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继博讯新闻网４日首家报道艾滋病毒西瓜传言后，湖北《楚天都市报》再度登载“艾滋西瓜”消息。河南艾滋病群发事件，海外传媒多有报道，最近一则消息称：退休医生高耀洁，以个人力量帮助河南艾滋病患者，获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ａｎｎ人道奖”，中共政府却不准其前往领奖，安南不得不表示遗憾。共产党政府按照所谓“三个代表”“标准”，不准领奖，封杀报道，甚至不准外国驻大陆记者采访报道。如今“艾滋西瓜”来了，中共可以封杀想封杀的一切，却禁不住口口相传。所以不得不“辟谣”，“谣”从何来？从“一个村一千多人卖血”为生，到辛苦种出的西瓜卖不出去，难道说真是因了“艾滋病”三个字吗？请看楚天都市报５日的“辟谣”报道：
“最近，十堰市城区出现一大怪现象：市民在炎热的夏天却不敢买西瓜降温。原来是谣言惹祸，谣言称：“河南某村部分在十几年前卖血不幸染上艾滋病，他们那里的西瓜有艾滋病毒。”
谣言主要是针对“河南西瓜”，自从谣言传入十堰，使全市西瓜立刻大批量滞销。一位瓜贩从河南花5000元贩了一车西瓜，不料运到十堰正赶上这个传言，眼睁睁地望着将要烂掉的西瓜叫苦不迭。就是本地瓜也无人敢买。
为此，笔者采访了十堰市生防疫站、市人民医院、太和医院等有关方面的专家。专家指出，艾滋病病毒只能在人体内依靠血液提供营养才能生存，一旦离开人体，最多一个小时就会死亡，且传播途径也十分有限，只有性接触、血液、母婴3种传染渠道，它在其它动物，如猪、羊体内难以生存，更不要说植物体内。因此，吃西瓜会染上艾滋病的说法毫无科学依据。（黄忠）”
附未曾来得及封杀的相关报道（３）
⑴《走访河南“艾滋病村”──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１９９９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个人的血样，有１０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８０多例呈阳性──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于去年１２月１２日赶到当地去采访……
◇村里十多个青年相继死去
河南上蔡县共有１３０多万农业人口，虽然土地不算贫瘠，但却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沉重帽子。记者到该县文楼村采访，这个行政村里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惧笼罩着，因为，继该村的一个中年妇女何玲因艾滋病于１９９９年６月死去后，村里又陆续有十多个青年人相继死去……
何玲丈夫对记者说：“何玲于１９９７年就开始犯病，当时，我不在家，她打电话对我说，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锅在家吃，刚吃完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于是就到对门的诊所打了一次点滴，这样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几个月。”
１９９８年，刘新带着何玲看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但不管是当成啥病治，都好不过三天。随后，他们又跑到了郑州、驻马店、漯河等城市里的大医院求诊，但没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１９９９年收罢麦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开始咳嗽，再到医院检查，又被诊断为冠心病，但吃药打针照样只能好三天。捱到最后，何玲又开始拉肚子、发喘并伴有持续不退的低烧。县医院的大夫这一次给她做了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对刘新说：“吃过药，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过四天则肯定是艾滋病，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的一天，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诊断的第四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死去，丈夫刘新相信了最后一个结论──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留下祸根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书说：“他们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８００人的文楼自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卖血留下来的祸根！”村支书向记者揭秘说，文楼村是远近闻名的“卖血村”。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９０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天要重复卖好几次。有一次，村里七个人到驻马店卖血，一连抽了七天，七个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合伙买了一辆７０００多元的农用四轮拖拉机。拖拉机买了后，但七个人把拖拉机摆弄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力气开动拖拉机，因为他们都脚软手软。
