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继博讯新闻网4日首家报道艾滋病毒西瓜传言后,湖北《楚天都市报》再度登载“艾滋西瓜”消息。河南艾滋病群发事件,海外传媒多有报道,最近一则消息称:退休医生高耀洁,以个人力量帮助河南艾滋病患者,获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度“JonathanMann人道奖”,中共政府却不准其前往领奖,安南不得不表示遗憾。共产党政府按照所谓“三个代表”“标准”,不准领奖,封杀报道,甚至不准外国驻大陆记者采访报道。如今“艾滋西瓜”来了,中共可以封杀想封杀的一切,却禁不住口口相传。所以不得不“辟谣”,“谣”从何来?从“一个村一千多人卖血”为生,到辛苦种出的西瓜卖不出去,难道说真是因了“艾滋病”三个字吗?请看楚天都市报5日的“辟谣”报道:

“最近,十堰市城区出现一大怪现象:市民在炎热的夏天却不敢买西瓜降温。原来是谣言惹祸,谣言称:“河南某村部分在十几年前卖血不幸染上艾滋病,他们那里的西瓜有艾滋病毒。”

谣言主要是针对“河南西瓜”,自从谣言传入十堰,使全市西瓜立刻大批量滞销。一位瓜贩从河南花5000元贩了一车西瓜,不料运到十堰正赶上这个传言,眼睁睁地望着将要烂掉的西瓜叫苦不迭。就是本地瓜也无人敢买。

为此,笔者采访了十堰市生防疫站、市人民医院、太和医院等有关方面的专家。专家指出,艾滋病病毒只能在人体内依靠血液提供营养才能生存,一旦离开人体,最多一个小时就会死亡,且传播途径也十分有限,只有性接触、血液、母婴3种传染渠道,它在其它动物,如猪、羊体内难以生存,更不要说植物体内。因此,吃西瓜会染上艾滋病的说法毫无科学依据。(黄忠)”

附未曾来得及封杀的相关报道(3)

⑴《走访河南“艾滋病村”──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于去年12月12日赶到当地去采访……

◇村里十多个青年相继死去

河南上蔡县共有130多万农业人口,虽然土地不算贫瘠,但却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沉重帽子。记者到该县文楼村采访,这个行政村里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惧笼罩着,因为,继该村的一个中年妇女何玲因艾滋病于1999年6月死去后,村里又陆续有十多个青年人相继死去……

何玲丈夫对记者说:“何玲于1997年就开始犯病,当时,我不在家,她打电话对我说,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锅在家吃,刚吃完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于是就到对门的诊所打了一次点滴,这样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几个月。”

1998年,刘新带着何玲看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但不管是当成啥病治,都好不过三天。随后,他们又跑到了郑州、驻马店、漯河等城市里的大医院求诊,但没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1999年收罢麦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开始咳嗽,再到医院检查,又被诊断为冠心病,但吃药打针照样只能好三天。挨到最后,何玲又开始拉肚子、发喘并伴有持续不退的低烧。县医院的大夫这一次给她做了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对刘新说:“吃过药,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过四天则肯定是艾滋病,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1999年6月的一天,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诊断的第四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死去,丈夫刘新相信了最后一个结论──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留下祸根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书说:“他们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文楼自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卖血留下来的祸根!”村支书向记者揭秘说,文楼村是远近闻名的“卖血村”。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天要重复卖好几次。有一次,村里七个人到驻马店卖血,一连抽了七天,七个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合伙买了一辆7000多元的农用四轮拖拉机。拖拉机买了后,但七个人把拖拉机摆弄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力气开动拖拉机,因为他们都脚软手软。

当时,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时候出去卖血的,他们的本意是换钱维持生活,他们没有想到依靠卖血贫穷挥之不去,瘟疫却跟脚而来!

◇村支书说:咱们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记者的手上有这样几份从报纸上得来的资料:

1996年,河南省新野县一个六岁儿童在玩耍中从五楼落下,摔成重伤,经过输血抢救捡回一条生命。然而,时间过去一年,这个孩子在一次体检中却被发现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祸首就是输进了带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将提供血浆的新野县血站及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1997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是因为输血!

