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施效颦──江泽民大出李光耀的洋相
 
2001-7-11
 
【人民报消息】最近,有香港媒体披露,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倡导以“新加坡模式”搞“政改”;实际上,无需媒体披露,江泽民之心,路人皆知,其欲效法新加坡,早在衆多智者的意料之中。

蛛丝马迹,一直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爲新加坡的经济建设成就所震慑,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趁机把邓小平“教育”和奉劝了一番:利用极权,集中从事经济建设;控制异见人士,防范“政治动乱”;韬光养晦,停止对外渗透,尤其停止对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李光耀的一番说教,令邓小平沈默良久,也茅塞顿开。之后近二十年,邓小平几乎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教导”,在中国,一边推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边维持政治上的极权高压。同时减少或停止对所谓“第三世界”的“援助”。

而企图扮演“亚洲教父”的李光耀,尝到“开导”邓小平的“甜头”,便一发而不可收,即便在卸任之后,仍四方奔走,爲不遗余力地宣扬他那一套所谓“亚洲价值观念”,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影响所及,包括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以及傀儡人物香港特首董建华。以刑事罪名诬判政治异见人士,便是江泽民从李光耀那里学来的一招。以小恩小惠笼络和愚弄老百姓,则是江泽民和董建华跟李光耀学的另一招“绝活”。

但在台湾,李光耀则吃了“闭门羹”,先后爲李登辉所回避,爲陈水扁所淡化,而无从施技。扮演两岸调停人的企图,也告失败。或许,台湾领导人明白一条古训:好爲人师者,人之患也。谈到“新加坡模式”,需首先透视这一模式的真正面目。作爲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经济上,新加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短时间内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足以成爲亚洲经济的一大典范。但不要忘记,这一经济奇迹,完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经济基础之上。而在政治上,新加坡负民主之名,却行专制之实。所有选举,爲执政党所控制,或暗中操盘;法律极爲苛刻,并主要爲执政者所用,持不同政见者难以擡头。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内涵,与李光耀个人的性格、心机,以及其执政三十年的历史密不可分。打开畅销一时的《李光耀自传》,令许多读者大感意外的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过程,在书中鲜少得到展示,倒是李光耀个人的权谋、权术,暴露得淋漓尽致。先是依托自由派,李光耀得以发迹;转而又依靠共产党或左派阵营,李光耀一一瓦解了自由派对手;大权在握之后,李光耀又将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悉数投入监狱。同希特勒一样,权术大师李光耀是操纵选举的高手,在选举中,甚至采用了类似纳粹设冲锋队的方式:竞选集会上,李光耀们用聚光灯对准呼喊反对口号的人群,大量拍照和录影,聚会后则据此逐一报复,毫不留情。对普通民衆,则尽量以民生上的小恩小惠予以笼络。

看透了李光耀的作爲,也就不难看透,今天,江泽民和上海帮的作爲:经济上尽可能放开,政治上尽可能控严;只要是非官方的,任何组织和聚会,都被取消、镇压,哪怕是气功组织或宗教团体;而官方或地方所操办的庆祝活动、歌舞晚会、体育盛事,等等,则任其发挥,愈大愈好,以造成“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虚假夸大局面。至于公务员,城镇居民,军队官兵,乃至大学教授,工资则一加再加,唯一目的,就是不让他们“闹事”;甚至于,“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松动了,只要能“让一部分人先高兴起来”......

然而,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中国,就大功告成,一劳永逸?恐怕未必。

首先,新加坡乃弹丸之国,数十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余万人口,凭籍马来西亚半岛南端的天然良港,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经济奇迹的获得,除了普通道理,还有特殊成因。作爲泱泱大国,中国人民对专制的纵容,和对奴役的忍耐,到今日,显然已难以爲继。硬要效法新加坡,恐怕闹出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洋相”。

其次,亚洲“四小龙”中,除新加坡之外,韩国,台湾,在经济发达之后,都步入相对完整的民主社会;如果不是北京的阻扰,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也早已是发育成熟的民主之港;而亚洲首富日本,更是将经济建设与民主建设熔于一炉,同步发展。可见,在政治民主方面,并无所谓有别于世界其他部分的、特殊的“亚洲价值观念”。以菲律宾、印尼等国政局的一时动荡爲例,来否定民主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或爲目光短浅,或爲牵强附会。

再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先后有“文景之治”(长达三十年)、“贞观之治”(延及武则天时期,长达五十年)、“康乾之治”(长达一百二十余年),几度稳定、繁荣、歌舞升平、万邦来朝,然而,因爲没有确立赋有制衡和监督功能的民主政治机制,经济繁荣尽如过眼云烟,中国社会被迫反复经历一波又一波的震荡与动乱。足爲前车之鉴。

由此看来,“新加坡模式”,非但拯救不了今中国,却反而会因江泽民利用而大出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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