当时，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时候出去卖血的，他们的本意是换钱维持生活，他们没有想到依靠卖血贫穷挥之不去，瘟疫却跟脚而来！
◇村支书说：咱们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记者的手上有这样几份从报纸上得来的资料：
１９９６年，河南省新野县一个六岁儿童在玩耍中从五楼落下，摔成重伤，经过输血抢救捡回一条生命。然而，时间过去一年，这个孩子在一次体检中却被发现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祸首就是输进了带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将提供血浆的新野县血站及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１９９７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是因为输血！
文楼村支书忧虑地说：“现在没有外村大人来我们村提亲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这不是把我们村给封闭了吗？”现在外村人都猜测文楼村个个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记者来之前十多天，河南省卫生厅来了三个人，抽取了１６０个人的血样，拿去郑州化验，村里人还不知道化验结果，但村民们对化验的态度却普遍很消极。
“我不想化验，有那病也没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刘新就代表着这种消极的心态。何玲死后，他要带着三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砖瓦房里过下去──这是何玲卖血盖起来的。刘新说：“我做梦经常梦到一片片血！”他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我不想思过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压抑的文楼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三个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们原本以为那是有钱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联系上了呢？和刘新一样，文楼村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他们宁愿坐等死亡的到来，也不愿知道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虽然拒绝了过去，却不敢面对将来。
◇有关部门拒不承认
采访文楼村，记者的心里始终是沉甸甸的。记者在回郑州的路上，文楼村村支书的话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外边的人只知道了文楼村，其实，周围的几个村庄卖血比我们这里更厉害！”为了证实他的说法，记者又来到了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卫生局，但两位负责人却否定地对记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没调查，不清楚。”卫生局一局长还以“无法解释”的回答，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北京回到武汉的桂教授。他在电话中说：“上蔡县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诊断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５００元钱才能做确诊试验。很遗憾，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能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无法估计出上蔡县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数量肯定是惊人的！”桂教授还说，艾滋病毒绝非一个县的力量所能解决了的，需要外界从技术、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愿意为当地老百姓出力。
⑵《感染率竟高达61.9%——记者探访河南“艾滋病村”》
2001年03月02日07:14 人民网
本报西安3月1日电 十年前，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许多农民以卖血为业，血头们为了牟取暴利，采血不择手段，草菅人命，导致今天艾滋病在这一地区大规模爆发。上蔡县某村艾滋病感染率竟高达61.9%，该村被当地人称为“艾滋病村”。
悲惨家庭
记者在豫南平原的一个村庄里艰难地跋涉，终于来到李家门前，门上紫纸白字的春联，上联是“水流东海永不归”，下联是“日落西山还相见”，横批是“思念双亲”。院门虚掩，院子里静悄悄的。