文楼村支书忧虑地说:“现在没有外村大人来我们村提亲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这不是把我们村给封闭了吗?”现在外村人都猜测文楼村个个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记者来之前十多天,河南省卫生厅来了三个人,抽取了160个人的血样,拿去郑州化验,村里人还不知道化验结果,但村民们对化验的态度却普遍很消极。

“我不想化验,有那病也没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刘新就代表着这种消极的心态。何玲死后,他要带着三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砖瓦房里过下去──这是何玲卖血盖起来的。刘新说:“我做梦经常梦到一片片血!”他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我不想思过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压抑的文楼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三个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们原本以为那是有钱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联系上了呢?和刘新一样,文楼村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他们宁愿坐等死亡的到来,也不愿知道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虽然拒绝了过去,却不敢面对将来。

◇有关部门拒不承认

采访文楼村,记者的心里始终是沉甸甸的。记者在回郑州的路上,文楼村村支书的话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外边的人只知道了文楼村,其实,周围的几个村庄卖血比我们这里更厉害!”为了证实他的说法,记者又来到了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卫生局,但两位负责人却否定地对记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没调查,不清楚。”卫生局一局长还以“无法解释”的回答,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1999年12月1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北京回到武汉的桂教授。他在电话中说:“上蔡县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诊断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500元钱才能做确诊试验。很遗憾,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能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无法估计出上蔡县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数量肯定是惊人的!”桂教授还说,艾滋病毒绝非一个县的力量所能解决了的,需要外界从技术、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愿意为当地老百姓出力。

⑵《感染率竟高达61.9%——记者探访河南“艾滋病村”》

2001年03月02日07:14 人民网

  本报西安3月1日电 十年前,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许多农民以卖血为业,血头们为了牟取暴利,采血不择手段,草菅人命,导致今天艾滋病在这一地区大规模爆发。上蔡县某村艾滋病感染率竟高达61.9%,该村被当地人称为“艾滋病村”。

  悲惨家庭

  记者在豫南平原的一个村庄里艰难地跋涉,终于来到李家门前,门上紫纸白字的春联,上联是“水流东海永不归”,下联是“日落西山还相见”,横批是“思念双亲”。院门虚掩,院子里静悄悄的。

  记者敲了敲门,得不到应答。恰是中午放学时分,有几个小孩背着书包走过,好奇地望着记者,记者问:“这家的人哪儿去了?”一个小孩转身朝后边指了指说:“那不就是。”记者向他指的方向望去,南边二三十米处一个小女娃形只影单朝这边走来。小女孩看上去只有七八岁,身子单薄,眼神怯怯的。记者问她家里的大人在不在,她推开院门朝里看看,一转身跑到邻居家,拉出一位老太太,这是她奶奶。

  李家的房子外观上不算寒碜,但房内空空荡荡。两年里,李老太太经历了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如今,这位73岁的老人守着12岁的孙子和10岁的孙女,以后的路怎么走?

  前年,老人的儿子李某得了“感冒”,低烧不退,一直拉肚子,头发脱落,一天天消瘦,原来70多公斤的汉子,终于瞪着不甘心的双眼抛下老母和妻儿离开人世,死时体重不足40公斤。去年,同样的厄运又降临到他妻子周某身上,与丈夫的症状一样,比丈夫更不幸的是,周某去世前一个月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亲人,完全丧失了记忆,任凭儿女在身边声声唤“娘”,她充耳不闻。

  说起这些事,李老太太十分悲痛,但没有流泪,她的眼泪已经在两年前流干了。她告诉记者,虽然知道儿子、儿媳的病并没有治好的希望,但还是尽全力去延长病人的生命。结果,病人的命没延长几天,生者却因此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中,连生计也成了问题。

  李某夫妇得的是艾滋病!从来没读过书,李老太太说:“都是前些年卖血卖出来的祸。”

  惊人数据

  河南省上蔡县的这个小村庄得艾滋病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