兩位辯護律師卻發現了破綻————在警方的《現場勘查筆錄》上，僅僅記載了離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跡遺留的泥土，並沒包括「剎車踏板」和「油門踏板」。那麼，這兩處的泥土從哪裏來的呢？

　　杜培武當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見的傷情，並強烈要求公訴人出示駐所檢察官拍攝的照片，以證明刑訊逼供事實的存在。但公訴人說，當時沒有拍過照片。

　　面對眼前的窘境，審判長宣佈休庭。

　　［這個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會認爲，被冤枉的人一定會不停地大聲喊冤，可是，當蒙冤者看到自己喊冤無人聽，也不起作用時，他還能做什麼？他只能默默地在心裏承受冤案帶來的一切沉重的精神負擔。1999·５·２3］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開庭。

　　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公訴機關弄來了一份《補充現場勘驗筆錄》，「補足」了原來沒有的「剎車踏板」和「油門踏板」的泥土記錄。

　　辯護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爲這種嚴重違反程序、恣意「創造證據」的行爲，恰恰說明本案根本就沒有證據！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訴人出示照片，這一次，公訴人說，照片找不到了。

　　見此情景，杜培武轉而對審判長說：「我還有他們刑訊逼供的證據！」只見他解開風衣，從褲子裏扯出了一套血跡斑斑的衣服，「這是我當時穿在身上被他們打爛的衣服！」審判長讓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糾纏這些問題了。」

　　在強烈的求生慾望驅使下，杜培武不顧一切地高聲申辯：「我沒有殺人！我受到了嚴刑逼供！……」審判長火了：「你說沒有殺人，你拿出證據來！」

　　「死亡倒計時」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腎臟賣掉，把錢留給睿睿，……本來，我想把眼角膜也賣掉，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在陰間我要睜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別是看到那些製造冤案的人遭到報應，受到懲罰。我始終堅信，是冤案總會查清的，只要天地還有公理，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後天地也會還我一個公道。1999·６·８］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一審判處杜培武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3月1日，審判長到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時說：「你現在把槍交出來，我改判你死緩。」

　　杜培武接過判決書，淚水模糊了雙眼。他都不相信事情真的會變成這樣。在無邊的絕望之中，杜培武彷彿聽到了「死亡倒計時」的鐘聲。他開始不停地寫遺書，期待有朝一日，世人能知道他被冤死的悲慘經歷。

　　他說，死亡的陰影緊緊地抓住他。極度的恐懼使他經常從惡夢中突然驚醒。只要一聽到鐵門的響聲，他就會渾身發抖，以爲要送他去刑場……

　　1999年10月20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據本案的具體情節和辯護人所提其他辯護意見有可採納之處」爲由，終審改判杜培武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杜培武隨後被投入雲南省第一監獄服刑。

　　［我一個無辜的家庭，一半毀在罪犯的手裏，一半毀在司法腐敗的手裏。蒙冤之後，卻要把洗脫罪名的希望寄託在真兇的身上，這是多麼的可悲！1999·８·６］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機關破獲以鐵路警察楊天勇爲首的特大殺人團伙案(楊等7人已被處決)。當楊天勇的保險櫃被打開後，此前辦理杜培武案件的有關人員頓時驚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槍，赫然躺在保險櫃裏！

　　據楊天勇等人供述，1998年4月20日晚上8時，他與滕典東、楊明才三人身着警服，駕車來到昆明市郊區的海埂，見一輛昌河牌微型面包車停在那裏，便自稱緝毒警察上前敲門，車內的王曉湘說：「我們也是公安局的。」楊天勇用一隻「五四」手槍指着，要銬他們，王曉湘不讓，要打電話給局長。楊明才一把奪過手機，將王曉湘、王俊波銬在車上，楊天勇搶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槍，用該槍將「二王」打死……

　　2000年7月11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再審判決，宣告杜培武無罪。

　　宣判那天，辯護律師楊松被請到監獄做杜培武的工作。「也沒有什麼反常的情緒，只是默默地流淚。實在太冤了！」楊松說。

　　［爸爸曾在法庭上告訴我，要相信法律。事實上，我自始至終對法律都是相信的。但是，對於執行法律的某些腐敗分子(也就是那些用暴力製造冤案的人)……1999·９·１0］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以刑訊逼供罪，一審分別判處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政委秦伯聯、隊長寧興華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1年零6個月緩刑2年。

　　據法醫鑑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處因吊打而形成的傷痕以及外傷導致的腦萎縮，構成輕傷。

　　賠償也是艱難的，按照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的國家賠償標準，杜只能獲得不足3萬元的賠償。

　　這位34歲的山東漢子，8歲時隨父母來到春城，1995年考入雲南省公安學校，與王俊波同在一個學員隊，王曉湘則比他低了一級。案發時，兒子睿睿還不到3歲。對於妻子與王俊波的婚外情，杜培武渾然不覺。

　　「恨她嗎？」「恨不起來。」杜培武拿出王曉湘的照片說，有時候，他會獨自到曉湘的墓前坐上一會兒，給她說說孩子的事情，告訴她兇手已經抓到了。「我想，她能聽到的……」

摘自(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