记者敲了敲门，得不到应答。恰是中午放学时分，有几个小孩背着书包走过，好奇地望着记者，记者问：“这家的人哪儿去了？”一个小孩转身朝后边指了指说：“那不就是。”记者向他指的方向望去，南边二三十米处一个小女娃形只影单朝这边走来。小女孩看上去只有七八岁，身子单薄，眼神怯怯的。记者问她家里的大人在不在，她推开院门朝里看看，一转身跑到邻居家，拉出一位老太太，这是她奶奶。
李家的房子外观上不算寒碜，但房内空空荡荡。两年里，李老太太经历了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如今，这位73岁的老人守着12岁的孙子和10岁的孙女，以后的路怎么走？
前年，老人的儿子李某得了“感冒”，低烧不退，一直拉肚子，头发脱落，一天天消瘦，原来70多公斤的汉子，终于瞪着不甘心的双眼抛下老母和妻儿离开人世，死时体重不足40公斤。去年，同样的厄运又降临到他妻子周某身上，与丈夫的症状一样，比丈夫更不幸的是，周某去世前一个月已经不认识自己的亲人，完全丧失了记忆，任凭儿女在身边声声唤“娘”，她充耳不闻。
说起这些事，李老太太十分悲痛，但没有流泪，她的眼泪已经在两年前流干了。她告诉记者，虽然知道儿子、儿媳的病并没有治好的希望，但还是尽全力去延长病人的生命。结果，病人的命没延长几天，生者却因此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中，连生计也成了问题。
李某夫妇得的是艾滋病！从来没读过书，李老太太说：“都是前些年卖血卖出来的祸。”
惊人数据
河南省上蔡县的这个小村庄得艾滋病的人“很多”， 灾劣谡飧龃遄映闪嗽督琶摹鞍滩〈濉薄?p> 据该村计生专干骆某介绍，1999年他们村有42人去世，2000年是44人，其中青壮年占到30%，几乎都是死于艾滋病。“有个研究艾滋病的专家来俺村调查，说有艾滋病的占百分之六七十。现在，计划生育在俺村不用费劲了，让他生他也不敢生。”
骆专干的说法有些笼统，准确地说，是这样的：1999年，湖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接到当地医疗工作者的求援，来到该村考察，第一次在村里有选择地抽取了11份血样，化验结果为10份呈HIV阳性；第二次在自愿化验的村民中抽取了155份血样，竟有96份HIV呈阳性，艾滋病感染率高达61.9%。
卖血种祸根
这些老实本分的农民怎么会得上这种世纪绝症？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血站这一以救死扶伤、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公益事业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血站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区一度曾有33个血站成立，仅上蔡县城就办了4个。其中有公办的、私营的、卫生医疗部门办的，也有行政、企事业单位办的；有技术、有条件的办，无技术、无条件的也办。
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加入了卖血者的行列。卖血被当成了一种有效的致富门路。当时，上蔡县城一个小型血站登记挂号的卖血者竟达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卖血者达444人至500人。另外，还有一批数目可观的外出卖血者，他们成群结队地北上郑州、开封，西进平顶山、焦作，南下武汉等地，有的还成立了组织，选出头目，让他专门出面联系卖血业务。
当时，一些上蔡县的有识之士就对此现象忧心忡忡。卖血的确为一些急等钱用的人解决了燃眉之急，但由此发生的悲剧也不少。例如，频繁卖血使卖血者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体弱、贫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艾滋病已悄悄走进上蔡县，卖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卖血队伍出现了所谓的“血头”，血头一般由三种人担任：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的亲友；有头脑、有关系的卖血者。他们实际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转卖，以赚取利润的生意人。
为了赚钱，他们草菅人命，采血时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时共用一个针头，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张旗鼓的卖血中酿成了这场大祸。
大祸终于在90年代末爆发。
“艾滋病村”的现状
2月10日，记者艰难跋涉在泥泞的村路上，一位妇女的话语不经意地飘过来：“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得了艾滋病！”记者震惊：艾滋病的阴影，死亡的阴影就这样时时刻刻笼罩着村里人的心头。
当你环顾四周，总可以看见几个艾滋病患者的时候，这种阴影又怎么可能消除！所有当年卖过血的人都忧心忡忡。这里的人们在饱尝了贫困之后，还得去品尝比贫困和艾滋病本身更大的痛苦，他们在无助、迷茫和痛悔中生活着……特约记者 华商
《江南时报》(2001年03月02日第四版)
⑶《商洛地区艾滋病调查报告 》
南方周末(3.15)
瞿诗权一家五口中，已经有两个被检出“怪病”
从２０００年年初开始，来自陕西省商洛地区商洛山的多名农民患上一种“怪病”，地方医院无法确诊。其中４名患者被第四军医大学确诊为艾滋病。当年６月，患者之一赵日爱（女，２５岁。商南县湘河乡红鱼口村人）在医院中死亡。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据专家对艾滋病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地区出现艾滋病人死亡时，艾滋病在该地区的流行率已经非常高了。此事已经引起了陕西省卫生、防疫部门的高度重视与警觉。
