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施效顰──江澤民大出李光耀的洋相
 
2001年7月11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最近,有香港媒體披露,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倡導以「新加坡模式」搞「政改」;實際上,無需媒體披露,江澤民之心,路人皆知,其欲效法新加坡,早在衆多智者的意料之中。

蛛絲馬跡,一直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爲新加坡的經濟建設成就所震懾,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趁機把鄧小平「教育」和奉勸了一番:利用極權,集中從事經濟建設;控制異見人士,防範「政治動亂」;韜光養晦,停止對外滲透,尤其停止對東南亞國家「輸出革命」。李光耀的一番說教,令鄧小平沈默良久,也茅塞頓開。之後近二十年,鄧小平幾乎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教導」,在中國,一邊推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一邊維持政治上的極權高壓。同時減少或停止對所謂「第三世界」的「援助」。

而企圖扮演「亞洲教父」的李光耀,嚐到「開導」鄧小平的「甜頭」,便一發而不可收,即便在卸任之後,仍四方奔走,爲不遺餘力地宣揚他那一套所謂「亞洲價值觀念」,馬不停蹄,風塵僕僕。影響所及,包括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澤民,以及傀儡人物香港特首董建華。以刑事罪名誣判政治異見人士,便是江澤民從李光耀那裏學來的一招。以小恩小惠籠絡和愚弄老百姓,則是江澤民和董建華跟李光耀學的另一招「絕活」。

但在臺灣,李光耀則吃了「閉門羹」,先後爲李登輝所迴避,爲陳水扁所淡化,而無從施技。扮演兩岸調停人的企圖,也告失敗。或許,臺灣領導人明白一條古訓:好爲人師者,人之患也。談到「新加坡模式」,需首先透視這一模式的真正面目。作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在經濟上,新加坡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短時間內所創造的經濟奇蹟,足以成爲亞洲經濟的一大典範。但不要忘記,這一經濟奇蹟,完全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式的自由經濟基礎之上。而在政治上,新加坡負民主之名,卻行專制之實。所有選舉,爲執政黨所控制,或暗中操盤;法律極爲苛刻,並主要爲執政者所用,持不同政見者難以擡頭。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內涵,與李光耀個人的性格、心機,以及其執政三十年的歷史密不可分。打開暢銷一時的《李光耀自傳》,令許多讀者大感意外的是,新加坡經濟起飛的過程,在書中鮮少得到展示,倒是李光耀個人的權謀、權術,暴露得淋漓盡致。先是依託自由派,李光耀得以發跡;轉而又依靠共產黨或左派陣營,李光耀一一瓦解了自由派對手;大權在握之後,李光耀又將共產黨和左派人士悉數投入監獄。同希特勒一樣,權術大師李光耀是操縱選舉的高手,在選舉中,甚至採用了類似納粹設衝鋒隊的方式:競選集會上,李光耀們用聚光燈對準呼喊反對口號的人羣,大量拍照和錄影,聚會後則據此逐一報復,毫不留情。對普通民衆,則儘量以民生上的小恩小惠予以籠絡。

看透了李光耀的作爲,也就不難看透,今天,江澤民和上海幫的作爲:經濟上儘可能放開,政治上儘可能控嚴;只要是非官方的,任何組織和聚會,都被取消、鎮壓,哪怕是氣功組織或宗教團體;而官方或地方所操辦的慶祝活動、歌舞晚會、體育盛事,等等,則任其發揮,愈大愈好,以造成「太平盛世」、「歌舞昇平」的虛假誇大局面。至於公務員,城鎮居民,軍隊官兵,乃至大學教授,工資則一加再加,唯一目的,就是不讓他們「鬧事」;甚至於,「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可以鬆動了,只要能「讓一部分人先高興起來」......

然而,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中國,就大功告成,一勞永逸?恐怕未必。

首先,新加坡乃彈丸之國,數十平方公里土地,三百餘萬人口,憑籍馬來西亞半島南端的天然良港,四通八達,左右逢源,經濟奇蹟的獲得,除了普通道理,還有特殊成因。作爲泱泱大國,中國人民對專制的縱容,和對奴役的忍耐,到今日,顯然已難以爲繼。硬要效法新加坡,恐怕鬧出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洋相」。

其次,亞洲「四小龍」中,除新加坡之外,韓國,臺灣,在經濟發達之後,都步入相對完整的民主社會;如果不是北京的阻擾,已經迴歸中國的香港,也早已是發育成熟的民主之港;而亞洲首富日本,更是將經濟建設與民主建設熔於一爐,同步發展。可見,在政治民主方面,並無所謂有別於世界其他部分的、特殊的「亞洲價值觀念」。以菲律賓、印尼等國政局的一時動盪爲例,來否定民主的普遍性和永恆性,或爲目光短淺,或爲牽強附會。

再次,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曾先後有「文景之治」(長達三十年)、「貞觀之治」(延及武則天時期,長達五十年)、「康乾之治」(長達一百二十餘年),幾度穩定、繁榮、歌舞昇平、萬邦來朝,然而,因爲沒有確立賦有制衡和監督功能的民主政治機制,經濟繁榮盡如過眼雲煙,中國社會被迫反覆經歷一波又一波的震盪與動亂。足爲前車之鑑。

由此看來,「新加坡模式」,非但拯救不了今中國,卻反而會因江澤民利用而大出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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