蛛丝马迹，一直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为新加坡的经济建设成就所震慑，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趁机把邓小平“教育”和奉劝了一番：利用极权，集中从事经济建设；控制异见人士，防范“政治动乱”；韬光养晦，停止对外渗透，尤其停止对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李光耀的一番说教，令邓小平沉默良久，也茅塞顿开。之后近二十年，邓小平几乎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教导”，在中国，一边推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边维持政治上的极权高压。同时减少或停止对所谓“第三世界”的“援助”。

而企图扮演“亚洲教父”的李光耀，尝到“开导”邓小平的“甜头”，便一发而不可收，即便在卸任之后，仍四方奔走，为不遗余力地宣扬他那一套所谓“亚洲价值观念”，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影响所及，包括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以及傀儡人物香港特首董建华。以刑事罪名诬判政治异见人士，便是江泽民从李光耀那里学来的一招。以小恩小惠笼络和愚弄老百姓，则是江泽民和董建华跟李光耀学的另一招“绝活”。

但在台湾，李光耀则吃了“闭门羹”，先后为李登辉所回避，为陈水扁所淡化，而无从施技。扮演两岸调停人的企图，也告失败。或许，台湾领导人明白一条古训：好为人师者，人之患也。谈到“新加坡模式”，需首先透视这一模式的真正面目。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经济上，新加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短时间内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足以成为亚洲经济的一大典范。但不要忘记，这一经济奇迹，完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经济基础之上。而在政治上，新加坡负民主之名，却行专制之实。所有选举，为执政党所控制，或暗中操盘；法律极为苛刻，并主要为执政者所用，持不同政见者难以擡头。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内涵，与李光耀个人的性格、心机，以及其执政三十年的历史密不可分。打开畅销一时的《李光耀自传》，令许多读者大感意外的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过程，在书中鲜少得到展示，倒是李光耀个人的权谋、权术，暴露得淋漓尽致。先是依托自由派，李光耀得以发迹；转而又依靠共产党或左派阵营，李光耀一一瓦解了自由派对手；大权在握之后，李光耀又将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悉数投入监狱。同希特勒一样，权术大师李光耀是操纵选举的高手，在选举中，甚至采用了类似纳粹设冲锋队的方式：竞选集会上，李光耀们用聚光灯对准呼喊反对口号的人群，大量拍照和录影，聚会后则据此逐一报复，毫不留情。对普通民众，则尽量以民生上的小恩小惠予以笼络。

看透了李光耀的作为，也就不难看透，今天，江泽民和上海帮的作为：经济上尽可能放开，政治上尽可能控严；只要是非官方的，任何组织和聚会，都被取消、镇压，哪怕是气功组织或宗教团体；而官方或地方所操办的庆祝活动、歌舞晚会、体育盛事，等等，则任其发挥，愈大愈好，以造成“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虚假夸大局面。至于公务员，城镇居民，军队官兵，乃至大学教授，工资则一加再加，唯一目的，就是不让他们“闹事”；甚至于，“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松动了，只要能“让一部分人先高兴起来”......

然而，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中国，就大功告成，一劳永逸？恐怕未必。

首先，新加坡乃弹丸之国，数十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余万人口，凭籍马来西亚半岛南端的天然良港，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经济奇迹的获得，除了普通道理，还有特殊成因。作为泱泱大国，中国人民对专制的纵容，和对奴役的忍耐，到今日，显然已难以为继。硬要效法新加坡，恐怕闹出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洋相”。

其次，亚洲“四小龙”中，除新加坡之外，韩国，台湾，在经济发达之后，都步入相对完整的民主社会；如果不是北京的阻扰，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也早已是发育成熟的民主之港；而亚洲首富日本，更是将经济建设与民主建设熔于一炉，同步发展。可见，在政治民主方面，并无所谓有别于世界其他部分的、特殊的“亚洲价值观念”。以菲律宾、印尼等国政局的一时动荡为例，来否定民主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或为目光短浅，或为牵强附会。

再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先后有“文景之治”(长达三十年)、“贞观之治”(延及武则天时期，长达五十年)、“康乾之治”(长达一百二十余年)，几度稳定、繁荣、歌舞升平、万邦来朝，然而，因为没有确立赋有制衡和监督功能的民主政治机制，经济繁荣尽如过眼云烟，中国社会被迫反复经历一波又一波的震荡与动乱。足为前车之鉴。

由此看来，“新加坡模式”，非但拯救不了今中国，却反而会因江泽民利用而大出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