记者近日前往该地区，对商洛山的艾滋病现象进行调查。
“我当然没病！”
３月１日，商洛地区山阳县高坝店镇黄土凸村，村民张新来在家门口有气没力地劈柴。在他体内ＨＩＶ病毒正在肆虐着。
张是去年６月份后出现的病症：四肢无力、感冒、咳嗽、头疼，老治不好，要反复打针吃药才行。他自得上这病后体重已减少了１５斤。
５年前的那次卖血害了他。１９９５年，山阳县血头姜华朝、赵鹏学以“招工”的名义把村民骗到山西省稷山县。张也兴冲冲地去了。
在那里村民５天要抽３次血，每次抽８００ｃｃ的量，只给６０元钱。张新来先后卖了２０多次，除去吃喝费用，只剩余了８００元卖血钱。 张回忆说，当时抽出来的血液被送入一个离心机里，血头把分离出来的血清吸出来，把血浆加上５０％的盐水调和后，重新注回村民的身体，整个过程约需半个小时。可怕的是那个吸血清的管子是重复使用的。
他从山西回来后，和妻子过着毫无安全措施的性生活。结果是妻子也染上了“怪病”。
张新来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病有多严重。在采访中这夫妻俩一脸麻木，不大相信地看着记者，反问：“我的病有那么严重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艾滋病，也不知道这病是要死人的。
他老婆余桂荣也不知道丈夫得的是啥病，更不相信自己被检验出“劳什子病毒”，她加重语气说：“我当然是‘没病！’”
在当地，不少村民被检验出艾滋病毒后仍然心存侥幸，认为这病“会好的” 。
“我的日子不多了”
据张新来说，在小峪沟村还有多人卖血，其中就有他的姑父刘新民。他愿意带记者去找。
半路上张新来突然停下，指着一个男子说：“瞿诗权也是个卖血汉哩。”
顺他所指，记者看到一个身高１·８０米的汉子，瘦得不成人形，面色蜡黄，破烂的裤子拖到了地上。
瞿是１９９５年的１０月份被熟人骗去山西稷山卖血的。他夫妻是村里第二批去的，共有３０多人。他们在那里两天被采一次血，以４００ｃｃ为一单位，检验合格的血给１００元，不合格的也要，给６０元。他在那里呆了两个月，连卖了２５次。
１９９６年４月的一天，他在种包谷时突然昏倒，被乡亲送到镇医院。经过检验后，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越来越严重的症状已经由不得他不信了。 他说自己每天都在做恶梦，走路都打晃。而村里人说，在没卖血以前，瞿诗权是一个很健壮的小伙，能挑几百斤粮食哩。
记者见到张新来的姑夫刘新民时，他正靠在墙边晒太阳，脸色铁青，不停流着鼻涕，咳嗽。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他被侄儿劝到山西卖血，在那呆了４０多天，总共赚得１０００元钱。 回来他就为这１０００元钱付出代价了：１９９７年４月胃病；１９９８年７月左肋奇痛；１９９９年开始肚子剧痛，每天发作；２０００年６月，眼睛火烧火燎地痛，视力急剧下降，现在几十米外就视物不清。
他指着家对面一所小学的旗杆，对记者说：“以前那旗杆我一口气就能爬上去，卖血回来后我再也没力气爬了。”
他的手脚指甲都出现了病变，指甲表面变厚，像鼓起的包，一抠指甲就像粉一样往下掉，指甲缝里还长起了水泡，手背上长起了癣一样的东西，特别痒。现在后半夜咳出来的痰中带血，足有一大碗。 “我的日子不多了。”他摇摇头叹气。
赵志军一家三口
３月２日，记者前往山阳县银花乡梅子沟村，３２岁的村民赵志军已于２０多天前因艾滋病死亡。
“他死的时候毛发基本脱落光了，人瘦得只有这么一小把了”，村支书用手作了个比划。
赵的丧事没几个人参加。由于不了解艾滋病，村里人不敢在赵家坐。走到他家门口都要绕个弯。
和赵志军一起去卖血的村民殷狗娃身高回忆说，当年他们被血头骗去后就没了自由，好多人被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有黑道上的打手把守，五天中要抽血三次，一次抽两袋（最少４００ＣＣ），只给６０元钱。幸亏因为血头嫌他的血质不好，放松了控制，他才得以翻墙逃回了村。
赵志军不得不去山西卖血，因为当时赵的妻子石春芳正怀着孕，他想卖血赚点钱养孩子。 失去丈夫的石春芳单身去了西安打工，乡亲们谁也说不清她在西安哪里。一个ＨＩＶ携带者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谁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瞒着自己的病况和别人结婚。
他们的孩子今年３岁多了，谁也不打算收养他。甚至连外婆家也不想收留他，“艾滋病”在这个村子里是一个吓死人的字眼。
赵志军的族人一直说要去山西砍死那些“狗日”的血头。
“重型丙肝”大普查
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开始，有关部门在商洛地区所辖７县（市）进行了摸底调查，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相加后是个惊人的：约有１２７００多人有过卖血史。
２００１年春节，趁外出打工者返家过年、人口相对集中之际，有关部门在这７个县（市）秘密、全面进行了一场名为“重型丙肝”的大普查。实际上要查的是ＨＩＶ病毒（艾滋病毒）。
普查的目标是：凡有过卖血史、全年注射过１２次以上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其中包括１２岁以下的卖血者子女。
２００１年元月，商洛地区得到陕西省卫生厅拨的专款，购买了用于艾滋病防治检测的酶标仪等专用仪器。据商洛地区卫生防疫部门人士证实，此次发现的感染者（ＨＩＶ呈阳性者）居多，艾滋病发病者相对要少一些。
记者获悉，已经有７０００余人被紧急抽检。仅第一天发现的ＨＩＶ检测呈阳性者就达２６人，目前总共发现有３００余人ＨＩＶ检测呈阳性……
ＨＩＶ携带者比例之高（２３比１）已经远远超乎了有关部门的的想象。
当地卫生防疫部门随后接到上级通知，“调整了调查检测方案”，立即停止了对余下的５０００多人的血检工作。
此后，政府部门也没有对这一数量庞大的高危人群进行监控，也没有对已查明是ＨＩＶ感染者人群进行严密监控。
对于这一切，来自卫生部门的一位知情人说，“１２７００人”这个数字被层层“缩水”过，实际卖过血的人肯定不止这个数，保守估计也在２００００人以上，实际上的感染者还会更多。
艾滋病爆发的前兆
其实早在１９９７年，商洛地区就出现过艾滋病流行的征兆，但 坪醪⒚挥幸鸬钡赜泄夭棵诺淖愎恢厥印?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８日，商南县城关工商局接报，说在县中心市场边有一民房内正在生产假葡萄糖。工商执法人员前往查封，却发现现场全是劣质血浆。
现场令人不寒而栗：脏乱不堪的房间里，大量人血就盛在敞开的大塑料盆里，腥气逼人，几个工人正拿缸子往里兑葡萄糖，搅拌，然后往袋子里装，装好的封口准备运走。 工商人员在现场查封了血液成品１９６袋，和两大桶已经分离出来的血浆。当地有名的大血头陈邦福的老婆说查扣的不是血，而是油，是她老公搞的。
带队的工商执法人员牛凤雅在检察院工作过，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大案，决定将在场所有人暂时扣留，并当即要求县公安局协助调查此案。
可惜当时主管刑侦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方某（后因贪污受贿被判刑除名）一直不予协助。工商部门只有扣物权，没有抓人权。牛凤雅只能把陈邦福带到工商局询问。
原来陈在当地租了十几间房子大干非法抽血贩血的勾当。工商部门从中查出了七八个大蛇皮袋子，共有５０００多个带残血的小血袋。
几天以后，地区行署组成工作组进驻商南。陈邦福一直不肯承认那加工的东西是人血，说那是“油”。
此案工作组从查扣的那堆血袋中随意抽取了５袋，送到上面去检测，竟然在那５袋血里都检出了艾滋病毒！血里还混有丙肝、梅毒病毒。此事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动。
但对此事的处理却出乎人们意料。直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６日，商南县领导直接建议把陈邦福抓捕归案时，县公安局才想起去抓人，当晚陈却跑了。
后来总算在山西省洪洞县抓到了陈邦福，他也才被判了两年徒刑，目前已经出狱。 最后县上有关部门为了应付上面对艾滋毒血一事的查问，推诿说“那事发生在河南，不在本县。”（商南县毗邻河南）一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艾滋病爆发征兆就这样被忽视掉了。 血站管理的背后
商洛地区血站管理的弊端在事发后才浮出水面。
据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两位领导透露：每当他们对商州血站、商南血站所采血样进行监测时，就会有各级领导打招呼，叫他们以后别再去查了。
而商洛地区艾滋病监测中心一直处于“无米下锅”的尴尬处境。鉴于１９９７年商南出现艾滋毒血事件，他们多次要求上级拨给经费购买检测设备与测试试剂，以加强监控，但直到２０００年底出现多例艾滋病患者死亡事件前，此事迟迟得不到解决。
商南县卫生系统一个领导透露，该县西关血站是被某军医大除名的几个人打着西安某公司名义搞起来的。他们神通广大，每当防疫部门对其血样进行监测时，总能搬来上级领导出面说情，查不下去。
血站成了凌驾于本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太上皇”，地方部门对之无能为力。直到去年山阳县出现艾滋病患者后，该血站才被暂时关闭。
记者找到了该血站管理者雷付全，假称是从广东来的大买家，两名当地记者充当中介。
雷说自己是在此行搞了１４年的的老血头，认识很多本地、山西和河南的血头，因为手头有稳定的供血者，而被西安来的王恩德、胡涛等人请来当管理。
他拍胸脯保证说他手里有一两千供血者，“跟县上、镇里的医院也熟得很”
，过检测关没问题；河南那边还有几千名供血者，那边随时有人会组织送人过来采血，只是价钱方面要高一些，采４００ｃｃ要１５０元。
据雷说，商南血站过不几天就又要开业了，据说是神通广大的那几个人活动的结果。
而据商洛地区卫生防疫部门的人证实：因为血站管理混乱，现在一些受血者（使用的是血站提供的血液）也出现了问题。在商州大荆镇，查了９０多例受血者，竟查出３０多个所谓“重型丙肝”患者。
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含有病毒的血液在防疫部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流向哪里？还会有多少人因输血、用药而感染ＨＩＶ病毒？这都是一个待解之谜。
（·河南：爱滋病大规模爆发 目前河南全省每个地市都已经发现了艾滋病人！
河南东南的开封等四市，已没有艾滋感染空白县！
单单驻马店一个上蔡县，艾滋病感染者就近一万人！
卖过血的农民说，上蔡的血流向全国各地......
·感染率竟高达61.9% 记者探访河南“艾滋病村”
十年前，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许多农民以卖血为业，血头们为了牟取暴利，采血不择手段，草菅人命，导致今天艾滋病在这一地区大规模爆发。上蔡县某村艾滋病感染率竟高达61.9%，该村被当地人称为“艾滋病村”。 ）
摘自(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